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结缘中国五十年的美国友人

1981年夏日的一天，夫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康克清同志热情接待了两位特殊来客。康大姐面朝身材高大的外籍男士问：“你还记得在长治时，有一次你没带通行证被儿童团‘扣留’的事吗？四五个孩子拽住你的衣服不让走。”“怎么能忘呢？”男士答道，“多亏您的及时出现，才为我解了围！”话音刚落，室内笑声一片。共同的记忆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沉浸于重逢的喜悦之中。

前来拜会康大姐的这两位外籍人是一年前刚到上海师范学院（上师大的前身）任职的美国专家福斯特夫妇。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青年福斯特大学毕业后来中国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不久抗战爆发，他以志愿者身份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曾两度亲赴八路军总部劳军；随后赴云南山区参加了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等创办的“工合”运动；四十年代初又在重庆加入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先后见到了、、左权、宋庆龄、李先念、等中国革命的风云人物，并同曾在八路军总部工作过的康克清、丁玲、龚澎等同志结下友谊。康大姐提起的那件事就发生在1938年八路军总部曾经的驻地山西长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供职上海市府外事办公室时，由于工作关系得识福斯特夫妇。

受史沫特莱感召奔赴中国

获悉福斯特此番近于传奇的经历后，为了更深一层探视福斯特五十年来结缘中国的心路历程，我与他有过多次长谈。记得当初我抛给他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你一介美国书生，怎么会对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产生那么强烈的兴趣？”

“你知道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吗？”福斯特问我，当他得到肯定的回应后继续说道，“史沫特莱是帮助我认识中国的第一人。1930年代初，她在上海写的有关中国社情的报道直接触发了我对中国的兴趣，并最终吸引我来到中国。”

福斯特的家乡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按他的说法，当时明尼苏达是美国比较开明的一个地区，能够包容各种党派和思潮。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从上海发出大量有关中国社会状况的报道在左翼大学生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福斯特常常阅读这些报道并被它吸引、感染。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起远在万里之遥的东方古老国度中国。

1934年，二十四岁的福斯特大学毕业。那年正值基督教“海外传教士协会”招聘赴华教学人员，受好奇心驱使福斯特报名来到中国，在武汉一所教会学校“华中大学”任教，这期间他结识了圣公会武汉教区的主教鲁茨。

1937年年底，在华生活、战斗多年的史沫特莱，结束了在山西太行山区随八路战敌后三个月的沙场生活后来到武汉，就住在鲁茨主教家，同时在这里借住的还有她的朋友、美国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由于福斯特常去看望鲁茨，于是就意外地在主教的家中第一次见到了自己心仪已久的“思想启蒙者”史沫特莱，同时也结识了斯特朗。福斯特同他们经常见面，并常在一起纵论中国抗日斗争的局势。

当时，武汉聚集了不少外国人，从政治立场上看，左、中、右都有，史沫特莱、鲁茨、斯特朗等人则是坚定的抗战派。他们以史沫特莱为核心形成一个援华团体，发起组织了“西北游击队后援会”，积极为八路军募捐、募集医药物品，并与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保持着密切联系。

山西八路军总部来了“洋人”志愿者

1938年1月的一天，史沫特莱邀请福斯特来住所吃午饭，并告诉他：“今天你将见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八路军副总司令将军。”史沫特莱在山西前线作战地采访时同好几位八路军将领建立了友谊，便是其中之一。此番彭将军是应之邀来武汉商谈军事事宜的，这一天特意抽空来看望老朋友史沫特莱。会见时，福斯特、斯特朗、鲁茨及其女儿弗朗西斯也在座。

到中国四年来，这是福斯特第一次同中国军队的高级军官会面，他显得十分好奇。彭将军身着合体的棉军装，腰间束着武装带，脚面以上小腿部扎着绷带，脚蹬一双皮鞋，看上去非常精明、干练。他待人和蔼、有礼貌，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见到史沫特莱时他的第一句话是“你好，史沫特莱同志”。史沫特莱高兴地把在场的各位一一为他做了介绍。当介绍到鲁茨时彭认真地说了一声“你好，主教”。鲁茨则笑答“欢迎你，彭将军”，并指着弗朗西斯说“这是我的女儿，弗朗西斯”。将军高兴地对姑娘说：“你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上帝会保佑你的。”语音刚落，众人一片欢笑。这一刻在福斯特的心中留下了极其温馨的记忆。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当往事重提时我依然能感觉得到福斯特内心的激动。他对我说：“那一天，将军无疑是最受大家喜爱的一个人，他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将军走后鲁茨说，在他见过的高级军官中，彭将军是最平易近人、最和善可亲的一位，“他从不示人以居高临下的气势，令人敬佩”。史沫特莱更是坦言：“他是一个有血气的军人，说实话，也许我会爱上他的！”我问福斯特：“你的感觉呢？” 福平静地回答说：“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了。”

