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进两步的现代婚姻

婚姻制度的确立，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一笔。

它本是为确保人类的繁衍权而定，以仪式的方式在众人前公布一对男女对彼此的拥有权，满足生存与安全感的需要。性，权利，财富，子嗣，一开始就在婚姻中占据主要地位。

选择什么样的婚姻，从来不是单纯的事。文学作品中歌颂的“因爱而缔结”，单方面放大了婚姻对情感的需求，却没有告诉青年人：到底是什么，让你们爱上对方，进而产生要和对方厮守终身的决定。

最初级的结婚理由，是“异性相吸”，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五感综合作用，产生身体上的吸引。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感觉系统，用感觉去寻找“对象”，了解对方喜欢的“觉”在哪里，达成交流意愿，这就是恋爱。

所以因爱而结婚，其实是身体最诚实的反应。

但人是社会的动物，婚姻不可能仅仅是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变化。社会和心理学家列维·斯特莱斯曾说：从一开始，男女之间婚姻的缔结就是部族之间女人的交换，这就是“门当户对”的雏形。为什么结婚？除了异性相吸，更因为家庭、氏族有地位对等交换意愿的需要。

直到20世纪前，婚姻都带有浓厚的交换性质。因为门当户对利益的需要，婚姻只在同阶层中缔结。社会和历史学家古德在著作《爱情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中指出：允许青年以个人意志自由恋爱、结婚，会对既定的社会分层制度产生潜在威胁。他的理论得到同仁马克·赫特尔的赞同，认为与择偶选择联系密切的财产继承权、家庭控制权以及血统延续性等因素，会迫使家长干预或干脆决定子女的婚配。

家长制包办婚姻在中国婚姻史上延续了三千多年，在社会变革中，婚姻还继续受到国家、社会等价值观的影响，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选择和谁结婚的权利，才开始回到婚姻当事人手中，物质和生存的需要基本满足后，人们越发强调感情因素在婚姻中占据的比例。

但感情同样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合成体。“我和她有共同语言”，“她的性格吸引了我”，“他很照顾我”，“他很聪明，我很崇拜他”等结婚理由背后，是理智在筛选了教育程度、智力因素、经济收入等条件后，为感情留下的结果。

即便是可以自由选择婚姻对象了，人们还是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的年龄、居住地、教育、种族、宗教、社会阶级以及价值观、角色认同相近或类似的对象，即“同类匹配”。它其实是阶层婚姻的另一种表现，结婚理由依然逃不出“因为你和我在同一阶层，我们的感情建立更容易，利益交换更均等”的范畴。

纵观这十余年来中国婚姻问题，我们发现，中国人在终身大事的选择上陷入矛盾。一方面，青年人想最大程度地实现个性解放，将结婚架到纯粹的精神需求层面上，谈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一方面，他们又逃不出现实生活的束缚，不得不优先考虑物质利益等世俗的东西。

为了后者牺牲前者，在一些婚恋研究者看来是历史的后退，但若把现代婚姻放到历史中评判，是退一步进两步的进步。也许现代婚姻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但总体方向并没发生改变：人们在考虑自己要不要结婚时，考虑得比过去更全面。他们受历史烙印的影响，会强调财富、社会地位的因素，但同时也更注重“三同”的平衡——同德（双方都具备正面的道德品质，如善良、有责任感等），同志（有相似的目标、理想追求、兴趣爱好），同值（价值观取向一致）。

他们希望身体和精神得到同步满足，希望将这种满足用法律方式进行巩固。这便是最好的结婚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