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富与晚清义赈制度的创立

摘要：谢家福是晚清时期我国民间慈善事业中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他发起、组织和参与领导了近二十年全国性的慈善救济活动，为当时最典型的民间慈善组织——义赈组织的运行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和规范，成为全国民间筹赈的中枢。谢家福主导创立的晚清义赈制度，既包括宏观层面的三位一体的义赈组织制度，也包括微观层面具体保障义赈组织运行的募捐制度、宣传制度、公信制度、局厂制度、褒奖制度等。这些制度对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慈善组织运作都具有范式意义。

关键词：谢家福；义赈组织；管理制度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天朝上国体制被外力所打破，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一切领域都处于迅速、急剧的变动之中，是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外患内忧的近代中国，军事战争频仍，自然灾害频发，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上天弄人，国家不宁，而自然界也与我们开了很大的玩笑。光绪初年的华北五省持续旱灾，却不啻给处于相对稳定时期的清政府一次巨大挑战。国库匮乏，列强环伺，西教渗透，如何才能挽救灾黎于危亡？疲敝懦弱的清政府并不能很好地给出答案。政府的行政真空却给一群正处于生长、发展期的绅商、买办和洋务官员们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施展空间。这一空间十分巨大，大到使参与其间的个人完全跳出了乡土、省域的范围，而变身为全国公共事务的发起者、引领者。谢家福就是晚清大变局中一位全国慈善救济领域引领潮流、树立规范的中坚人物。谢家福是晚清中国的新经济、新教育以及新式公益事业中的弄潮儿，是当时全国绅商各界为之瞩目的新派人物。但是在他逝世后的一百余年间，虽然与他有很深关系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江南洋务集团以及义赈等问题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然而学界对于谢家福个人而言似乎是忽略和漠视的，对于他甚至都没有专文研究。 客观公正地说，这与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相称的。本文仅以《申报》和其部分日记为线索，初步探讨其对晚清义赈组织管理制度方面的建构性贡献，这些慈善组织的管理制度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大的效力，对于今天慈善组织的运行与管理也不无参考意义。

一、谢家福：全国义赈事业的劈划者和统筹者

谢家福受其家乡江苏吴县与父亲谢元庆的熏染，平素即养成强烈的乡邦意识与责任意识。当时一位著名义赈慈善家熊其英（熊于光绪五年病逝于河南卫辉助赈局）在给谢家福的信中就道及此点：“顷过方君子厚，得读大著《立愿善启》，粹然儒者之言。并悉《乡约》一事，诸君子将议复前规，而阁下谋之尤力。仰见胚胎前光，好善克世其家。窃在下风，惟有钦佩。伏念吴中自尊公归道山，仔肩世道，独赖梁溪；梁溪亡而遗老尽矣。今之妖异朋兴，亦足见人心不正之一端。呼寐者而使觉，《乡约》在今日，要为切务。振当前之铎，扶大雅之伦，敬以望之有心人而已。”[1]

由于地方人文传统的侵染与家庭的熏陶，谢家福本可继承父祖衣钵，担当起家乡公益、教化的应有使命和责任。但是一切都因鸦片战争——中国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谢家福的命运和人生境遇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谢家福青年时期在家乡吴县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为邑庠生，后补府学博士弟子员。之后，即入上海舆图局，编校世界各国地图。再入上海广方言馆，从德国人金楷理学习外国文字，任翻译馆笔述。在上海这一中国近代首批通商口岸重镇的学习历练、耳熏目染，使得谢家福成为了当时不可多得的学贯中西、娴于任事的实务人才。也正是这一时期谢家福在上海的学习、生活、工作经历，让他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国国力的疲弱、西方国势的强盛，感受到清政府的屈辱无能和西方政府以及外国人的骄扬跋扈。

