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信刚:“我对中东文明有非功利的求知欲”

1963年7月中旬，张信刚最终留学的目的地是美国，但要“曲线留学”，所走的路线与众不同。他从台湾出发，第一站到香港，接着经曼谷、孟买、贝鲁特，再到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又飞到古都贡德尔，终于见到了阔别三年的父母。这是张信刚平生第一次亚非文明之旅，从此萌生了对中东的兴趣。

当张信刚到达美国斯坦福大学念书时，同屋焦大卫是念人类学的，正预备到埃及做田野调查。张信刚虽是学工科的，但对文化充满兴趣，两人便经常交换所见所闻，张信刚讲述中国文明，焦大卫则介绍西方文化。那时候中东时有新闻发生，张信刚平时爱看报纸，开始了解中东的地理环境、文化语言、政治局势。

1982年圣诞节前后，张信刚一家四口开车从巴黎到西班牙的南部度假，在几个城市转了一个星期。张信刚惊讶地发现自己对中国新疆以西和意大利以东的地区知道得实在太少了。这个地区包括中东在内，从此，张信刚开始有计划有意识地去认识这些地方。

尽管张信刚是国际著名的生物医学工程专家，但对文化充满了兴趣。现在他回想起来，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来自当外科医生的父亲。父亲在台北家中聊天的朋友是李济、劳干、董作宾等大学者，话题常常围绕着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耳濡目染之下，张信刚养成了对一个地方的文化有一定认识才到那里旅行的习惯。后来他常常跟朋友说：“这样的旅行收获是钱半功倍，花一样的钱住两天，比人家住两天知道的多得多了。”

没有退休以前，每年的寒暑假，张信刚夫妇都争取出去旅行。2003年冬天，他们夫妇趁着春节假期的机会，停留伊斯坦布尔一个星期，专程找了奥尔罕?帕穆克（《我的名字叫红》的作者，曾获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张信刚有意识的文化之旅。即使是因公出差，张信刚也常常利用半天一天的时间参观当地的博物馆，甚至见一两个教授。

2007年，张信刚从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退休之后，太太周敏民说他“变本加厉”地旅行。这几年，张信刚常常漫步在亚欧交接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在新疆以西、多瑙河以东旅行。他曾在家里办过85次文化沙龙，其中有6次沙龙由他作报告，内容都与中东文明有关。一次偶然的机会，香港《信报》总编辑陈景祥对他说，不如开一个专栏谈中东文明。于是张信刚开始了每周一篇、每篇占半版的“游走于文明之间”系列，从2010年3月到2010年12月，共40篇左右，加上后来写的绪言和综论，集成了这一本沉甸甸的《大中东行纪》。

中东冲突多源于大国博弈

时代周报：你生活在香港，为什么会如此关心中东地区？中东的发展对华人世界意味着什么？

张信刚：我关心中东是一种非功利主义，当然也有功利主义的可能性。我自命为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对很多事情都是好奇的，连火星后面的阴影是什么样都想知道。人类四个主要的文明发源地有三个都在大中东地区。那个地区在人类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中古世纪的阿拉伯人的数学、天文学一定领先中国。我不去了解这个地方，好像知识的结构就有很大的缺陷，我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全球化之下，世界哪一个地方做生意都是来往的，都是市场，都有投资的机会。中国和大中东最大的三四个国家的生意交往非常之多，留学生之间的往来非常多。现在汉语比赛中，很多汉语讲得好的人是阿拉伯学生，双方的文化往来也很多。地球真的变小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投资和销售的对象绝对包括这些地方。我个人最早的出发点是非功利性的知识分子的求知欲。可是，其他人可以因为有目的而求知，这也不是坏事。

时代周报：从全球视角来看，大中东是人类文明最早出现的地区，现在又是不同文明交融碰撞非常明显的地区，也由此成为全球各地的人特别关注的地区？

张信刚：那里既是人类文明最早出现的地方，又是矛盾交织最为激烈的地方，也是今天政治动荡、整天震撼眼球的地方。如果只是从新闻上看，人们不免会有比较动荡的印象。因为报纸不会报道王家和李家今天没吵架，只会报道王家跟李家吵架了。就我的认识而言，除了、蒙古人西征以及后来的一部分战争，大中东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和平相处的。在以色列没有建国之前、犹太人转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时候，也是相安无事的，没有冲突。到了二次大战前，巴勒斯坦人才觉得犹太人数量太大了。到纳粹开始排斥犹太人的时候，巴勒斯坦也开始有点紧张了：这样的话你们会大量地涌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才有几次暴动。即使在今天冲突最强烈的地方，纳粹没有上台之前，犹太人已经移民大半个世纪了。他们就找那些空地，或是买一块空地种果园，彼此两家人就互相交换了。这说明这个广大的不同文明发展的地方，也有战争，但是多数时间是和平共存的，和平共处的时间比战争的时间长得多。在韩国、日本，民族几乎是单纯的，从南到北的语言、风俗、习惯、长相都一样的，没有什么需要和平共处的问题。但是在中东地区，因为血统混杂，遗传也不是直线遗传，所以一个家庭里面，哥哥很黑，弟弟很白，姐姐眼睛很鼓，妹妹有点像亚洲人，这不奇怪，因为混血到一个程度以后，就不知道遗传因子究竟是怎么分布的。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很成功，他们鼓励各个族裔要互相团结，包括新加坡的马来人也会很自豪自己是新加坡公民。这有一点像美国，在美国，有很多墨西哥人也很自豪，现在当部长的有好几个是墨西哥人，他们自豪自己是美国人，也不否认自己是墨西哥裔。在伊朗、埃及、土耳其、摩洛哥这些国家里面，历史上也是互相配合的。

