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取向的传统视野

姓名是个体体验的“有意味的形式”①，也是作为社群成员的一个最重要的识别符号②。就宏观角度上看，同是区别性符号的姓和名，由于标有固定氏族血缘的姓具有固定的传承性，容不得半点的主观臆造，自然而然名就成了更为典型更要规范的区别性符号形式。

名的产生比姓氏晚得多，如果说姓氏是群体意识觉醒的标志，那么名就是对这种群体意识的分解，使本来凝为一体彼此无差别的社群组织变得松散而有距离。“名”是氏族对部落成员中个体存在的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认可和确证，具有区别个体的专指意义。因此名的意味的形式得到了社会的召唤，社会记忆③充分加强，那么命名礼仪就为这种社会记忆提供了个体动员的空间，无论在人的观念层面、实践层面还是意义层面，这种有意味的形式都得到了表征和造象，屈原对“肇赐余以嘉名”的萦绕于怀，便是这种价值心态的内在流露。尤其在后现代视野中，这种价值样态更值得关注。

观念层面的“五法六忌”取向

远在原始氏族社会，原始人类出于对灾难的恐惧和对超力量的崇拜，表现出了对神秘自然和图腾生物的稚拙而神秘的认识。人们首先有一种将人与物视为同一概念的思维，又把图腾生物视为同类而将之奉若神明，从而衍生了“万物有灵化”④的观念。他们执著地认为人除了肉体皮囊外，还有一个对应的灵魂存在，当人有病或死去以后，灵魂就会脱离肉体，在天际超然地无轨迹地游荡。这样，在潜意识中他们就自觉地将姓名符号和人的生命本身联系在了一起，便给姓名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赋予了一种巫术意义，命名的禁忌就这样产生了，民间还残存的“骂名”的心理体验就得到了印证。从此，人们就认为姓名不仅是对肉体的称谓，而且也是对灵魂的表征，它凝聚着人的生命体验，是绵延的精神而不是一种随意性的符号，任何对姓名的态度都会在肉体和精神上发生应验。于是都将这一象征符号作为意义和观念的载体，情感和心灵的影射，日益影响着人的价值判断。著名的文化学家普列汉诺夫曾说：“使用象征的确在若干意识形态的历史上起着不小的作用。”因此，在观念层面，命名的价值维度更趋向于这种原始思维，随着社会生活发展不断的系统化、理论化而形成的命名制度规范，便成了社会的潜意识。

迄西周建国，姬旦制礼，人们给自己下一代命名就沿袭传统，对参酌条件、日期选择和宣示告知等一系列环节，做了一些带规律性的总结，并作为人生礼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加以神化。《左传・桓公六年》记载桓公的嫡长子出生后，曾问名于大夫申儒，申儒以为命名有五法六忌。所谓的五法是指信、义、象、假、类五法，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六忌为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币。后代虽然在这个基础上作了一定的阐发，但申儒的五法六忌作为比较系统的命名之道，自然对命名礼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不断地规范着人们的命名思维。尤其是六忌之说，直接把“名是命”的观念推向了极致，唯恐以国取名则废名，以官取名则废职，以山川取名则废主，以畜生取名则废祀，以器币取名则废礼，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人们更加注重命名的宿命取向，认为名字是自我的存在与表现，是上天对这种存在与表现的确认和护佑。何谓“名”？经典的解释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认，故以口自名。这种理解与常理是吻合的，与史料记载也一致。“名是命”这一信仰造就了这一象征符号的应验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对五法六忌的响应充分体现了这一应验意义。而命名礼制就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的，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礼制规范的加强，命名也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渗入了许多文化抗体，对命名方式的关注正是指向了这个因素要求。传统取名方式大致可分作性别定名法，羡慕仿名法，引发易名法，定位取名法，寄寓储名法，五行补名法，自然取名法，梦兆入名法和现在流行的五格剖象起名法等，这些实质上都是五法六忌观念支配下的外延。虽然观念中的命名之道，作为具体的历史文化现象，则远远不止这五法，更不仅是这六忌，但以五法六忌为根本的命名观念却成了社会的共识，成了社会命名经验的底线。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民族文化中，这些命名法相沿成习，在人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上投下了神秘的阴影，成了社会的常态。

