新加坡科研模式并非完美无缺

原本在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属下机构担任首席研究员多年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华裔博士蔡名杰不被续约，遍寻工作不果后转行当的士司机的故事，最近成了坊间的讨论热点，也让人留意该国外来科研人员的现状。

新加坡自然资源匮乏，人才几乎是这个城市国家赖以发展经济的唯一资源。作为中国人眼中的楷模，新加坡多年前大手笔投入科研，短期间吸引全球许多科学家入驻。在局外人看来，新加坡营造的科研天堂美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在科学知识和经济回收的平衡之间，依然面临政策运作的困难，一些科学家的离去，也显现出新加坡模式的困境。

著名的“夫妻档”癌症基因学专家科普兰和詹金斯，2006年离开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来到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研究院，和其他各国菁英一起加入这个城市国家所精心打造的研究环境。充裕的研究奖助经费、优渥的薪资再加上令人称羡的工作条件，此地在过去10年间，吸引了全球各地优秀研究人员进驻，也让新加坡登上国际舞台，例如新加坡基因组研究就自诩是全球最重要基础基因研究机构之一。

新加坡自身的发展定位，是要进行生物医学相关领域尖端研究的基础建设，它吸引了许多年轻研究者及博士后研究生前来，不只因为有大笔研究经费，更因为研究声誉卓著，再加上各国菁英聚集的热闹氛围，使新加坡成为追求未来发展的最佳之地。

财务压力是全球研究界普遍面临的问题，投资报酬率为决策制定者首要追求目标，新加坡也不例外。虽然当局将紧缩研究预算的传言不断，但2010年9月政府宣布将近三分之一的总研究经费预算，改列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业联盟基金”项目下，仍然造成一片哗然。此后要取得“产业联盟基金”的资助，取决于研究人员是否有能力提出能业运用的研究计划。这项措施影响及于所有研究领域，但高层认为生物医学界投入的努力不够，所以针对其申请条件特别严格要求。

各界无须对新加坡科学家寄予同情。只要他们能继续提出符合产业运用条件的研究计划，就仍可以像以前一样享有优厚待遇。为申请研究奖助而须撰写计划，是全世界这个行业的基本功，真正问题不在于新加坡政府改变了奖助优先对象，而在于当局如何配合产业发展改变执行相关措施。

奖助政策改弦更张后，为了配合2010年11月研究计划征求时限，新加坡的科学家搅尽脑汁撰写以产业应用为导向的研究计划，因为只有与产业界合约挂钩，才有加分效果。但全球制药业正逢景况不佳，要与业界达成合作协议，谈何容易，所以许多研究计划上报时不得不附注“产业合作对象未定”。科学家担心，必须于短短数周或数月和业界谈成合作协议的窘迫时间限制下，他们将被迫接受不利的合约条件。

研究人员对于政府未能清楚说明如何针对蜂拥而至的研究申请案进行审查，感到忧心。过去新加坡曾采用外部审查委员会负责机构稽查，但审查个别研究奖助申请案完全不同，要做得好则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新加坡会不会变成由官僚及特定几位科学家主宰申请者命运的国家？由于前途未卜，政府又迟迟不说明相关政策如何执行，在感到失望之余，“夫妻档”科普兰和詹金斯决定离开新加坡，许多科学家也开始另谋他职。

新加坡通过大规模资金投入来达成产业快速转型。对于这种将科研目标与经济现实挂钩的政策，外来科研人员认为过于急躁又欠缺完善规划，恐将全盘毁坏之前建立起来的“科研天堂”的亮丽形象与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