现实家国的困厄局势加之儒家文化在其内心的氤氲，激起了谢家福强烈的民族精神和高度的爱国情感：事事都要与外国人相争锋、较高下，尤其在中国国土上做事，更要体现中国的声音和气势。军事、政治、外交等领域暂且不论，但是在民生福利、慈善公益等社会公共领域中国人决不能输于外人。这就是当光绪初年华北五省大旱灾之际，面对外国在华官员和教会人士对中国灾区的救助情况，谢家福当时内心深处的想法。这一基于民族自尊心的思考，使其超越了地理界限的约束，民胞物与、善与人同、不分畛域，终于跨出省界，走向山东等地，从而造就了一位颇具现代意识的全国性的义赈慈善家，并且成为当时这批慈善家中的引领性人物。从1876年全国性义赈之始，到80年代晚清义赈的高峰时期，以至90年代中期晚清义赈的衰微时期，谢家福几乎无役不与，尤其是在义赈事业的中前期，更是起到了创设制度、引领的地位和作用。其具体办赈事功如下表所示：

1876-1893年谢家福领导和参与筹赈统计表

年份 受赈灾地 义赈组织 义赈组织地域 备注

1876 苏州北地灾民、苏北旱灾 无明确组织，苏州、赣榆等地民间办理赈济，轮船招商局，耕记丝栈， 苏州、上海等地义赈组织萌芽 谢家福为筹赈事居间多所联系

1877 山东、山西旱灾 轮船招商局，同仁辅元堂，扬州、镇江组织救赈山东，上海果育堂，安息保节局（苏州），桃花坞谢寓 上海：3

苏州：2

镇江：1

扬州：1 桃花坞谢家福寓所是当时筹赈的主要机构

1878 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直隶旱灾 果育堂，桃花坞，仁元钱庄上海公济同人会，同仁辅元堂，保婴局，轮船招商局，太古轮船公司帐房，耕记丝栈，扬州同善堂，苏州安节局，杭州同善堂，扬州东关街，镇江吉泰和烟铺，苏州柑子园李宫保第， 上海：7

苏州：3

扬州：2

镇江：1

杭州：1 苏坞为全国义赈中心。上海内部前期果育堂为中心，后期，仁元钱庄为中心。此时上海协赈公所设于仁元钱庄内，由经元善负责。

1879 河南、山西、直隶旱灾 上海同仁辅元堂、上海果育堂、上海王诒谷堂、上海保婴局、上海新太古郑氏、杭州同善堂、扬州东关街李氏、镇江吉泰和、苏州桃花坞公寓、苏州柑子园李宫保第 上海：5

苏州：2

扬州：1

镇江：1

杭州：1 苏州桃花坞与上海新太古郑氏为当时义赈的主要领导机构，此时上海协赈公所设于新太古公司帐房内，由郑观应负责。

1880 直隶（水灾），广东（水灾） 苏州桃花坞，上海新太古，果育堂，同仁辅元堂，保婴局，扬州东关街，镇江吉泰和， 上海：4

苏州：1

扬州：1

镇江：1 桃花坞为筹赈重要基地

1881 江苏江北江阴、常熟一带沙洲水灾 上海电报局、上海保婴局、苏州电报局、镇江电报局、天津筹赈局、扬州东关街李公馆、苏州泰昶钱庄 上海：2

苏州：2

镇江：1

扬州：1

天津：1 1881年，义赈组织出现重大变动，电报局系统参与义赈慈善救济，为义赈的一体化管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谢家福居间统筹。

1882 江苏江北救命墩工赈，安徽水灾，浙江水灾 上海电报局、苏州电报局、镇江电报局、扬州电报局、苏州泰昶钱庄、上海后马路义隆里沈太史公馆，扬州多子街复茂恒钱庄 上海：2

苏州：2

扬州：2

镇江：1

在1881-1882年办理江苏水灾义赈期间，上海后马路义隆里沈寓为苏沪办赈中心，苏州电局、泰昶钱庄等皆将所募款项交沈寓转解灾区。谢家福参与领导。

1883 江苏、山东、直隶水灾、浙江等地水灾 上海丝业会馆，上海金州矿务局，怡顺昌，三马路官银号，上海山东赈捐沪局（在沪诸商号办理） 上海：5 上海丝业会馆筹赈公所首次组织办赈，金州矿局主其事者仍为上海电局之领导人。谢家福参与领导。

1884 上半年，直隶、山东义赈收束。安徽水灾，湖北水灾。下半年，江苏青浦等地风灾，江西景德镇等地水灾，江西疫灾，安徽水灾，山东水灾 上海果育堂，丝业会馆，镇江吉泰和烟铺（年底新开，募集善款后，交扬州汇解） 上海：2