实践层面的社会取向

名是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镜象”⑤。以文字、口传、记忆的形式流传于世的名，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情境都有自己的时代主题特征，其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根据时空环境的差异，不同层次地满足社会的指称需要，促使弥合社会个体心理同社会现实“对话”的缝隙。因此，在命名的实践中，一方面满足社会阶级（阶层）群体的阶级统治需要，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满足命名者和被命名者个体的情感需要、审美需要和现实需要。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每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姓名都有相应的社会阶级的语义系统⑥，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出于阶级统治的需要，诱使他们取得对姓名符号资源的专有垄断权。而作为象征性的社会区别，老百姓连取正式的名字的资格都没有。统治阶级通过处心积虑地构建讳名禁忌体系来达到对社会语义系统的占有并使其发生作用而影响着人们的命名行为，从而维护本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在命名实践中，既要避国讳、家讳、圣贤讳，还要避宪讳。避讳制在当代人看来着实可笑荒唐，但古人却是如履薄冰，而一旦犯讳就会招来轻者非议重者掉脑袋之祸。讳名制固然与封建专制息息相关，统治阶级还把这种制度和封建迷信结合起来纳入本阶级的统治纲领，赋予神秘意义，逐步加以神秘化、等级化和制度化，慢慢地蜕变成一种礼仪，成为统治阶级至高无上权力的一种文化象征和强化臣民畏服心理的一种武器，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一个时代的姓名反映着一个时代特定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思想。华夏民族命名的总体特征就是它的社会性，商王均以天干地支命名，可见天干地支在那个时代的重要性，无论是安排农事还是进行巫事活动都离不开天干地支。周代人的姓名正如《诗经》一样洋溢着一种质朴狂野之味。命名时并不咬文嚼字、刻意雕饰，常常根据人的身体特征来进行命名，如晋成公贵为一国之君，名字却叫黑臀，说白了就是黑屁股，由此可见一斑。除此，人们特别爱用动物的称谓来命名，如著名的董狐、触龙、西门豹等等。及至西汉，由于文学意识的觉醒，处于上升阶段的地主阶级正大有作为，抱负远大，命名尽脱先秦时期的那种粗野之气，而讲究字眼、追求寓意，非常强烈地反映建功立业、授勋封侯、治国安邦的人生志趣，便出现了一系列如韩安国、张安世、于定国、赵广汉等气魄宏大的称谓。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吏治黑暗，世风颓败，竞羡玄虚，虚词梵语流行，成一时之风气。一个虚词“之”字就被用来称一大批的名人，如王羲之、顾恺之、颜延之、祖冲之、裴松之等。还有玄、灵、智、净、昙等梵语用来命名就不一而足了。唐宋时期，文苑勃兴，儒道佛兼存共进，风气流淌，崇尚文德，命名方式和体例甚多，彰之字大量入名，儒道佛字眼呈繁盛之势。欧阳修立《五代史一行传》时曾作“观其名而知其时”的感叹。元代汉人受时代的影响，多取蒙古名。明清二代科举繁盛仕途益窄，光宗耀祖的世俗观念深入人心，士人多在八股捷径上抢跑，乃有元、第、恩、禄、魁等字大量入名。鸦片战争后，命名渐趋时尚，胡汉民、戴天仇、张学良等人名大量出现，透射出那个时期民族意识的勃兴。而建国、兴国、开国、国强、兴华、解放、朝华等人名的涌现，则记载了时代之巨变。“”时期的跃进、向东、卫红、爱武、红梅等称谓的出现皆一时之潮流，不绝于耳。

