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外地去过冬?

对海外市场具有很强依赖性的北京服务外包行业无疑是对危机反应最为敏感的晴雨表。

欲走还留

“怎么还不撤出北京?!”

对海外市场具有很强依赖性的北京服务外包行业无疑是对危机反应最为敏感的晴雨表。

近期这个行业业最流行的话题就是“国家批准北京等20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和“撤出北京到外地去过冬”了。前者显示了有政策护航，服务外包将在危机中迎来发展的机遇，就连国务院副总理不久前也公开表示“努力将服务外包打造成新的增长亮点。”后者则说明了在各地争相发展服务外包的大环境下，总额约占全国五分之一的北京服务外包行业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部分企业流失。

在采访中记者就听到了这样的顺口溜：“如果北京不出台有力的政策，大企业跑了，小企业死了，北京的服务外包产业没有了。”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这个顺口溜反映的正是北京服务外包行业发展的一些真实现状：企业订单少了，利润下滑了，融资渠道堵死了。所以，当外地很多城市纷纷出台各种优惠政策招揽服务外包企业落户时，一些饱受危机折磨的企业纷纷逃离北京。

“北京在这方面就显得比较保守。别说资金支持了，很多政策设计对服务外包企业本身就不适合，我们基本享受不到优惠政策。而此时是企业最脆弱的时候，他们也最需要政府的扶持。”某外包企业老总告诉记者，一些外地城市的政策不仅灵活，而且还非常优惠，一听说是北京的企业，有些城市还专门给一笔落户启动资金。“到外地去过冬”成了北京一些服务外包企业的时尚选择。

当然也有企业高歌“我爱北京天安门”选择坚定留守北京的，这些企业大多规模很大，效益比较好，业务结构稳定，有固定的融资渠道。中讯公司老总王旭彬就是其中的坚持者。王旭彬坦言，他也曾尝试到外地的二级城市做分公司，但总是铩羽而归，究其原因还是北京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

“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就是人才，没有人什么都干不了。”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的公司部分迁到大连，在饱尝当地政策甜头的同时也饱受人才饥渴。“月薪八千以上就找不到人了。在北京月薪一万的一个员工能做的工作顶外地3-4个，或者做得更好。”该公司负责人坦言，虽然迫于生存压力他们不得不到外地过冬，但仍然对北京的人才优势恋恋不舍。同时记者了解到，伴随着一些企业“出走”，外地一些成熟大公司选择了在北京设立分公司。如大连海辉就南迁北京。其领导人曾坦言：“因为北京具有其他城市没有人才和市场”。

在以往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其实对于发包方(尤其是一些大的发包方来说)，把业务放到北京成本已经低很多，因此对于成本相对更低廉的外地城市对他们的诱惑不是很大，此时他们更关心的是产品的质量。北京服务外包协会秘书长朱梓齐告诉记者，虽然金融危机对这个行业产生了一些影响，并且从去年11月以后这种影响逐渐加剧，但并不能影响这个行业在北京发展的广阔发展前景和良好的发展态势。关键在于，这是一个需要政府，企业共同打造的行业。

朱梓齐认为，服务外包在北京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两年一直以80％的增速发展，去年虽然增速减慢，但仍然高于很多行业。比如中科大洋这几年发展一直成倍增长：2007年销售额3个多亿，2008年6个多亿，增幅达到200％。从国外成功发展模式和近两年中国服务外包的发展趋势，服务外包产业将由小型企业向大型企业集中，其中企业所承接的项目规模和企业规模将起决定性作用。另外，这个行业的特征决定了企业的单一行为很难形成群体效应，影响力也有限，这需要政府将整个产业统一包装进行整合推广，印度Nasscom的商业模式就是很好的借鉴。

接受记者采访的企业也认为，“北京服务外包”这一品牌一旦形成，首先将在国际服务外包市场获得最大增值，未来国外发包企业认可信赖的是北京市这个整体品牌，这样就形成了政府投入、政府获益，企业共盈的良性发展模式。第二，该品牌一旦形成，北京市将对国内服务外包产业和服务外包接包企业拥有实际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在未来发展中北京将有能力影响全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并掌握对服务外包企业优胜劣汰的选择权。

从“量”变到“质”变

从2008年11月以后，北京服务外包企业风调雨顺的好日子结束了。从那时开始，危机对行业的影响日愈加剧。“很多发包企业原来的计划推迟，更多的合同做到一半就停止了。”但是他认为，这次危机对整个行业来说，虽然“量”减少了，但对“质”的提升会是一件好事。

机会闪烁于危机之中。危机对北京的服务外包行业来说有五大机遇：

第一，并购与合资的好时机。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很多机构把BPO(金融外包)项目出售，比如花旗银行要出售其结算中心，这对外包企业是一个机会。因为这种项目往往带有持续的业务合同，印度的TCS收购了花旗IT部门就为它带来了持续的业务。记者了解到，方正国际也有收购日本公司的计划，可是苦于资金匮乏，这个收购计划不得已一拖再拖。如果此时政府对于企业有一些收购方面的支持，将会使很多企业获得发展。

同时，在发达国家市场目前疲软的情况下，中国市场也会是全球企业拓展和深化业务组合的机会。中国的服务供应商可以与国际服务供应商组成战略合作联盟，通过提供国内客户关系来从国际合作伙伴那里引入新的服务能力。