镇江：1

农历四、五月份，上海陈桥矿局、东赈沪局、三马路官银号、苏州电局、镇江电局等皆行停撤。上海果育堂重新办赈（只见发启，但效果极小），下半年，全国仅剩上海丝业会馆筹赈公所一家。谢参与领导。

1885 广东、广西、山东、直隶水灾 文报局，与昌丝栈，高易公馆，丝业会馆， 上海：4 文报局，与昌丝栈，高易公馆为该年成立的新的义赈组织。谢参与领导。

1886 山东、直隶水灾 文报局，与昌丝栈，高易公馆，丝业会馆，轮船招商局 上海：5 轮船招商局首次独立办赈。谢参与领导。

1887 主办河南、安徽水灾，兼办直隶、山东水灾 上海陈家木桥电报总局，文报局，与昌丝栈，高易公馆，丝业会馆， 上海：5 电报总局成为上海各义赈组织的领导中枢，也是全国义赈领导中心。谢家福主之。

1888 广东、奉天、河南、安徽水灾，江苏丹徒、丹阳等处旱灾 上海陈家木桥电报总局，文报局，与昌丝栈，高易公馆，丝业会馆，四马路陈春记号， 上海：6 新成立的四马路陈春记号奉赈公所专办奉天水灾义赈。谢参与领导。

1889 奉天、河南、安徽、山东、浙江、江苏水灾，四川泸州火灾 上海陈家木桥电报总局，文报局，与昌丝栈（该年因陈煦元去世而裁撤），高易公馆，丝业会馆，四马路陈春记号（因奉天秋成尚可，该年秋裁撤），四马路盘记，法马路致和里怡春茶栈，上海申报馆，济阳里公大庄（慈北募振公所） 上海：10 电报局协赈公所于该年正月杪即停止收解赈款。电局赈所裁撤后，文报局赈所成为上海义赈组织领导中枢，新组设“山东赈捐收解处”，领导一切东赈事宜。谢参与。

1890 江苏吴江、震泽、昆山、新阳、常熟、昭文、太仓、镇洋、宝山、青浦等地以及浙江义赈在春末基本结束，（自夏季始）福建水灾，另外，亦办理直隶、山东等地水灾 文报局、丝业会馆、仁济善堂、高易公所、申报馆，（直隶道福社）上海铁路桥广益善堂，上海津帮公善堂， 上海：7

仁济善堂、广益善堂、津帮公善堂内该年新成立义赈组织。上海义赈组织以文报局与丝馆、仁济为最重要。谢参与。

1891 直隶水灾，浙江定海火灾，山东小清河、卧牛山工赈 丝业会馆、仁济善堂、申报馆、高易公所、文报局 上海：5 该年，文报局、高易公所内的义赈组织裁撤。施善昌成为全国义赈核心人物。谢参与。

1893 山西旱灾，山东水灾，顺天、直隶水灾 丝业会馆，仁济善堂，申报馆，广肇公所，苏州西大营门电报公寓，上海源通官银号 上海：5

苏州：1 该年，苏州谢家福重新开设义赈组织，掀起90年代义赈一小高潮，但该年内即撤。

1896 谢家福病逝于桃花坞

注：该表根据《申报》信息绘制。

由上表可知，在1876—1895年间中国最主要的义赈组织中，谢家福的地位、贡献和影响力可谓厥功至伟。从1876年义赈开始，谢家福即联系浙江、江苏与上海等地绅商筹资办赈，居于中心地位。1878年和1879年，谢家福以苏州桃花坞为中心，与上海协赈公所的经元善、新太古公司的郑观应共同领导了当时全国的义赈工作。1881年以中国电报局系统加入办赈行列而使义赈组织出现重大转型，江南各地义赈组织逐渐走向联合。1887年上海各主要义赈组织为救赈山东、直隶水灾组成董事会，共同办理全国赈济事务，而由谢家福总集成。直到1889年，谢家福参与管理的中国电报局都是当时义赈组织的中坚力量。因母亲去世，谢家福丁忧在家，暂时放下义赈事业。1993年时，谢氏又以住所桃花坞为中心办理全国义赈，掀起当时全国义赈事业的一个小高潮。晚年，由于身体健康原因和甲午战争的刺激，谢家福主要服务桑梓办理教育事业，也因积劳成疾于1896年逝世。总之，谢家福之在中国近代义赈事业中取得重要成绩和社会普遍赞誉，主要在于他在筹措善款、居间调处和制度性建构与管理等领域的重大贡献。对于民捐民办的义赈组织来说，谢家福可以说抓住了工作的核心和关键。

