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大逆”与清朝文字狱

摘要：众所周之，《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之作，能够充分反映出中华传统法典的特点。其中“十恶”的设置与完善就充分体现了传统法典维护皇权的特点。现在对唐律“十恶”的研究已经非常全面了，既有宏观、纵向的历史演变考据，也有微观的具体条例的分析。本文就从“谋反”与“谋大逆”的区分和涉及到“谋大逆”与清朝文字狱罪名之间关系的角度稍加研究。

关键词：《唐律疏议》；传统法典；唐律

一、“谋大逆”罪的犯罪构成

根据《唐律疏议・名例》“十恶”中规定：“谋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①”。这里“宗庙”、“山陵”、“宫阙”除了指皇家祭祀的场所，本朝皇帝埋葬之地和在位皇帝居住之地这样的建筑物本身，还指代皇帝本人及其祖先。清律总注云：“宗庙、山陵者，先君之辞；宫阙者，一人之辞。②”此类行为“干纪范顺，违道背德逆莫大焉，故曰大逆”。这类行为以侵犯皇帝权威，干扰社会秩序为目的，从根本上威胁封建统治秩序，因而位列十恶重罪之二。

要理解“谋大逆”罪的性质需要注意的还有：

首先，何为“谋”？《唐律疏议・名例》言：“称谋者，二人以上”。这种解释沿袭西晋张斐“二人对议谓之谋”。但若是把“谋”限定于二人以上的共同犯罪，则明显不利于打击犯罪。因此，唐律还规定“若事以彰明，虽一人同二人之法”。这样看来，一个人也可能构成“谋大逆”。

其次，“谋大逆”并非通常所说的“思想犯”，而要有明确事实证明犯人已有预谋。唐律规定，“若有口陈欲逆、叛之言，律、令既无条例，各从不应为重”。即仅仅有意思表示，而无犯罪行为者，也要处以刑罚，但不以本罪处罚，而是以“不应为重”定罪，杖八十。

最后，何谓毁？从字面上看，谋大逆是指毁坏宗庙、山陵及宫阙等建筑物的行为，但在此条文应做扩大解释。“毁”不仅是物质上的毁坏行为，还应包括言语上的攻击等有损皇家权威的行为③。

二、“谋大逆”罪的刑罚

《唐律疏议》中涉及到“谋大逆”的条文有以下内容：

1、《唐律疏议・斗讼》：诸知谋反及大逆者，密告随近官司，不告者，绞。知谋大逆、谋叛不告者，流二千里。

[疏]议曰：大逆者，谓知人于宗庙及山陵、宫阙已有毁损。……若知谋大逆，谓知始谋与毁宗庙、山陵等……

[疏]议曰：诬告谋反及大逆者，谓知非反、逆，故欲诬之，首合斩，从合绞。若事容不审者，谓或奉别敕阅兵，或欲修葺宗庙；见阅兵疑是欲反，见修宗庙疑为大逆之类，本情初非诬告者，具状上请，听敕。

2、《唐律疏议・贼盗》：“谋反大逆”

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固异。

[疏]议曰：人君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齐明，上祗宝命，下临率土。而有狡竖凶徒，谋危社稷，始兴狂计，其事未行，将而必诛，即同真反。名例：“称谋者，二人以上。若事已彰明，虽一人同二人之法。”大逆者，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反则止据始谋，大逆者谓其行讫，故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言“皆”者，罪无首从。

3、即虽谋反，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斩；父子、母女、妻妾并流三千里，资财不在没限。其谋大逆者，绞。

[疏]议曰：……“谋大逆者，绞”，上文“大逆”即据逆事已行，此为谋而未行，唯得绞罪。律不称“皆”，自依首从之法。

4、道士及妇人，若部曲、奴婢，犯反逆者，止坐其身。

[疏]议曰：自道士以下，若犯谋反、大逆，并无缘坐，故云“止坐其身”。

由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谋大逆”罪只要预谋，即成立该罪。根据犯罪实施程度的不同，谋大逆包括“谋而已行”和“谋而未行”。前者指行为已经实施，即所谓“大逆”：后者是尚在预备阶段，还没有实际行动。二者虽同属一事，但犯罪构成及处罚不同。

