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文化:知识跨界和共同意识

所谓“第三种文化”，简单说就是人文、科学之外的另一种文化，它是打破纯粹人文和科学分野的文化，是用新的方式沟通两种文化的一种努力。

倡导和实践“第三种文化”的人，是一批非典型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涉猎范围非常广泛，他们跨学科跨领域，具有特别的思维风格，更具包容性，他们的研究和写作更加贴近真实的世界和大众。代表这种新文化的一些科学家和思想家，通过自己的工作和阐释性写作，从新的角度向人们揭示“人生的意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这些常识层面的问题。他们给公众指出了一种洞察世界的新途径。

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

1959年，C.P.斯诺（C.P.Snow）出版了《两种文化》一书，提出文化一种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是科学家的。他带着怀疑的口吻写道，上世纪30年代的人文知识分子趁人不注意时，自封为“知识分子”，似乎除了他们别无他者。“文人”所下的新定义将科学家排除在外，如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控制论学家诺伯特・维纳，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尼尔斯・波尔和维尔纳・海森堡等。

人文知识分子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呢？首先，科学界的人们没有充分地证明其作品的启示意义。其次，虽然许多卓越的科学家，如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和詹姆斯・金斯，也为普通大众写书，但是他们的作品被自诩为知识分子的文人所无视，且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所具有的价值和重要性也被当作是学术探索活动而不为人知，原因在于科学不是主流期刊杂志的关注对象。

在1963年再版的《两种文化》中，斯诺收录了一篇新文章，《再看两种文化》。在该文中，斯诺乐观地提出，未来将出现一种新的文化，即“第三种文化”，这种文化能填补人文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之间沟通的鸿沟。在斯诺提出的“第三种文化”中，人文知识分子将与科学家平等对话。

可是在我这里所指的“第三种文化”并不同于斯诺所预见的。人文知识分子并没有与科学家进行沟通.我所指的是科学家直接与普通大众沟通，“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常绕开中间人，力求以一种可行的方式，向以求知为阅读目的的大众表达他们最深刻的思想。

“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能赢得广泛的兴趣，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写作能力；传统上所谓的“科学”如今已成为“大众文化”。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写道：“科学才是唯一的新闻。打开报纸，一眼扫过，那些有人情味的内容不过重复着老生常谈的“他说她说”，政治和经济的内容也是重复着老生常谈的故事，时尚潮流不过是一种新鲜感幻觉。人类本性没有太大的改变；而科学的变化却是日新月异，这些变化正在不可逆转地改变世界。“在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里，变化速度本身就是最大的变化。科学因此也成为重要的话题。

在过去几年里，获得报纸和杂志重点关注的科学课题包括：分子生物学、人工智能、人造生物、混沌理论、大规模并行计算、神经网络、宇宙膨胀、分形几何、复杂自适应系统、超弦理论、生物多样性、纳米技术、人类基因组、专家系统、间断平衡论、细胞自动机、模糊逻辑、太空生物圈、盖亚假说、虚拟现实、网际空间、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等。对于这些思想，不存在什么经典作品集或公认的作品名单。“第三种文化”的力量恰恰在于它能够容忍分歧，保留不同的人对哪些作品该得到严肃对待的不同看法。跟以往的智力探索不同，“第三种文化”的成就在于它将影响星球上每个人的生活。

约翰・布洛克曼和Edge

“第三种文化”较具有代表性的倡导者是《第三种文化》一书的作者约翰・布洛克曼。他是美国电子出版公司内容公司的创办人及董事长，闻名全球的《情商》一书，便是在他的催生与之下问世的。

约翰・布罗克曼最引人注目的，虽然莫过于他搭建的文化桥梁――一座妙趣横生的桥，将原本平行的艺术世界和科学世界连接起来。“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宇宙真理；而艺术的目的在于表达人类生活――当然，其中有许多重叠之处，第三种文化综合了这两个目的”，《连线》总编KK这样评价道。

布洛克曼是互联网界的思想先驱，他是中国上世纪80～90年代互联网最早的开拓者们的启蒙导师之一。《讨厌鬼文化》一书，就是他和KK等人创办的边缘基金会（）的出版物，而这本出版物曾是一群最早的互联网思想家和前沿科学家的乐园。在布洛克曼看来，Edge是“一场对话，旨在寻找用自己的创作、拓宽人类自身认知的人，鼓励文化前沿作品，支持尚未为世人所知的思想研究”。这显然是会被一群跨界人所喜欢的理念。

这些思想边缘的家伙们，提倡的并非是“精英主义”。布洛克曼在《第三种文化》中强调：一个新的文化，一个大众的新文化，已经出现了。它包括“那些科学家和经验世界的思想家们，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和通俗的作品，生动表现了我们生活的更深层的意义，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是什么。”

布洛克曼（我认为是正确地）指出：“科学是大新闻，而提出大问题的人正是科学家。科学家通过他们的书和文章，而成为新的大众的知识分子，成为新的大众文化的领军人物。”在过去十年里，越来越多的人在阅读科学家们写的书，科学家们也被逼着（深入浅出地）用其他学科的人可以懂的语言来写些东西。

地球村和共同意识

布洛克曼曾大量阅读信息理论、互联网及系统论等方面的书籍资料，通过对这些想法的整合，以信息理论研究所有人类经历。这些年，他一直关注的主题即是新技术与新的理解角度，他相信，互联网的“反馈”不同以往，不再是线性的输入和输出。

著名互联网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在大概半个世纪前就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他指出，电气技术的发明让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即人类意识，开始向外发展，我们必须超越个人意识形态，去理解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思想越来越社会化，“我们改变想法的同时必然改变世界”。思想是人为的延续，所有人都包含其中；麦克卢汉称之为“共同意识”，一个通过创建“全球化的实体网络”才能深入了解的世界。

上世纪60年代末，人们讨论的概念之一就是“共意识”。这显然是知识的跨界。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将其称之为“无声的时空之语”。霍尔曾对我说，人类最重要、最根本的发明不是那些被称为“发明”的东西，而是那些看上去生来就有的、理所当然的失误。他认可的发明，既不是火的使用，也不是活字印刷，不是电的发明，更不是DNA结构的发现。人类最重要的发明是谈话。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存在，或者说可能从未被关注，直到某天某人提出，“我们在谈话”；那一刻，可称得上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一刻。互联网就是这样一个发明，一个深入共同意识，或者说“分散的智力网络”的通关密码。

互联网就是我们共同的外部意识。用反馈的理论来说，即人类集体意识的内在作用的无限循环，循环的结果就是网络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不断增强。这与电脑硬件无关，也不管你朋友爱听什么音乐，这是人类的交流，“我们在谈话”。

贝尔实验室科学家克劳德・香农和沃伦・韦弗合著的《通信的数学理论》一书开篇写道：“本书所提‘交流’均为广义交流，包括任何意识影响另一个意识的手段及过程。这当然不仅限于文字和演讲，音乐、图像艺术、电影、芭蕾及一切人类行为都包括在内。”

是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谈话与交流，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作者为价值中国创始人、价值家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