二、谢家福创立的义赈组织机构及董事会管理制度

在晚清义赈事业中，谢家福所付出极大心力并取得重大积极贡献的一个方面就是创立了各项义赈管理制度。在资金有了保障之后，制度是否完备、科学将是决定义赈组织能否持久、高效、公平、公正的重要制约因素。谢家福十分重视义赈组织的制度建设，从义赈组织的草创到其成熟，这一理念一以贯之。从这一层面看，谢家福不同于一般的实践型慈善家，而是一位思想与实践兼具的组织领导型慈善家。

总体来看，谢家福对义赈组织的制度建构，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宏观层面，谢家福与其他慈善家一起，创立了中国近代义赈组织运行的三位一体式的制度框架，即包括依托机构、筹资机构和派出机构。在创立之初，江浙与上海一带的地域性乡土慈善家可能还没有义赈的成熟概念，也没有对义赈组织的宏观架构，仅仅是激于民族与爱国情感去救助同胞，弥补政府之不足。这时虽然有上海果育堂、耕记丝栈和苏州安息保节局等的参与，但各机构间的区分尚不十分明晰。迨1878年上海协赈公所成立之后，三位一体的办赈模式和运行体制才逐渐形成。这三大体系之间，各有独立主体，各有其职责，但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与协作，共同保证了义赈组织功能的实施。

所谓依托组织，主要是指义赈组织所依靠的某一传统或近代的慈善组织和经济组织，由这些组织为义赈组织提供了办赈的人员、活动的场地以及部分的办赈经费，关键的还提供了筹款和办赈的组织资源，包括该依托组织的分支机构，以及其社会公信力等。依托组织的典型代表有上海果育堂、中国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中国文报局、耕记丝栈、上海丝业会馆、上海与昌丝栈、上海高易会馆、上海仁济善堂、上海申报馆、上海源通官银号等等，这些机构的经济色彩以及社会公信力都很强，义赈组织都是依托这些机构而建立的。

所谓筹资机构，就是依托前述这些机构，运用这些机构的场地和部分经费并由该机构的高层领导人员主持的善款募集和居中调处机构。表面看筹资机构没有独立的场地和人员，但是它的成立需经官府备案承认，有自己的经费收支往来账务，有独立专门印信，有明确的工作职责，等等，因此它是独立的机构，只是居于依托机构之中而已。这很像当代一些机构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模式。

所谓派出机构，就是由筹资机构挑选、委任人员到灾地去具体办理勘灾、放赈、救助等事务所设立的抚教局、收养局、粥厂、助赈局、施药局等机构。这些机构是义赈组织救助灾民的最前沿。上述三类机构紧密联系，有机协作，共同完成办赈事务。

谢家福在义赈组织宏观管理领域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将当时散处苏州、上海、扬州、镇江、杭州等地的义赈组织，逐渐向上海集中，并且最终形成了由一家实力最为雄厚、影响最大的义赈组织作为当时各地所有义赈组织的领导中心，通过董事会的形式统筹办理义赈组织的筹资、放赈工作。

1877年和1878年东赈和豫赈期间，以谢家福为领导的苏州桃花坞和以瞿绍依等人为领导的上海果育堂都是当时的主要筹赈机构，而苏州桃花坞的地位还突出一些。它们之间互不统属，但是也间有联系往来。到1879年办理晋赈之时，谢家福等人已有将各地义赈组织联合办理的意思，他会商于浙江杭州同善堂、上海同仁辅元堂、果育堂、保婴局、诒谷堂、待鹤斋、扬州东关街、镇江公寓等机构，决定联合办理晋赈，统一刊刻《晋赈捐册》。 [2]稍后，它们又制定了联合办赈的八条规则。根据规则显示，谢家福所领导的桃花坞居于当时各义赈组织中的核心地位。 [3]

