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故里 抢噱头

打出名人故里的口号,无非就想要提高知名度的噱头。

新版《三国》上映以来饱受非议,观众抱怨新版的导演与演员太缺乏文学素养,与旧版的艺术水准相距甚远。同样,颇受争议的还有现实生活中三国名人故里的争夺战:湖北嘉鱼县、河南商丘、湖南岳阳、浙江义乌、安徽的潜山 、庐江、南陵五省七地争大、小“二乔”故里;河北临城县和正定县争夺赵云故里;河南南阳、湖北襄樊和山东临沂争夺诸葛亮故里。

故里逻辑学

《敦煌变文集•秋胡变文》中就已经出现“故里”:“臣得重赏,由如衣锦夜行;特望天恩,放臣皈国,还于故里,岂不是大王慈恩?”“衣锦还乡”即出于此意。此处的故里便是家乡之意。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小阁闲坐》写到:“二疏返故里,四老归旧山。”

故与旧对应,山与里对应。我们知道,从古至今,中国人称为“故地”的除了有出生地,常年的居住地,还有祖籍。这都算不算是故乡呢?“故里”在古人那里是家乡,而家乡本身又当如何界定。这种解释的逻辑是,对一词的定义指向另一个词所代表的物,如此循环往复,最终云里雾里地找不到精准解释。中国民间总爱谈玄,就像老子说的那种“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状态,对事物的解释不予以定论,也就产生了诸多的歧义。

后人们争夺名人故里,大都蒙此文化逻辑所赐。诸葛亮的故里争夺战业已持续数百年。只不过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在媒体的高度关注和炒作下,加入这一系列争夺战的城市越来越多、战线越来越长、火药味越来越浓,大有烧遍全国之势。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对这类现象,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地方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或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出现一种文化焦虑。它可能发现自己原有的文化根基不够深厚、文化色彩不够浓厚,成了其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经济繁荣以后,人们很容易要求地方上有一种文化上的说法、文化上的发展。这时,当地的文化渊源、文化古迹,与历史文化名人有关的东西都会被刻意凸显出来。这在欧洲、美国也很常见。”

张教授的意思是,这些城市的经济已经相对较发达了,在物质上上比较充裕,需要在精神上寻找归宿感。这一观点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城市可以说得通。但是,这一轮的故里争夺所牵涉到的城市,大都是中西部相对不太发达的区域,如:争夺西门庆的山东阳谷、临清与安徽省黄山;争夺“二乔”的湖北嘉鱼县、河南商丘、湖南岳阳、安徽的潜山 、庐江、南陵;争夺赵云的河北临城县和正定县等地。这些城市还在想方设法养家糊口,哪来的闲暇顾虑什么精神焦虑的形而上的问题。可见,所谓的文化认同的需求并不具备出现时机。

打出名人故里的口号,无非就想要提高知名度的噱头。这个噱头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提高知名度,是为了招商引资,发展区域经济;一是以名人为核心,辐射发展旅游文化产业。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经济利益。精神层面只是他们的引致性需求,与他们自身无甚关联。

为何是他们?!

诸葛亮的故里一直就没有定论,中国人并不反感对于它的争夺。一说湖北襄樊,一说山东临沂。但这没有影响两个城市发展自己的旅游经济,襄樊先世代居住诸葛亮的后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村落;临沂已修建孔明文化旅游区,每年举办旅游节。襄樊是孔明的出生地,而临沂是孔明的祖籍。一直以来,两地差别化地定位,实现了经济上的共赢。

近日学者裴钰撰写名人故里争夺系列的专栏文章引起了媒体和读者对各地方政府借名人搞旅游的愤慨。事实上,各地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转型,鼓励发展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自然是各地都愿意尝试的领域,这本无可厚非。值得探讨的不是愤慨为何要争抢名人来搞旅游,而是争夺的名人对象――“二乔”、西门庆等。

《深圳特区报》评论说:“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传说与历史,名人之多,可比天上繁星,恒河沙数,每个地方要找出一个数个、甚至更多有关联的历史名人,那是太容易了。”

这话不假。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像样点的城市的地方志里几乎都有那么几个名人。但问题是,这些名人在中国大众心目中的知名度有多高,它可以被用来当作发展旅游经济的招牌的价值有多大。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妇孺皆知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能够想到并可用作噱头的已经所剩无几。于是,西门庆这类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也成为城市文化旅游对外推广的形象。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也能够理解两省三地对西门庆故里的争夺。换句话说,中国名人还很多,但都不如他的知名度高。在这场文化旅游发展的浪潮中,各地最关注的是知名度而非美誉度。“大淫贼也就成了香饽饽”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噱头的背后

这种借名人故里来发展本地经济的动力核心是消费理念。在重商主义的中国,名人、名死人同样可以用来消费。消费死人没有代价吗?万无一失吗?不管怎样,至少短期之内不会有什么害处,况且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前的死人不可能诈尸作证。争一争又何妨。在媒体中炒作一把,读者看热闹,自己也得了名声,提高了知名度。在目的达成之后,各地该如何去维系名,发展利,那就与这场争论本身无关,而取决于各地政府的决策智慧。

故里可以一个也可以几个,并不妨碍彼此的发展。名人故里之争的当事方们,也不需要最终的定论,一系列与名人故里相关的文化旅游项目和活动在争论之日起就已经陆续展开,有大挥拳脚之势。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徐菊凤指出:“对于具有真实性要求的遗址遗迹和名人故里等资源,不但因为需要有‘真’东西,而且因为许多遗址类资源难以开发成具有良好体验价值的旅游产品,容易热闹一时之后便冷寂长久。当今许多被争夺的名人、遗址资源,其实很少有真正成功的。”

我想,这些旅游项目成功的关键本身也并不在于故里遗迹保护了多少(目前,在经商大潮席卷的中国也没有多少真实存在的故居),而在于如何在保存现有的名人故里实体证据的同时,衍生开发出既与主题相符又具有互动性、体验性的旅游项目。

文化旅游开发,尤其是名人资源开发能否成功,正如徐菊凤所说,需要文化资源的品位级别、规模、真实性、区位条件、体验价值、以及竞争力相结合。我想,名人故里同样可以在保护与消费之间寻得发展的路径。这是对经济的妥协,也是对古人的尊重。

至于那些只是大规模兴建仿古建筑,搞什么私人会所、农家乐的地方政府,一方面说明他们看到了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效用和价值,另一方面表明他们急功近利,暴露在经济转型时期出缺乏创新、愚顽短见的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