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仪式观”看城市文化传播

［摘 要］从传播的“仪式观”来审视城市文化传播现状，发现在城市文化被轻视和冷落的当下，媒体不仅仅要服务于市民的信息需求，更重要的是构建和深化市民对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的文化认同，形成一种城市文化氛围，将城市文化传播升华为一种“城市文化的分享仪式”，依靠自身的影响力参与到城市化建设之中，成为城市文化发展的助推器。

［关键词］仪式观;城市文化;传播

[Abstract]: From the “ceremony view” of communication to scan the status of the city culture dissemination, it finds that in the situation that urban culture is despised and desolated, the media not only should be in service of the public information demand, but also build and deepen the citizens of his city's cultural identity to form a kind of the city's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sublimate the urban culture to be a kind of " share ceremony of city culture", which depends on the individual influence to particioate in the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becoming the booster of the c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Keywords] ceremony view; city culture; communication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一、传播“仪式观”概述

随着大众媒介的普及，媒介化生存已然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大众媒介对于城市文化的报道影响了人们对自身生存环境的认识，以及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建构和认同，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从对传播概念的思想溯源中，抽象出两种不同的路径: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

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引喻，是传统传播研究的一种重要思路。正是基于传播与运输这两个词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它被认为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内拓展信息的一种模式。

而传播的仪式观是指:“以团体或共同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它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事件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在凯瑞看来，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是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们行为的文化世界。传播实质上是一种通过符号来使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过程，是一种分享意义的文化仪式。

从传播的传递观审视媒介，认为媒介是一个新闻与知识，同时提供娱乐的工具。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机械的分析将会围绕着“它维护了社会的整合还是反而使人产生对社会的不适应感?”“它在维护稳定或造成个性不稳定方面究竟起正面功能还是负面功能?”等。

而传播的仪式观则着眼于完全不同的范畴，这种着眼点并不是把受众接触媒介的行为视为发送或者获取信息，而是将其视为好比参加一次仪式，也许并不能获得什么新的信息或者得到新的知识，而是特定的世界得到描述和强化。那么此时的受众是作为了一个旁观者，加入到了媒介所描述的某个特定的场景中，这时我们面对的问题便不再是那些关于效果或者功能的问题，而是某种媒体，在建构读者的生活与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简言之，在传播的仪式观中，媒体将现实呈现在我们眼前，它为生活提供了整体的形式、秩序和调子。

如果说传统社会更注重传播的传递观，那么现代社会则更加注重的是传播的仪式观。由于现代社会的新事物层出不穷，科学技术发展迅猛，通过传播或者说是通过符号形态建构和生产的现实存在不断地被打破、被瓦解，因此需要不断地维系和修正。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通过会话、作出指示、传授知识、分享重要观点等传播行为创造着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并不断地对它进行维系和修正，而却不自知。就像麦克卢汉说的那样:“就像鱼并没有意识到水的存在，媒介构成了我们的环境，并维持着这种环境的存在。”传播通过语言和其他的符号形式，也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周遭环境。

二、城市文化的传播现状

城市文化的内涵包括了三个层次:一是城市的物质文化，又称表层的城市文化，它是通过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文化，由可感知的有形物质文化组成;二是城市的行为文化，又称中间层文化，它是在法律规章、管理制度、城市形象、行为准则、典礼仪式、组织领导方式以及其他行为方式中所体现的精神因素;三是城市的精神文化，又称深层的城市文化。

然而在城市化及现代化的发展中，许多城市都是以牺牲城市的文化功能为前提条件的。以武汉为例，武汉江汉路的百年老街就因为修建地铁的原因走在了存亡的边缘，这是城市物质文化层面的毁坏。然而，面对快速的城市化建设进程，整个文保系统都显得有心无力，以武汉市为例，几乎所有的古建筑在改革开放之前都没有被列入到文物行列，而老房子归当地房产局管理，1986年开始，武汉市文化局陆续将一批老建筑列入保护范围，但二十年来也不过只公布了103处具有相当艺术和历史价值的老建筑，仍有大部分不够级别的老建筑散落城区，进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逐渐淹没。更可怕的是，有许多挂牌的文保单位，也依然逃脱不了被拆除的命运，比如2004年市级文保单位武昌鄂园，曾经是叶挺来汉住过的地方，依然被拆除，没有人问责。