1881年中国电报局在上海成立，在镇江、杭州、苏州等地也率先建立电报分局。十分巧合的是，这时电报局系统的领导人士，正是之前办理义赈的各地领导人。而此时谢家福已到上海会办中国电报局业务，这就为谢家福依托电报局系统将当时的义赈中心集中到上海陈家木桥电报局筹赈公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到1883年，上海电报局主持办理山东、直隶大水灾救赈工作之时，在义赈组织系统之中已经基本了一种一元化的科层管理体制。其中，上海电报局委托陈家木桥金州矿务局设立的山东赈捐公所居于最高领导层，镇江、苏州、杭州等地的电报分局居于中间，各地筹资分支机构居于基层。

1887年河南黄河决口，该年10月上海电报局负责人谢家福决定办理豫赈。他联合文报局、丝业会馆、高易公馆、与昌丝栈等沪上全部义赈组织会商豫赈事宜，制定了十则豫赈联合办理条例。[4]条例主要内容有在上海电报局设立豫赈办事处作为义赈最高领导机构；办事处采用董事制，设董事七人，由沪上各赈所领导人组成；小事由董事谢家福拟稿处理，大事需董事会讨论决定；办事处制定统一格式筹集善款，并共同选派义赈慈善家赴河南办赈，等等。至此，义赈组织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一元化科层管理体制，即由最高领导机关豫赈办事处负责统筹、调度、安排全国性的义赈救济事务，其下则由位于上海的电报局、文报局、丝业会馆、高易公馆、与昌丝栈等义赈组织具体负责各项办赈事宜，在最基层则是由各义赈组织统辖的遍及全国的筹资分支机构，这种一元化、科层制管理模式能够最大化的凝聚整体的力量，提高工作效率，并且这种既统一又分立、既联合又分工的义赈管理模式对于同一时期多地灾害的救济将更加灵活、便捷。谢家福对于晚清义赈组织这一宏观管理架构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谢家福与义赈组织微观管理制度的创设

谢家福对于义赈组织的宏观管理问题多所劈化，且对微观层面的管理制度也多所用心。谢氏创制的义赈组织微观管理制度主要有：募捐制度、宣传制度、公信制度、交涉制度、局厂制度、褒奖制度等。

所谓募捐制度，即由主事者书写劝捐文启，绘制宝塔以及灾地疮痍、灾民流离失所等图画，雇用刻工，雕版印刷，制成募捐文册。如在华北五省救赈之时，谢家福就以桃花坞为中心，相继印刷了《东赈塔捐文册》、《河南奇荒铁泪图》、《河南福幼图》、《河南比离啜泣图》等募捐册。然后，主事者同仁将募捐文册分头散放求捐，并拜请外地之亲朋友好代为劝募。捐款、捐物统交给募捐中心，并发给捐款凭条，以为资信。谢家福等人东赈前的这些做法成为之后义赈组织办理各项赈事通行的法则，只是文本的内容稍有差异而已，流程和制度是一以贯之的。

宣传制度是晚清义赈组织具有近代化特色的一个显著标志。由于办理义赈的核心人物谢家福、唐廷枢、郑观应、经元善、盛宣怀、葛绳孝、施善昌、陈德薰等人都有与西方交往的经历，对西方先进文化多有接触、习练和接受，因此，在办理义赈的过程中也就自然地运用了近代西方传入中国的先进传播工具。义赈组织近代化的宣传制度，就是谢家福的等人充分利用了上海的现代媒体，以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申报》为中心，将救赈的募捐文启、灾地被灾情形、办赈过程、资金募集情况等等内容都刊布于报章之中。其目的，就是借现代报纸之力收到广为宣传，获取更多民众之支持。谢家福创制的义赈宣传制度，除在报纸上与办赈直接的信息之外，还发表一些西方办理公共慈善事业的经验和做法，并将办赈同仁聚会、生日、逝世等公布，通过宣扬慈善家的慈善行为和精神，以传达一种向善之心，激励更多国人参与其间。谢家福等人可谓用心苦矣。华北五省救赈之后，这些做法亦成为办赈的定式，翻检当时申报即可一目了然。