三、“谋大逆”罪名与清朝文字狱的关联

清朝整个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文字狱一直不断。尤其是康、乾、嘉时期，文字之狱盛行。只要文字作品对当朝或者对君主有所触犯，或者被曲解后认定为有所触犯，多比照谋大逆之罪。凡谋大逆之罪，只要是有共谋的，不分首犯从犯，一律凌迟。亲属则缘坐，财产入官。知情故纵者施以斩刑，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有趣的是，清朝完善的法律制度里却没有给文字之狱一个明确的罪名，而且为何选择比附“谋大逆”条进行定罪是值得研究的。

（一）依言获罪的罪名演变

早在《汉律・贼律》已经列有“大逆无道”即谋反大逆的罪名。《晋书・刑法志》载：“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父祖、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菹，夷其三族④”。《笺解》提到：曹魏，改定新律，乃分谋反与大逆无道为二罪，一曰谋反大逆，专指预谋并施行倾覆帝位之行为，以法外酷刑如枭菹、夷族等刑之；一曰大逆无道，专指谋反言论或侵犯皇家宗庙园陵之行为，仍科以腰斩之刑，但家属缘坐范围稍减于汉律。可见，在隋唐之前，以言辞侵犯皇家权威的行为被定罪为“大逆无道”。

唐律则将以言辞抨击侵犯皇权的行为表述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明确归入“大不敬”条。从明律开始删除了“大不敬”中的“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并将依文字、言论获罪的罪名定位“谋大逆”。清朝继承了明朝的法律，并扩大了反逆罪的范围，凡“上书奏事犯讳者”，“奏疏不当者”，加以“殊属丧心病狂”、“妄议朝政”等罪名，按大逆律例治罪，都列为罪大恶极的行为。此外还将“文字狱”的思想犯罪引用“大逆”条例定罪⑤。

（二）清朝文字狱与“谋反大逆”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乾隆帝冬巡盛京，锦县生员金从善跪御道旁上书，首及“建储”，次为“复立后”，还有“纳谏”、“施德”。金从善条陈“立储”的理由道：“大清不宜立太子，岂以不正之运自待耶”，乾隆帝斥其“非惟抵斥朕躬，并且干犯列祖”，“实称罕见之鬼蛾耳，”；金从善又在请“复立后”理由中，欲使帝下罪己诏；金从善还请帝纳谏，乾隆帝辩道，自其临御以来，“从无拒谏之事”；至于“请施德”，乾隆帝更不接受，自谓“恩德之及民，不为不厚”。乾隆帝定性此条陈“为从未有之狂诞悖逆，命行在大学士、九卿严审定拟具奏。大学士等以金从善应照谋反大逆拟凌迟处死奏闻。后得旨“金从善著从宽改为斩决”。⑥

以同样罪名处理的案件在《清朝文字狱档》中还有很多，如丁文彬逆词案（11），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49），刘裕后大江滂书案（107），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冢案（195），贺世盛笃国策案（315），智天豹编造本朝万年书案（399），柴世进投词帖案（655）等等⑦。

通过对以“谋反大逆”定罪的案件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案件都是在文字或言论上挑战了皇帝的威严，侵犯了皇权权威。由于清朝法律当中，“文字狱”没有单独规定成罪名。所以一般是比照谋大逆等定罪。面对侵害皇权的案件皇帝一定会采取重惩立威的方式严肃处理，如果遇到特殊案情，依据皇帝的心性不同，对于案件的量刑有很大不同。这一点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法律秩序和法律的权威性、公正性。（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

②《唐律疏议笺解》刘俊文著，中华书局。

③胡震：《因言何以获罪？-“谋大逆”与清代文字狱研究》。

④廖宗麟：《新编中国法制史》，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322页。

⑤同上。

⑥李博：《从文字狱案件看清朝皇权与法律的关系》，西南政法大学。

⑦《清朝文字狱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