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刀子嘴寻常豆腐心

徐迅雷简介：1966年生于浙田，偶署笔名阿累、柳叶刀等；自2001年开始致力于写作，在《南方周末》等全国多数主流报刊刊发文章逾千篇，曾在《南方都市报》、新浪等多家报刊、网站开设过专栏，是《读者》原创版的签约作家；逾百篇作品被各种杂文选本选载。现为杭州《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不久前有了个社会职务――市政协委员。

记者：您大学毕业留校做校长秘书，后又做政协主席秘书，再后来下派当镇委书记。干了两年半毅然由仕途转而从事新闻工作，您对这段人生经历有什么感悟?

徐迅雷：如果我继续那样干下去，如今恐怕是全国成千上万个“县官”里的一个。这比较可怕。那样可能至今还不认得《杂文选刊》。

因为从小能写写，1985年我大学一毕业就被留校，在校长办公室天天写公文，比如老教师去世后校长所致的悼词也由我来写。后来从政、下派基层，都是环境使然。转身之前那段经历长达十五年，让我熟悉了教育领域、明白了官场机关、知道了农村现实。那成百上千村民为了自己的诉求将你包围在中间，让你充分感受到“基层”、“民生”与成天在办公室“坐而论道”是多么的不同。这段经历是重要的，正因为有了这一阅历，而今的新闻很难“蒙”住我，写评论也不容易看走眼。

记者：近一二年您的创作势头迅猛，真有“迅雷之势”，促使您勤奋创作的动力是什么?如何兼顾创作速度与质量?

徐迅雷：如今每年要写上三百多篇，其中约两百篇是本职任务。主观上我想干好工作、做好一件认定要一辈子去做的事情。前者需要职业精神，后者需要事业精神。这大致就是香港特首曾荫权所说的――“做好呢份工”。加上我心无旁骛，写这点文章实在不算“勤奋”，人家曹聚仁在手写时代一生写了四千余万字呢，电脑时代的我辈差远了。

写作速度与质量似乎没有必然关系，我自己最满意的篇章，无论长短几乎都是一气呵成的。过去用笔写，害怕涂涂改改，于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几十页手写下来，极少改动。“两小时一篇”的“快写”，可谓习惯使然。但我是“用十个小时的学习思考和积累，来支撑两个小时的写作”；文章质量不是那两小时决定的，要用那“以不变应万变”的“十个小时”来保障。

记者：住在西湖边上的徐迅雷却没有江南文人的柔和温润，在文字中体现出讽刺、揶揄、挖苦。对丑恶毫不留情，刘成信先生在《当代杂文30家》中评点说您是“正气磅礴”。您在生活中也是愤世嫉俗的人吗?您认为文字的功用如何，它真的能改变一些东西吗?

徐迅雷：在我迄今仅六年的杂文写作生涯中，第一位要感谢的就是刘成信先生，因为是他第一个对我进行提携性评价。他说我的文章“正气磅礴”，确实深得我心，这种鼓励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动力。后来还有鄢烈山先生“润物细无声”的激励、朱大路先生以一句“既要追捧徐静蕾，也要宣传徐迅雷”的诙谐鼓励，都让我时刻不忘文字的责任。君子之交，有情存焉；滴水之恩，无以回报。只有好好写作了。

生活中，我是典型的“性情中人”，但与“愤世嫉俗”似乎八竿子打不着。写作“刀子嘴”，为人“豆腐心”――这就是最真实的我，而且是“寻常刀子嘴，常寻豆腐心”――常常寻找“豆腐心”，只是希望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好人。平常的我恰恰属于“柔和温润”的那一种，我在报社做部门主任时，管着一帮记者，晚餐时恰是他们写稿最忙时，我就经常下楼去给同事买晚饭。作为《读者》原创版首批签约作家之一，我还常常写些“温暖的文字”，比如《相拥五千年》、《我来过，我笑过，我爱过》；签约时我就写下“补充协定”：将该刊支付的所有稿酬捐给贫困孩子、贫困家庭。其实，绝大部分杂文家都是真正的好人，不是好人，怎么可能写得好杂文?