名是命运的先兆。就社会个体而言，他们正是在观念层面上绝对坚信这一点，所以在命名时主要重视“自记”兼顾“吐情”的方式，借以寄寓个人的兴趣爱好，表现个人对生命的执著追求和对美好事物的希冀、对现实世界的憧憬。命名的考虑之详、期盼之切，全部融进了命名时对名的斟酌上。早在战国时期所谓的“名实之争”⑦，实际上是对社会市场介入命名方式的一种显性表现。因此古人在命名时尽量从字义、字形、字音等方面考虑，忌用俚俗、冷僻、虚荣的字，避免不雅谐音、韵调相同之字，力求循名责实，言微义奥，给人以视觉、听觉和意念上的一种时代气息的感染。

意义层面的文化价值取向

命名既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⑧，与其他精神现象一样也是在民族文化的温床上孕育而成的一种蕴涵异常丰富的文化载体。它摄取了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涌动了民主文化心理的深沉积淀，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耦合。可以说，文化是命名价值意义产生与衍变的大背景，又是形成命名价值心理的主要“吹打手”。只有把这种文化现象放回到整个文化背景中，才能真正地体会到它的文化指向及其价值意义，体会到它的文化生命力的灵动。

在以宗法制为纽带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自古迄今人们就一直强调名实的统一，注重社会市场的需求意义。而名本身就是这种同血缘宗法关系的进一步体现，是构建这种同血缘关系的依据，因而在一定阶段上“名”反映了这一历史内容。饶宗颐先生认为：“人是历史舞台的角色，人名是他们的标志，没有人名，一部二十四史真是无从谈起，因此，人名的研究是治史的一把钥匙。”（《中国人名研究・序言》）这种文化传统下的命名价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映现着时代精神的倒影，浸染着中国历史文化所特有的风采和韵致。从这一点上说，名可以揭示社会尤其是宗法制社会的历史面貌，向我们展现一幅多姿多彩的社会历史卷轴，能给我们带来弥足珍贵的史料，以启发我们对社会历史的重新审视，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观照。

同时，在透视历史的滤光中，可以折射出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既然命名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反作用于命名的社会实践，由此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而形成的语言、习俗迷信和礼仪都是前导或伴生的文化要素。那么有关对姓名的释读、姓名语谶，以及姓名算命等神秘迷信的顶礼膜拜，认祖寻根的民族心理情结的根深蒂固和带有对超验意义积极防御的借名、寄名、卜名等习俗的经久不衰，这些所包含的文化心理则无不体现一种对嘉名肇赐之切，对文化生命力的膜拜。以集体无意识的常态自觉地充斥着文化的内容，使其给人带来心理的解脱。从符号学角度上看，姓名符号表层所指的语词含义在其深层用来显示个人寄托与寓意的显象中得到透露。里奇在其《语义学》中将语言现象分为七个类型，并且一个语素具有这七种意义类型的组合意义，是一种宏观的文化意义。⑨因此，命名就渗透了命名者与被命名者所传达联想到的宏观文化意义，反过来说，这种文化意义在命名的过程中得到了阐释。在古代专门有一类《名说》的作品，主要用来解释名字的内涵和用意，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苏洵所作《名二子说》一文则阐幽发微地分析了取名的用心良苦。近代才女萧道安为其夫所作的《名字说》，在文字游戏中可见夫妻的情深。此外，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作者所塑造的人物题名，往往具有某种寓意和影射的意味，对理解作品的情节和主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与姓名有关的嵌名诗、姓名联语、姓名谜语和姓名笑话等文艺现象也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这些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提升对姓名研究的定位，而且还有助于开拓文化学的视野，理解文化史的整体风貌。［本文为2011年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11B864）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②⑧李润生：《正体・表德・美称――姓名文化杂说》，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第129页。

③⑥⑦纳日碧力戈：《姓名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第210～211页，第4页。

④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⑤王建华：《文化的镜象――人名》，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页。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