送走不久，史沫特莱就开始组织人力将募集到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慰问品送往山西八路军总部，福斯特自告奋勇加入了这一行列，而且一连去了两次。他说：“我要去亲眼看看彭将军的那支‘不怕苦、不怕死’的军队。”

整个抗战期间，随着战局的变化，八路军总部曾数十次在山西境内搬迁。福斯特第一次去山西是1938年1月底，同行五人组成“国际慰劳团”，由鲁茨主教的女儿弗朗西斯率队前往，当时八路军总部设在洪洞县马牧村；及至后来9月第二次赴晋时，总部已迁至长治县。两次前线慰问使福斯特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有了直观而切身的体察。在八路军根据地，他见到了前所未见的景象，遇到了前所未闻的事物。这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信心十足且充满生机，“民兵队”、“妇救会”、“儿童团”，在这些从未听说过的组织中几乎所有人都在“打垮小日本”的目标下动员了起来。四十多年后福斯特告诉我：“一个能够把人民当中的男、女、老、少全部动员起来的民族，它的力量是不可小视的。当年我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就是这么对将军说的。”

在八路军总部福斯特不仅与彭将军再次重逢，而且还见到了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第二次访晋在总部机关停留的那十来天，左权同志有空时常会在晚上到福的房间找他聊天。没有固定话题，海阔天空地“海聊”，谈人、谈事，就像朋友聊天谈家常那样，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抗日”。福斯特告诉左权，他到山西来是受了一个中国军人的影响，这个中国军人就是彭将军，“他身上似乎有一种磁性，能让人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走，这在我的经历中是从未有过的”。左权则对他说：“一点不错，你看我不是正被他‘吸引’着往前走吗？”福斯特对我说，那些日子左权教会他不少东西，在福斯特心目中左权将军不仅是个文武双全的英雄，也是他的“第一个中国老师”。

二赴山西，看到八路军后方医院缺少人手，福斯特完成交接药品的事项后自告奋勇留了下来，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洋人“自愿者”，并且一干就是五个月。在医院，他除了管一些账务外，还是一名机动人员，哪里需要就顶到哪里，同八路军医务、伤病员相处得像亲兄弟姐妹一样。他整天穿行于伤病员之间，为他们送水，喂他们吃饭。这些军人虽然失去了战斗能力，但却没有一丝沮丧更没有胆怯，有的只是坚毅和刚强。他向我提到过一个比他整整小十岁的小战士，双目失明后满脸缠着绷带，一天夜间做梦嘴里喊的竟是“班长，让我上去！”留部这五个月，他按临行前史沫特莱的嘱咐坚持写日记，其间点点滴滴记录着八路军将士“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记录着他同八路军官兵朝夕相处的动人事例。这部日记至今保存完好，为防止损坏，福斯特把它存放在明尼苏达州历史学会，自己则复印了一套留在身边。

后来日本鬼子逼近长治，为确保安全，上级决定让福斯特撤回大后方。他不想离开医院，更不想离开朝夕相处、亲如兄弟姐妹的八路军官兵，于是斗胆直接去找将军申诉。将军耐心地听取福斯特的意见后向他解释说：“如果你留在这里，我们就得派很多战士来保护你，因为我们不能让朋友的安全受到威胁，这样一来我们就要相应减少战斗员的数量。”福斯特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向这样一位有最高权威的人提出自己的要求，面对他的认真，我知道自己已无法再固执己见了。”他最终遵从的劝导，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八路军。这时已到了1939年初春。

福斯特曾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向我讲述了他在八路军总部的经历。他告诉我：“是将军把我引上抗战之路的，从中国的一个小山村起步。”

加入“保盟”，与宋庆龄共同战斗

二战期间，美国为了增强其国际影响，特设“战时情报局”（后改名“美国新闻处”）这样一个机构，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分部，专事对外宣传。离开长治后福斯特按照将军的嘱咐，绕开西安经宝鸡辗转来到重庆，经人介绍在美国战时情报局重庆分部谋到一份工作。

在战时情报局，福斯特结识了时任美国记者同时也在情报局兼职的爱泼斯坦，又经爱泼斯坦引荐认识了宋庆龄，并加入了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从此开始了他作为“保盟”战士、孙夫人战友的战斗生活。