第二，与印度争夺市场欧美市场的机会。不久前沸沸扬扬的印度萨其亚公司10亿美金的报表作假使美国公司对印度外包企业的诚信产生了质疑，业内人士认为这对中国(尤其是北京)的企业来说是一个好事。萨其亚造假事件对印度公司打击很大，这样北京的外包企业是最有能力去承接部分原本属于印度的业务。当然，朱梓齐认为这种机会多在于欧美市场，“日本企业很抱团。危机中他们会首先把业务外包给本国公司，这也是为什么目前这个行业日本市场的业务普遍压缩的原因。”

第三，国外大公司加紧布阵中国市场，这对发展内需市场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说明国内潜在的内需市场还没有产生足够的需求来促成国内服务提供商的增长。金融危机来临，很多国际大公司都在收缩全球的业务，而更多的国际大公司却加大了中国市场的布局。比如挪威最大的游戏公司fun，com，收缩其他国家市场，关闭很多国家的点的同时，却加大了在北京的投入和布阵，这对北京的服务外包企业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意味着，我们有足够大的内需市场还没有开发。

第四，企业将面临洗牌，整合后的企业“质”将提升。朱梓齐谈到，中国尚未出现一家达到相当规模的

(服务外包收入超过10亿美元)企业，整个行业依然呈高度分散格局。2008年一些大公司业务增长态势还是不错的。比如文思科技的欧洲生意就做得很好，其他一些做欧洲业务的公司发展也都不错，很多公司都扩大了规模，如软通动力增加了2000-3000人的规模，欧美和内地市场业务都有增长。他认为2009年龙头企业将分化：快速增长或者停顿。那些已经走向国际市场，建立稳定的融资渠道的企业将会快速增长。“凡是能活下来的中小企业，在经济转暖后肯定会有所发展。”最后他提到，随着外地招商力度加大，有部分企业会分流到外地。

第五，人才的机遇。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有一批熟悉国际市场客户，掌握丰富行业经验的专业人士将寻找进一步的职业发展机会。如果企业能营造恰当的工作环境――包括有竞争力的薪酬、能够升迁至高层职位的坚实职业发展路径，以及包容多样性的企业文化，则可以吸引发达国家经验丰富的行业专业人士加盟中国企业。

“我们这个行业对当前的危机还有一个贡献：就是解决大学生就业。据粗略估计，我们已经解决了5万大学生就业。今年这种趋势还会加大。”

服务外包行业可能先行复苏

当下很多政策的出台和发展态势都让人们对服务外包行业未来的发展有了一个乐观的预期：据估计2010年全球国际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将超过6000亿美元，中国将成为这块蛋糕的有力瓜分者：全球财富1000强中95％的企业已经制定业务外包计划。不久前国务院将北京、天津，上海等20个城市为确定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并将在20个试点城市实行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措施把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作为推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增加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这些都为这个行业持续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专家预测，这个行业可能先行复苏。

麦肯锡公司近期的中国外包行业的报告认为，中国正处于加快发展服务外包业务的关键时期，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中国独有的优势决定了发展服务外包的潜力很大，有望成为全球重要的服务外包目的地。麦肯锡的报告认为：以下四个领域可成为中国服务外包行业实现跨越式增长的引擎：

第一，依托“端到端”产业链的全球主导地位，在三至五个新兴领域建立先发优势。在一些中国整体上已经具有“端到端”产业链优势的行业，逐步形成世界研发中心。例如在通讯行业，中国有全球最大的通讯市场，不管是固线还是无线通讯，中国可依托其全球最大的几家电信运营商和一些全球范围内增长最快速的电讯设备制造商，形成“端到端”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打造服务这个行业的增长点。

第二，巩固面向日，韩离岸业务首选目的地地位，逐步打造产业研发联盟。在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服务外包首要接包地基础之上，进一步把服务推向高端，形成产业研发联盟。值得考虑的例子可能包括，消费电子、汽车、清洁能源，生物技术、游戏和动漫。中国与日，韩天然的语言和文化亲和力，已经帮助中国树立了在基本离岸业务领域内的领导地位，可继续利用这一优势，展示从事高附加值业务上的能力，向客户提供新的价值。

第三，利用中国的经济重要性和战略性地理位置，树立跨国企业在亚洲全方位运营和管理中心地位。这超出了狭义的服务外包领域，不仅仅是IT服务和一些相对比较标准化的流程运作，而是涉及营销、销售，管理等的全方位工作，都可以在中国实现。目前在很多行业，中国已经是全球前三位的市场，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把中国看成“第二本土市场”。加之中国在亚洲地区又拥有相当好的地理位置和完备的交通网络，因此有希望成为跨国企业在亚洲全方位的运营和管理中心，并随之带来大量的，无论是前端还是后端的服务外包业务。

第四，通过加速信息化建设进程，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需求。目前，中国的IT支出总量占GDP的比例远低于其他许多国家，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和印度的二分之一。由于中国政府对政府机构拥有财政支配权和直接决策权，并对国有企业拥有影响力，因此政府有能力推动国内IT需求的快速释放。例如，政府部门可以对个人计算机及“最后一英里”宽带接入等IT基础设施进行投入和更新，或通过部署电子政务应用来提升办公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