时代周报：你亲身观察之后，发现这个地区的冲突并不是像我们外界看到的那么明显，还是比较和平的？

张信刚：当然冲突还是很明显的，但不是天天都在冲突，而且这个冲突很多时候是源于外界力量的介入、大国的博弈。这个大国帮助这一派，那个大国帮助那一派，冲突也就多了。冲突最明显、最激烈的，一个是以色列跟它周边的冲突，一个是黎巴嫩内战，当中都有大国的博弈，包括欧美的力量、叙利亚的力量和伊朗的力量，每一派后面都有人提供武器，提供训练。

东方主义与欧洲人的好奇心

时代周报：虽然美国跟中东离得很远，但是在20世纪的后期，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影响还是无时无地不存在？

张信刚：美国自二次大战以来就把中东定为自己的核心利益之所在，在冷战期间因为尽量地要跟苏联竞争，就成立了一个巴格达公约。巴格达公约把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这四个国家聚到一起，这四个都是大国。这四个国家聚到一起，就像大西洋公约一样，美国是盟主。那苏联就把叙利亚、埃及、利比亚这些国家拉去，他们没成立公约，但基本上是他们的政治势力。有二十年的时间，埃塞俄比亚也是由苏联主导的，南也门也是受苏联影响，拉南也门的目的是赶英国人，这一定是大国博弈的结果。冷战一结束，苏联一解体，军事力量固然瓦解了，意识形态也逐渐被人家放弃了，美国就自然而然地变成唯一的强国。在冲突最多的地方就是波斯湾一带，美国是最大的强国。两伊战争是伊拉克跟伊朗在打，美国是帮助伊拉克的。之后因为伊拉克想要占领科威特，美国就打了一个海湾战争，重伤了伊拉克，确定了美国在这一带的盟主地位。“9?11”之后，美国觉得这个地带更乱了，就有一派想把整个大中东地区用制度的方法归纳到民主集团里去，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大中东的民主计划。这个计划没有成功，虽然有两个试点，拔掉了和萨达姆这两棵毒草，并开始建立民主化的花园。但是这个土壤似乎不适应移植的西方式民主，所以现在阿富汗也好，伊拉克也好，都不是很成功的民主化的范例。

时代周报：学者萨义德出身于耶路撒冷，他在美国提出“东方主义”的理论，今天美国人看中东时，这种东方主义还存在吗？

张信刚：越来越淡了。最早我对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很有兴趣，有的时候写文章还引用他。他是基督教出身的巴勒斯坦人，在埃及受教育，在美国成名。他的“东方主义”讲得很有道理，他说，在18、19世纪，当欧洲人想到东方去的时候，“东方”就是欧洲字眼，站在欧洲，埃及这些地方才是东方，所以有近东、中东、远东的讲法，中国就是远东。这就是欧洲中心主义，所以东方主义者带着一点好奇，带着一点猎奇，带着一点偏见，带着一点夸张来形容东方的样子，好像是为了让欧洲人觉得更有趣。比如说有些画家，没有去过奥斯曼的宫廷，也没有看过宫女什么样子，但是他画出来的宫女就好像是勾引男人的样子，这是东方主义的想象画。另外还有很多作家对东方的一些习俗作一种好像猎奇或是讥笑的曲解，可是，我客观地认为，欧洲人有好学之心，欧洲人的分析能力真的是很高，要不是欧洲人的这些努力，今天的古埃及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埃及的文字是我们所破译不了的。埃及的文字之所以被译破，是因为拿破仑抱着侵略的心带军队进攻埃及，在进攻途中发现一个石碑，他手下的一个军官花了二十年时间把它破译出来，所以才有今天我们对埃及的全盘了解。英国有一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即使是亚非国家本身的人想了解自己的国家，也最好去看看亚非学院图书馆的档案和亚非学院学者的著作。东方主义开头，绝对是有带着轻视、带着好奇、带着偏见去写的，直到今天，也不能说他们完全免于这种偏见了，可是轻视、好奇的心越来越少了，接近现实的越来越多了。但也还不能够免除欧洲人固有的、好几百年养成的自高自大的心态，总觉得他们的社会制度是放之四海皆准，这种思想恐怕还是有的。

时代周报：在大中东走了这么久，你对大中东未来的发展是乐观还是悲观？

张信刚：我不可能是盲目的乐观，但我也不是悲观。我觉得前方的道路还会崎岖不平。不可能一下子去了一个卡扎非，反对派就一统天下，以后就会变成民主的社会，工农业就会恢复生产，老百姓就会万民归心，以后就变成民选政府，政府就都听人民的话，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要拭目以待，中东地区的年轻人在逐渐成长，年轻人占人口的比例很高，目前还抓不准年轻人究竟要朝哪一个方向走。所谓80后，他们的生活品质明显不令任何人乐观，他们的爸爸都住得起房子，但如果经济不改善，他们自己就会住不起房子。男孩子住不起房子，就意味着没办法成家，没办法成家就意味他的人生、两性生活都是空白的。他们不像欧洲人，结不起婚就随便交交女朋友什么的。这样的话，80后、90后的人对未来怎么看法，以及他们自己设想将来会过什么样子的生活，是会影响政治的。我的结论是，经过这一年来的政治巨变，中东地区的人民已经有了政治觉醒，他们将会逐步成为自己的主人。我带着良好的愿望，愿意朝好的方面去想，但前途仍然崎岖不平，需要时间提供答案。

实习生闫锐鸣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