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广州农讲所学员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探析

【摘 要】广州农讲所是大革命时期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一所革命学校，其学员毕业后很多由中央农民部委任为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各地从事农民运动。为了有效管理这些分散各地的特派员，农民部不仅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而且对其进行严格的考核，从而保证了优秀特派员的培养，推动了广东农民运动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关键词】 农讲所学员 农民运动特派员 农民部

广州农讲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一所革命学校。学员在校接受革命理论与军事训练，毕业后很多由中央农民部委任为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各地从事农民运动。对于这些分散各地的农民运动特派员，中央农民部是如何管理考核？有没有制定相关的制度？农讲所学员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在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表现如何？他们对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了哪些作用？笔者以第一届农讲所学员为例，参考相关资料，仅就所知，把这一系列有关问题，分别进行探究和阐明。

农民部成立于一大后，即1924年1月31日，孙中山主持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中央设立一处八部，农民部即为其中之一。首任农民部长林祖涵在《中国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中指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廿七次会议时候，遂决定此种应做的工作：第一、调查广东大势；第二，派特派员到农村工作。当时为欲唤起农民觉悟和提高其利益起见，遂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①6月30日，中央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决定“（二）组织农民运动特派员二十人，向各县地实际工作。（三）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一个月为讲习期间；讲习完毕后，选充为农民运动特派员。”②1924年11月29日《罗绮园阮啸仙彭湃报告》内提到：“农民部特派员本来二十五名，都是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卒业生充当的。”③这就表明农民部派出的首批农民运动特派员是由第一届农讲所学员充任的，且农讲所开办的起因也是选充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农村工作，以“唤起农民觉悟和提高其利益。”

第一届农讲所在彭湃的积极筹备和主持下，于7月3日开学，招收学员38名，均为志愿从事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8月20日，33名学员毕业，其中25人由中央农民部委任为特派员。④显然，这些特派员是农民部的职员。他们每月领取薪金，到广东各地农村开展工作。为了有效管理这些分散各地的特派员， 9月5日，农民部就制定并公布《特派员办事细则》，其内容为：“一，特派员应受本部之指挥。二，特派员所到各乡村每日须有六小时之工作。（调查宣传及组织等）三，特派员到各乡村应将其工作随时报告，至少一星期报告一次。四，特派员接到本部命令后，非有特别事故，不得延缓停顿其执行。五，特派员回部时，应即向本部报告，听候指挥。六，特派员无论在部在乡，如无特别事故，不得擅离职守。七，特派员出发各处后，如遇有关于运动上应作开销之用款，应具理由报告本部核准然后具领。八，特派员应将现在住址报告来部，以便有事时容易调遣。九，特派员办事处为特派员回部时办事之用，特派员在未派出时，每日上午八时半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五时为办事时间。凡本细则如有未尽之处，召集特派员开会，得由农民部修改之。”⑤

那么这些特派员有没有按制度办事？他们在各地表现如何呢？台北党史馆藏《罗绮园阮啸仙彭湃报告》较详细地谈到了第一届农讲所学员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的情况。其原文如下：

农民部特派员本来二十五名，都是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卒业生充当的。一月前死了一个伍植霖①，十月十一萧一平又辞了职，转入商民部去了。现在实际特派员只有二十三人。我们考核这二十三个特派员在数月中的工作，有些很努力，做事很有成绩；有些太麻木了，二个多月竟没报告过一次；更有些在外招摇，谋个人活动的。所以不能不甄别一下，以定去留。我们考察的结果，定了几种办法：（1）撤销，（2）停止津贴，（3）警告，（4）留职，（5）奖励。现在将各特派员甄别如次：

1、叶介之、钟觉、李可群三人，应即撤销特派员资格。（理由）叶介之屡次在花县破坏县农民协会，浮开川资，在外为个人活动；钟觉于一月来绝不到部，函称病剧，一再请假，而每日均见其逛街喝茶；李可群在新会不努力工作，连两月不报告农民部。②

2、丘鉴志、陈式熹、李元、陈雄志、李冠南五人，应即停止津贴。（理由）本部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在外兼职或不努力工作者，即行停止津贴。今丘鉴志、陈式熹虽甚努力为农民运动，然他们同时兼任小学教员，于决议案不符，特派员津贴仍应取销。③李元、陈雄志、李冠南对工作不甚努力，间有报告，亦寥寥数语，未能尽责，应停止津贴一月，在一月内能努力工作，一反从前情习，经本部查确，始于恢复。④

3、黎轻发、王镜湖、周镇元三人应留部察看加以警告。（理由）黎轻发办理长洲农会，王镜湖办理花县农会，周镇元办理顺德农会，颇有薄效，亦尝努力。惟一则过于浪漫，一则做事颇颟顸，是其弊病，留部察看一月，再定去留。⑤

4、韦启瑞、苏南、郭新、李民智、梁复然、莫萃华、梁功炽、陈伯忠、郑千里、梁桂华十人应留职任事。⑥（理由）该特派员等三月来办理各处农民协会，甚著劳绩，四处宣传，不畏艰难，各次报告，均能详尽。