高度城市化的现代城市也牺牲了城市文化的生态多样性，也就是中层的城市文化。最初的古代城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乡村文化传统仍延续在城市空间中，用芒福德的话来讲就是“城市在联合村庄、城堡、圣祠、市场的同时，还继续依托了村庄的道德基础:在日常的共同任务中愉快劳动、相互协作，以及在饮食、生育、祭祀供奉方面的共同习俗”。而现代城市则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与乡村社会隔离开来，使自身的精神要素与文化生产越来越单调和机械，这是现代大都市人的精神日益麻木、心灵日益空虚的重要原因之一。武汉的民众乐园便是这种文化多样化泯灭的最好注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步伐加快，整个社会都变得浮躁和焦虑，当年民众乐园中戏剧百业花团锦簇般的繁华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商业中心和写字楼，而随之消失的还有那许多代表着武汉城市文化的种种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艺术形式。

城市文化物质层面和行为层面所遭到的破坏，直接影响到了城市的精神文化。城市中的浮躁和焦虑侵蚀了人们的心灵，让人们变得功利和麻木，没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再去谈论文化，正如德国学者乔治·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所说:“它(大都市)把所有的人格与品质都简化成一个问题:‘值多少钱?’”

可是，文化尽管不直接创造财富，但由于它直接关涉到人这个根本性的环节，因而不仅是人性最高与最后的目的，同时也是城市文化功能的终极意义所在。由此可知，现代城市的解体与危机，其根源就在于文化灵魂的隐匿;而要拯救当今正在沉溺的城市，真正地实现城市化的内涵，首先需要拯救的也是城市文化。

尽管媒体进入城市研究的领域时间不长，但是在文化研究中，大众媒体从来都不曾缺席，甚至常常站在被众多学者关注的位置。

摒弃过去稍显功利和机械的“传递观”，用新的“仪式观”来审视城市文化传播的现状，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城市文化传播方式，让城市化为城市文化的传播铺路，让城市文化的传播对物化的城市化的进程进行补充和丰富，这是需要我们探讨的内容。

三、用“仪式观”看城市文化的传播

城市文化研究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曾说过，在经历过各种变化之后，整个城市的环境获得了生机活力:它把整个人类精神世界发展中的一系列重要阶段都连成一气，同时又不丢失城市的总体形式。

这实际上就是传播的“仪式观”所描述的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们行为的文化世界。居住在同一座城市中的人们，分享着相同的城市历史，拥有带着城市传统烙印的多样化行为方式，他们的脑海和心灵中根植着同样的城市精神文化，而城市文化的传播实质上就是一种通过符号来使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过程，是一种分享意义的文化仪式。受众作为旁观者，加入到了媒体所描述的城市文化的场景之中，这样的描述能够为整个城市生活提供整体的形式、秩序和调子，能够保持城市的精神文化发展脉络，不至于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浮躁氛围中丢失了城市的总体形式、破坏了城市的生机和活力。

(一)巩固城市对文化的贮存功能

人类进化要依靠文化积累，而文化手段则首推文字和城市。当我们的城市环境被日益破坏，当城市对历史的延续被打断，媒体，作为城市的记录者，必须利用文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让受众不再和自己城市的历史擦肩而过，而是营造出一种城市历史纵深感，让受众们重新认识并置身于自己城市的历史脉络之中。