兹举一例，光绪四年五月十四日，凌淦与熊其英等人受谢家福等的委托在河南办赈，由于灾区情况变化，二人就自拟一些救赈措施，并摆脱谢家福帮助他们将这些办赈规范刊布于《申报》之上。凌淦、熊其英致信谢家福：“行者、居者不获合并，如何布置，无缘奉教，只得杜撰为之，不敢执亦不敢谦。要之奇荒与偏灾不同，从济源下手，颇不得地势，而不得不尔！参活着乃所以收全盘，其间机括，或有呆滞之处，斯则财力限之，无奈何矣。此次条复如正法眼，以为不谬，付之《申报》，藉省钞稿可乎？”[5]由此可见谢家福在当时义赈宣传中的地位和作用。

公信制度是民捐民办慈善组织十分重要的一种制度，也是一种传统的慈善制度。在义赈出现之后，公信制度也有了新的发展。义赈时期的公信制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环节。首先是在捐款人捐款之后，筹赈组织即发给捐款人一章写明捐献数额的捐款凭条，以资核对。其次是义赈组织将捐款人的名字、籍贯、捐献数额、收捐机构、经手人等信息多次在《申报》等现代报刊，一般是募捐一日即一次，每月将该月募捐信息一次，办赈收束后在总的一次。再次是按照传统习惯，每次赈事完毕，雇印书局印刷征信录。最后则是由灾地督抚将收捐、支出情况以及办赈、捐赈人员出力情况写成奏折上报朝廷，除汇报外，还为相关人员请奖。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义赈公信制度也是由谢家福等慈善家创制并通行开来的。

交涉制度对于近代义赈组织的运行而言显得十分重要。这里所说的交涉制度主要是指民间义赈慈善家为着办赈的顺利进行而与官府发生的一系列关系和活动。这一方面谢家福等慈善家也具有首创之功。义赈人士与官府交涉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安全保护。义赈慈善家携带大量金钱和粮食、药品等救灾物品赴衣食无所的灾区救赈，如果没有官方的保护将是不可想象的。这些慈善家被抢、被杀都有可能。如光绪三年五月谢家福等人在山东烟台、青州等地办赈时，就全赖山东登莱青道张荫桓发给护照，张氏并致信青州知府富文甫妥为照料。[6]凌淦、熊其英等人在河南办赈时，亦得豫抚及归德、开封、原武、卫辉等地地方官员的照拂。二是减免相关费用。义赈开办过程中，交通运输、邮资、租税等费用都可申请当道完全免除或部分减免。三是提出办赈建议。例如谢家福在办理山东义赈时 ，即向青州知府、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及江苏巡抚、河道总督等人提出赎田、禁止贩卖儿童、以工代赈等救赈方案。四是请求协助推动救赈事务的进行。仍如前例，谢家福向各级官府建议，其目的就是希望更高层次的官员重视并下发批札，以助推行。另外，义赈慈善家与官府的交涉，主要限于府县层面的地方官员，督抚层次的交涉并不很多。

局厂制度就是义赈组织的派出机构所开办的相关救赈设施的运行办法。在这方面，谢家福也作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在东赈四月余，谢家福即草拟了《收养弃孩章程（十二则）》、《抚教局工役办事规条（十则）》、《留养局日常管理章程（四则）》、《青州同善堂章程（八则）》、《抚教局章程（八则）》 等项规章制度，为此后豫赈、晋赈以及其他灾赈办理积累了经验。

褒奖制度也是近代义赈组织一项重要的办理制度，它对于激励一般民众参与捐款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义赈组织的褒奖制度根据其办理人员和途径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由官府根据各地办赈和捐赈人员的贡献，上报朝廷，分别授予一定荣衔或者旌表其门楣。这是一项较为传统的政府激励民间捐献的褒奖制度。另外一条路径则是由谢家福充分利用《申报》等现代传媒而创制的民间舆论褒奖模式。