5、黄学曾、侯风墀⑦应各每月加薪五元，用示奖励。（理由）黄学曾勇于任事，才能称职。侯风墀办理花县农会，心力交瘁。众人之中，可称佼佼，应予奖励，以为众瞻。

综上所列，凡撤差者三人，停止津贴者五人，应加警告者三人，留职者十人，奖励者二人。

谨将我们的意见报告部长，是否可行，仍候钧裁。⑧

以上是1924年11月29日，罗绮园、阮啸仙、彭湃三人联名递交的一个有关农民运动特派员考核情况的报告，据此，廖仲恺向各特派员发出如下通告：据本部秘书罗绮园组织员阮啸仙彭湃等报告称：（以下省略所引报告全文———引者）等情。查本部特派员在各县宣传本党主义，组织农民协会，职责綦重，其不能称职或卓著成效者，自应分别惩奖。该秘书等所称自属实情，准如所拟办法，于十二月一日起实行。为此函知，仰该员即便遵照。⑨

分析上述引文，不难发现以下两点：

其一，按照规定，农民运动特派员是由农民部秘书管理考核，而秘书向部长负责，但由于农民部的秘书由共产党人担任，且组织干事也是共产党人，因此农民运动特派员虽然由委任，但实际上都是共产党具体领导。当时，罗绮园是农民部秘书，阮啸仙、彭湃是农民部组织干事，他们三人都是当时广东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们共同负责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其中罗绮园担任农委书记一职。据中共广东区委给党中央的报告称，当时农委负责指挥“（一）民中农民部（即中央农民部——笔者注）；（二）省农民部；（三）省农民协会；（四）各县地方或支部的农委；（五）农民运动特派员同志。”⑩可见，农民运动特派员实际是由中共广东区委农委负责管理考核工作。前引有关第一届农讲所学员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情况的报告就是由农委主要负责人罗绮园、阮啸仙、彭湃三人联名递交的。当时农委不仅负责特派员工作的考核，同时也负责特派员工作的委派。如1926年9月，按照中共广东区委农委的意见，省农会确定以潮梅的揭阳、普宁、海丰，中路的顺德、中山、南海、东莞，西江的鹤山、广宁，北江的清远，南路的信宜共十一个县为农民运动发展的重点地区，①将属于中央农民部的农民运动特派员92人，相对地集中14人于潮梅，28人于中路，16人于西江，12人于北江。②

其二，第一届农讲所学员充任的首批特派员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迥异，有些开展农民运动的工作并不理想。按《特派员办事细则》的规定，“特派员到各乡村应将其工作随时报告，至少一星期报告一次。”但有些两个多月竟没报告过一次，有些虽间有报告，但寥寥数语，未能尽责。对于这些人，农民部分别采取了撤销特派员资格、停止津贴等处罚。对于工作努力，成绩突出的人，如黄学增、侯凤池，农民部则采取奖励的措施。

待到1925年9月，罗琦园在《本部一年来工作报告概要》公布的特派员名单中，由第一届农讲所学员充任的特派员仅剩下黄学增、韦启瑞、苏南、侯凤墀、梁复然、丘鉴志、陈伯忠、李民智、莫萃华等9人。其中除丘鉴志外，其余8人均为上文《罗绮园阮啸仙彭湃报告》中提到的置于留职者和奖励者行列之人。第一届农讲所学员充任的特派员从23名减至9名，这固然与革命形势的需要、部分特派员改为从事其他工作有关，也与农民部执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对不称职的特派员实行淘汰制有密切关系。上文提到的“撤差者三人，停止津贴者五人，应加警告者三人”中，大多遭到淘汰，剩下的都是农运的出色领导人。如特派员黄学增在广东南路（现湛江地区）从事农民运动，建立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指导各县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成为广东省南路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人。特派员陈伯忠，先任广宁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副委员长兼农民自卫军军长，后被派到四会县工作，被委任为四会县党部筹备员，成了广大农民的贴心人。特派员李民智任顺德县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多次率领农民自卫军同地主反动武装作战，屡战屡胜。特派员韦启瑞在广东中路各县指导农民运动，由于成绩优异，后被派到西江指导农运，处理“高要惨案”，推动了高要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丘鉴志在鹤山，侯凤墀在花县，梁复然在南海，莫萃华在东莞，都将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显然，这些出色的特派员成了各地农民运动的“推进机”，“亦为主持各重要农民协会区域之战斗员”。③

由于这些分散广东各地的特派员除不定期回广州汇报工作外，常年在农村协助省农民协会组织各乡区县农民协会，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工作极其辛苦，且时常会受到土豪劣绅的迫害，但“他们的薪水比之任何一个机关的录士还少，而他们所负的责任却很大”。④为保障特派员在基层的工作，1925年10月农民部特别通过以下四项议案：《请发给特派员手枪俾资自卫之决议案》、《请于广东省农民协会内附设特派员寄舍一所决议案》、《特派员薪金应按月发给并将以前积欠扫数清发以维持生活决议案》、《请农民部发给各特派员长期舟车免费证折决议案》。⑤无疑，这些议案不仅从经费上保障了特派员工作的开展，而且解决了特派员回广州汇报工作时的住所问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此后特派员每人佩枪，但由于地主恶霸势力猖獗，生命安全仍难以得到保证。如1926年10月，中央农民部报告提及特派员李民智在博罗被恶霸地主杀害、特派员周金亭被恶霸地主掠去勒赎、特派员李华和梁伟民被中山防军擅行拘留等。⑥

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的，除了第一届农讲所学员外，其他历届都有。据1927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一书记载，第一至五届农讲所毕业学生总共四百五十四人，三分之一由中央农民部分派为广东各地特派员，从事工作，三分之二则分遣回籍，从事地方农民运动。⑦另据中共广东区委报告：“现在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我们实际做了农民运动，把名誉送给，可以说是我们成功不居。”⑧这些特派员以的名义宣传组织农民，在各地“终岁勤劳”，“成绩蔚然”，推动了广东农民运动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农民运动特派员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作者单位：广州农讲所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