以武汉为例，媒体首先要致力于保护武汉的城市物质文化，如古建筑群，老街巷等，用文字、影像等对它们的历史，也是整个城市演进的历史进行记录和讲述;除此之外，媒体自身还必须转变身份，提高自己的都市意识，从记录者和介绍者变成组织者和参与者、从事后的问责变成事前的预警、从被动地记录变成主动地保护，形成一种媒体和舆论的合力，并以此推动城市物质文化的保护。

比如为修地铁拆除江汉路一事，武汉多家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相关报道，引起了广大武汉市民的高度重视，市民们在各种媒体的报道和讲述中重新认识了身边的这条百年老街，真正地融入了街道所代表的城市历史之中，对这条街道，或者说是武汉的城市历史文化产生了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也正是因为此，还建方案迫于压力而作了修改，同意对部分有代表性的建筑物进行原址原貌还建。也许对于拆除整条江汉路来说，这一点点坚守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媒体和文字至少还是一种可以坚守的力量，是一个管道，一种希望。如果武汉的媒体多一些城市文化的意识，多挖掘武汉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遗迹，让武汉市民对自己的城市有更多的了解并且为此而自豪，那么城市对文化的贮存就有了整个社会作为后盾。

(二)恢复城市对文化的流传功能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正在使得现代城市逐渐失去特色，成为钢筋、水泥、大面积玻璃的庞大杂合物，城市之间的相似性越来越大，而市民的“家园”意识越来越小。商业广告催生的消费主义，大众媒体构建的流行文化，极大地破坏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磨平了不同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别，城市化更是加快了日常生活和行为的“标准化”。

媒体要具有一定的亲和力，去挖掘和关注武汉的人文风俗习惯，从武汉市民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方式、娱乐消遣方式等入手，将正在逐渐消失的民间艺术形式、民间习俗、老行当、老一辈的生活娱乐方式、饮食习惯等，重新展现在市民眼前，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并且通过媒体的宣传和挖掘，将他们传承下去。比如武汉的“过早”、轮渡、那些老字号的店铺以及方言等，这些都是构成武汉城市文化的支柱之所在，将他们在媒体上进行充分的挖掘和展现，不仅仅能帮助武汉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保持文化形态和生活行为形态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能够保持武汉自身的人文风俗特点，能够让武汉市民形成文化认同感，不至于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失去前进的方向。

(三)培育充满个性的城市文化，重塑城市文化灵魂

易中天在《读城记》中提到:“武汉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缺少自己的特色。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南京、成都的文化特色也都十分明显，广州便更是特色鲜明，就连一些不怎么样的小城镇也不乏独到之处。请问武汉文化有什么特色?似乎谁也说不出。它‘雅’不够，‘俗’也不够，既不新潮，也不古朴，似乎什么味道都有一点，却又什么味道都没有。”

实际上，武汉从来不缺少自己的文化特征，以黄鹤楼以及历代文人骚客的相关诗句所构成的黄鹤文化，以归元寺等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老汉口为起源的码头文化，以及现在众多文化学者正在努力挖掘的武汉首义文化遗产等。文化品牌更是不胜枚举:黄鹤楼、首义、两江、知音、龙王庙、木兰湖、昙华林……可是武汉却总是被曲解为“中国最大的农村”。除了媒体宣传的缺失，武汉广大市民默认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大众媒体不只承担文化的表达和交流作用，也起到文化的生产作用，而当城市自有的文化性格不够成熟时，媒体的建构能力会相对强大。但是，这种建构发生作用还需要其他条件，当本地居民的身份认同不够明晰时，媒体借助其他力量强行建构，是难以达到效果的。

因此，媒体本身除了要加强对武汉个性文化的宣传之外，还需要提升自身的都市化意识和品牌意识，不仅仅要服务于市民的信息需求，更重要的是构建和深化市民对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的文化认同，形成一种城市文化氛围，将城市文化传播升华为一种“城市文化的分享仪式”，依靠自身的影响力参与到城市化建设之中，成为城市文化发展的助推器。

参考文献

［1］芒福德.城市文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刘合林.城市文化空间解读与利用.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