早在1879年，苏州桃花坞赈寓即将其各地筹赈分支及主持人的名衔刊布于《申报》，而他（它）们都是经常为其筹赈的中坚。[7]1884年上海丝业会馆筹赈公所为办理山东、顺直、江浙等处灾赈，也将其在招商局系统的筹赈分支机构主持人的名单予以胪列。[8]而愈到后期，义赈组织对于筹赈人员的褒扬愈加重视。比如1887年上海电报局（亦主要由谢家福主持）筹赈公所义赈组织就褒扬芜湖项继善、高邮丁镜斋等人办赈之得力。[9]而在1889年高邮筹赈分支机构的主持人丁镜斋去世后，上海各义赈组织慈善家施善昌、王松森、陈德薰、经元善等人联名为其在《申报》发启志哀，并对其给予高度评价，[10]并在《申报》连续多日汇载各地人士讴歌、悼念丁镜斋的挽联。[11]而这些都是寻常地方绅士所难以企及的。

由上可知，谢家福是一位具有深厚传统儒家文化根底的爱国者，也是一位具有近代西方新知识、新思想的新经济管理者。正是前者的作用，使他积极投身于晚清政府的自强自救运动，开企业，办学校，因此其身份可以归入到近代洋务派开明绅士中间。很显然，他们这类人处于洋务派的中下层，不像上层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既能搞洋务，也要处理国内外重大政治事务。他们除了具体从事洋务企业和学堂以外，由于具有近代西方的新知识和新思想，因此也想从社会公共事务的层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积弊作些变革和救治。风云际会，义赈事业成为了他们发挥的舞台。这一个舞台是他们创造的，是他们为他们自己搭建的舞台。因为他们具备爱国心、新经济的力量以及如日中天的洋务派的政治庇护，所以他们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骄人的业绩。他们的这一业绩值得后人铭记，铭记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心力，他们的方法，等等。这些对于当下我国慈善组织的运营和管理尤为重要。

注释：

对于谢家福的关注，多是其亲属和同代人，内容则是对其生平传记式的介绍，尚不能称之为学术研究。如其《清史稿》小传、《碑传集补》中的《谢公家福传》、其子所撰的《谢家福行述》等。进入新世纪，则有柯继承发表在《苏州杂志》2002年第3期的《中国电报事业的开拓者——谢家福》一文，也主要是对其在中国近代电报领域所作贡献的简要介绍。黄鸿山在《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2期发表了《江浙洋务集团内部关系考——以谢家福所藏郑观应等人兰谱为中心》，该文也主要是对谢氏所藏兰谱的展示，也仅能反映作者论文主题一个侧面，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关于谢家福的研究论著。另外，《历史档案》2010年第1期也登载了义赈慈善家熊其英致谢家福的信函。

当时义赈组织的管理系统及筹赈网络可参见《致各善堂、各电局山东助赈函》，《申报》1883年7月31日；《上海陈家木桥金州矿务局协赈同人劝募山东赈捐启》，《申报》1883年8月12日；《上海陈家木桥山东赈捐公所同人催收汇解启》，《申报》1883年8月14日；《上海陈家木桥赈所江浙闽粤同人、镇江姚湾赈所、苏州天库前赈所桃坞同人催捐公启》，《申报》 1883年11月10日，等等。

相关章程分别参见谢家福：《齐东日记》，上卷，光绪三年丁丑六月初一日、七月二十六日、七月二十九日、七月朔日、八月二十七日。

参考文献：

[1]熊其英致谢家福函（光绪三年或更早，七月二十八日）[J].历史档案，2010（1）：3.

[2]浙沪扬苏赈晋捐启[N].申报，1879-07-01.

[3]浙沪扬苏同人酌拟晋赈事宜[N].申报，1879-07-23.

[4]上海陈家木桥电报总局筹办河南水灾赈捐公启[N].申报，1887-10-13.

[5]凌淦、熊其英致谢家福函（光绪四年五月十四日）[J].历史档案，2010（1）：7.

[6]谢家福.齐东日记（上卷）[M].苏州市博物馆藏件.

[7]苏州晋赈汇记[N].申报，1879-08-10.

[8]上海丝业会馆筹赈公所教弟施善昌函托各埠招商轮船局总办大善士代募春赈[N].申报，1884-03-14.

[9]上海陈家木桥电报总局豫赈处事略[N].申报，1887-11-16.

[10]善士西归[N].申报，1889-07-29.

[11]汇录丁镜斋善士挽联[N].申报，1890-09-13.

作者简介：靳环宇（1975-），男，河南杞县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深圳培训调研中心副教授、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慈善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主要从事慈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