1942年8月，宋庆龄在重庆恢复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起初“保盟”人手紧缺，宋庆龄身边只有两个助手：廖梦醒和王安娜；后来爱泼斯坦和邱茉莉（随后成为爱泼斯坦的妻子）从日军集中营中逃出后经桂林来到重庆，人气才逐渐兴旺起来。福斯特的加入令宋庆龄非常高兴，她握着福的手说：“欢迎你，我们的新战友。”

加入“保盟”后，在极其复杂而险恶的斗争环境中，福斯特亲眼目睹了享有“中国的良心”之誉的宋庆龄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所展现的智慧和风采。一方面她要在国内、国际广泛促进抗日统一战线，动员民众，争取外援，支援前线；另一方面又常常不得不横过身来向反对民主、破坏抗战的黑暗势力奋力抗争。福斯特听人说过这样一件事，由于宋庆龄不断抨击重庆的“腐败空气”和倒行逆施，孔祥熙曾恐吓她说：“你要老是这样说话，他们把你抓起来怎么办？”宋回答他说：“欢迎，来抓吧！”耳濡目染这一切令福斯特深受感动，他对我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完美的女性，她极富正义感，有主见，有魄力，意志非常坚强，是一个难得的、了不起的妇女领袖，我非常崇拜她，我为自己能成为她的战友感到自豪。”

在宋庆龄领导下，“保盟”肩负了宣传抗战形势、募集军需补给、联络国际支援的重任，为前线将士英勇杀敌提供了有力的后方支持。“保盟”成员中只有廖梦醒、王安娜等少数同志是专职人员，福斯特及爱泼斯坦、邱茉莉等人均为兼职，他们依旧保持着各自原有的工作。对自己的“双重角色” 福斯特做过这样的解释：“为情报局做事是我的职业，是谋生手段；为保盟工作则是我的义务，是尽天职。”在“保盟”，宋庆龄还曾交给福斯特一项特殊任务――兑现外汇。当时，虽说在抗战大前提下国共两党维持着统一战线的局面，但顽固派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对共产党的“防范”、打击和迫害。为了阻止“保盟”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物质支援，特务时时刻刻监视着“保盟”的一举一动，并随时准备干扰和破坏。处于如此险境之下，许多国际友好组织和人士汇来的“援款”就很难从银行兑现出来。于是宋庆龄想到了福斯特，他身为美国人，又有一个“美国战时情报局官员”的身份，由他来完成此项任务当称最佳人选。为了做好这件事，“保盟”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一起作了周密安排：福斯特到银行提出现款后，出门就钻进停在附近拐角处的一部汽车，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接应和护卫下返回宋的住处。回来后，宋庆龄和大家一起数点。她对捐款的管理相当严格，每一笔捐款不论数目大小，收据上都要有她的亲笔签名。这些捐款后来就被分送到国际和平医院以及延安等各解放区。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福斯特返回美国后，遭遇了随即发生的那场“麦卡锡主义”疯潮。当局多次传他去“谈话”，一谈就是四五个小时，其中问的最多、最详细的就是为“保盟”提款的事。福向他们争辩说：“这些钱是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用于抗战的，如果你们认为它是错误的，为什么当初你们不阻止这笔款汇到中国去呢？！”

福斯特说：“当一个人同正义站在一起的时候，内心就会充满凛然之气、坚韧之力，它足以让你勇敢地面对一切黑暗和不公正，这是我从宋庆龄那里学到的。”

中国抗战八年，福斯特几乎全程见证并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其中，在血与火的环境中他始终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同甘共苦、顽强斗争。

有朋友曾就福斯特的这段经历同我探讨过这样的问题：“一个外国人在战争条件下甘愿为中国人民去吃那份苦、冒那份险，他这么做为的是什么呢？是‘中国情结’使然吗？”

我答复他说：“依我的理解，‘中国情结’是一方面；同时还有另外一样东西，那就是‘信念’。”

老人在世时曾对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石奇同志说过：“我希望中美友谊不仅是我们这一代老人之间的事，而且也应当在下一代年轻人身上得到延续和发展。”为了让后代传承这种友谊，福斯特本想把自己同中国五十年的渊源整理成文，甚至已预定了书名：《我与中国五十年》，可惜由于某些原因老人未能如愿。

艾黎同志生前曾在一篇纪念史沫特莱的短文中回忆了1938年在史沫特莱的住处认识福斯特的往事，他评价青年福斯特是一个“渴望帮助中国抗战的外国青年”；八十年代初，我同爱泼斯坦谈起福斯特时，爱老说：“他是个好人，很老实，话不多，做事十分认真。”福斯特夫人则说：“他爱中国远胜于对我的爱。”

（作者为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