“人可以没有味精，但不能没有盐”，评论就是“盐”，不可或缺。我为自己报社写的评论，有很多来自读者的热烈反馈。我以为评论类文字，其价值功用不能以“能否改变一些东西”来衡量。一个意见的发表，特别是一个意见的自由发表，这本身就是其价值所在。思想家约翰・密尔说，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就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就失去了一个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也失去了一个从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生动的印象。“表达的权利”之实现，即为评论本身之价值。

有句阿拉伯谚语说：“种下仙人掌，就别等着收获葡萄。”我一直在种仙人掌，好在我从来都是期待着收获仙人掌。

记者：感觉您的文字也在发生着变化，文化积淀越来越多地充盈其中，近年这种感觉尤为突出，写作视野渐宽，融入中外古今，剖析时事也由对现象的解读前行至对其本质、根源的拷问。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

徐迅雷：金字塔建到―半，看见的只是一个平台。任何变化都是一种积累、一种坚持的结果；文字写作也不例外，文化积淀确实需要一些时间。

“透过现象看本质”，本来就是一个写作常识。没有认识它就反对它。这就很可笑：“一知半解”不可怕，“一知乱解”最糟糕。其实有太多的“背后”需要我们“透视”：比如一部人类智慧史，几乎就伴随着一部人类愚蠢史。我们的评论对现实说真话，才能对历史说真话；同样，对历史说真话，才能对现实说真话。现在不少评论不问根源、不究本质，只是“假装愤怒”，这简直就像一个大老爷儿们跳浴缸自杀。

记者：《窑奴吁天录》、《国在山河破》、《荡产丢命去追星》、《论刘霸主的倒摔》、《第三十七计是道歉计》等，以引用文学经典为切入点，狡黠之中有智慧；从您很多作品中也可看出您的阅读广泛，这种读书习惯是兴趣使然还是工作需求?能谈谈读书心得吗?

徐迅雷：三日不读书，肯定是比三日不吃肉难受的。读书习惯首先是兴趣使然，然后带有工作需求。评论不像新闻，写评论是最容易“露馅”的，你自己写得天花乱坠、新词辈出、满嘴流香，其实他人一读就读出其中的“虚”来。要避免这些缺陷，阅读和阅历都不可少。

我家客厅就是最大的书房。这几年卖文买书，花钱不少，一年两三万的样子，弄得如今四壁皆书，几乎没地方放了。可我自己至今尚未出一本书，不着急出书，是因不愁前村茅舍会没纸。

读书是越读越觉得无知的。所以读书也是个很恐怖的事情。还有一个恐怖的结果是――“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人的思维会受到客观环境的巨大影响，不读书就不能突破认知局限，所以要紧的是读之思之、思之用之。

读书不忘读经典之书，因为经典就是“再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记者：与您接触过的我的同事都说您是一个难得的对人对事极为认真的人，想来您在生活中也一定如此。当下社会。“认真”的品格恐怕敌不过一些人的奸猾，您是否也有类似的困窘？

徐迅雷：我确实属于那种比较“认真”的人，“认”其“真”没什么不好；尽管我认了真，但有时还出错，比如电脑码字出笔误，甚至还见了报，愧对读者。生活上我倒是“极简主义”而非“认真主义”，每天过着删繁就简的生活，上班回家去书店，三点一线日月年。

“认真”只一时敌不过“奸猾”，“奸猾”则恒久敌不过“认真”。“认真”通常很累，倒也没有“困窘”，我可能有一点“完美主义者”的基因，所以遇到不认真，产生不满意。堂堂央视都那么不认真，在节目里依然说“捐献骨髓”，如今早已是“捐献干细胞”了。有的编辑因为欠认真，所以想当然，结果弄出不少尴尬。比如早年有编辑将一作家文章中的“星新―”想当然改成“―新星”；比如我的文章中“圣诗泰戈尔”被改成“诗圣泰戈尔”、“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被改成“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让我哭笑不得。

评论者尤其要认真，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我希望“论者算账”：一年共写几篇文章，里里外外总收入是多少，平均每篇收入有几何；如果一篇千字文的收入超过民工一个月的工资――我当然知道脑力体力劳动不具可比性，我只是说・如果收入不低，那么就没有不认真为文的道理，否则还真对不起读者。

普利策说：“社会是航行在大海上的一艘大船，记者就是那船头的望者。”这里的记者当然包括评论者。“望者”如果不认真不负责，那么，“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就不奇怪了。多年前我的人生三句座右铭中，第一句就是“认真做事，轻松做人”，我一直努力想着“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