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工农兵大学生”人生沉浮

“天上掉馅饼”

1970年8月22日，通信总站维护连指导员对李荣欣说：“组织上决定让你去北京大学学外语。”听到这个消息，李荣欣又惊又喜。

这次学习机会对李荣欣来说弥足珍贵。1966年，席卷全国，受其影响，大、中、小学基本停课。1967年夏，家住平顶山叶县遵化乡西赵村的李荣欣高中毕业，他和近百万应届高中生一样回家务农。后来，李荣欣被村里推荐当上了民办教师。

李荣欣至今记得，在高三的一次物理课上老师说的话：“你们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走出农村。不要一辈子穿草鞋，一定要打算穿皮鞋！”老师的话对李荣欣启发很大。高考制度被废止后，参军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1969年春天，20岁的李荣欣参军入伍。由于表现好、文化程度高，很快当上了通信总站某连的文书，还入了党，被评为“五好战士”。由于在部队表现好，这次，李荣欣又被通信总站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

在，和李荣欣怀有同样心情的还有郭进才、申桂卿、刘长生、韩为民4人，他们都来自叶县。通信总站的1000多名士兵，是1969年从叶县应征入伍的适龄青年，李荣欣等5人是其中的佼佼者。

事后，李荣欣得知，他们能成为令人羡慕的工农兵大学生，与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有关。在这份文件中，中央决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决定先在以上两校进行试点。文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思想改造大学”。此前，北京大学已经沉寂了几年。校园内门窗破烂，垃圾成堆，非常萧条和破败。

1970年9月1日，随着工农兵学员陆续报到，北京大学校园里到处可见充满激情的学生和“欢迎工农兵学员”的横幅与标语。入学后，李荣欣他们首先打扫卫生，清运垃圾。因为垃圾太多，他们一连干了几天，才使学校基本恢复了原貌。

来自部队的学员大部分被分配到东语系、俄语系、西班牙语系。其中，李荣欣、郭进才、申桂卿、韩为民4人被分到了主攻印地语的东语系，刘长生则分到了西班牙语系。东语系的100多名学员被分成4个班，李荣欣他们除了有助学金外，每月还有6元津贴。

教印地语的教授是季羡林和金克木。“”前，季羡林是北大东语系主任，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梵文专家。当时校方专门把他从江西五七干校请回来，让他负责印地语专业的讲义编写工作。

在郭进才的记忆中，那时的季羡林个子瘦高，右腿微跛，经常从宿舍骑自行车到教室给学生上课。郭进才有时外出办事，就借季羡林教授的自行车骑。季羡林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为人谦和，经常到宿舍和大家谈心，但治学严谨。

让李荣欣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季羡林集中给印地语专业的一百多名工农兵大学生上大课，中途他忍不住吐痰时，避开大家，把痰吐到带来的纸片上，包好后放到手提包里，下课后带走。充分体现了一位学者的风范。后来，李荣欣在纪念季羡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他的这一迥异的举动，让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心灵受到震撼，对他更加肃然起敬……”

更让李荣欣感动的是，在他们结业离开北大的时候，季羡林和金克木教授不顾年老体弱，到北京火车站为他们送行。火车开动了，他们还站在月台上挥手，久久不愿离去。

当时，北京大学的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年龄大小不一，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按照专业不同，工农兵大学生分为二年制或三年制，另办一年左右的短训班。北京大学当年共招收学生上万人，其中正式生2392人。首届工农兵学员中，大部分是初中文化程度，还有不少人只有小学文化。初中毕业的郭进才学习起来感到吃力。郭进才告诉记者，学校安排中文系老师给文化程度低的学员上语法课，从基础学起。一开始安排在可坐百人的小教室里，后来，前来补课的^越来越多，学校干脆安排教师在大礼堂里讲课。

印地语是一种音节拼音文字，一共有44个字母，此外还有7个带点的辅音字母。当时，北大领导要求老师在第一课时，先教学员用印地语发音“万岁”。经过一个月学习，效果并不好。最后，校方不得不让老师们从第一个字母教起。

除了学习外，东语系的学员们还参加生产劳动，垦地种菜。农忙时，学校组织他们到农村干活。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在班主任的带领下，他们还到处拾废钢铁。后来，在的直接过问下，学员们终于开始了相对正规的学习。

1971年8月，李荣欣等学员告别了北大。这年8月下旬，李荣欣他们在成都集合，乘车前往。到达拉萨后，学员们被分到军区各个单位，李荣欣和郭进才留在了军区教导队，担任连队辅导班的印地语老师，教战士一些简单的喊话。

1971年冬天，经过3个月的高原适应训练后，李荣欣和郭进才调离军区教导队，前往距拉萨600公里之外的军区政治部联络处亚东联络科工作。

亚东联络科分别在三个山口的半山腰里，设有三个广播站，每个山口上架有两个功率为2000瓦的高音喇叭，对印军广播。李荣欣被分在了卓拉广播站，郭进才去了乃堆拉广播站。

在卓拉，当时中印边界最近的哨位只有36米，大声说话对方都能听见。李荣欣所在的卓拉广播站，设在离山口两三公里远的山坳里。1968中印关系紧张时，这个广播站曾遭到印军炮击。所谓的广播站，就是在山坳里挖了一个大坑，上边搭几十根圆木，再盖上一层土石。每天早7点准时广播，一天三遍。广播内容有《语录》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印地语播音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印地语的节目一般在晚上23点以后，李荣欣他们要在晚上把这些内容提前录制好。

在乃堆拉山顶，中印不存在争议，国界很多地方架有铁丝网。依照中印协议，每周二、周五上午10点，印方邮差到中国指定的地方交换信件、报刊等。

三个山口的海拔在5000米左右，气候恶劣，山顶常年积雪，一年四季穿棉衣。晚上，他们住在帐篷或活动板房里。

因为山高路陡，这里所有的给养要靠人背，1斤大米的成本是内地的4倍。由于气压低，饭煮不熟，大家只能吃夹生的大米饭和压缩干菜，吃得直吐酸水，最好的菜是黄豆煮海带。因为缺少维生素，战士们的指甲都翘起来了。这里不仅生活异常艰苦，还要面临死亡威胁。

1972年冬天，卓拉山口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风雪，两米多高的线杆都被雪埋住了。为了保证播出，风雪停了李荣欣和刚调来的郭进才上山查看线路。完成任务下山时，又遭遇了暴风雪。5000米高的卓拉山顶，平时就氧气稀薄，又遭遇暴风雪，让人呼吸困难，感觉窒息。后来，多亏李荣欣熟悉地形，加上二人年轻力壮，拼命地跑到了守山部队的帐篷里。

这时，他们已经被冻成冰人，棉裤、毛皮鞋和皮肉已经冻结在一起。哨所的战士拿来皮大衣给二人捂上，捂热后才把棉衣、棉裤从身上慢慢脱下来。

李荣欣在卓拉广播站工作了9个月后，被派往另一个地方驻点。而郭进才一直在此坚守了两年多，直到1973年中印双方先后拆除了大喇叭后，他才调回山南军分区。

1973年7月，和李荣欣他们一起入校、学制三年的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毕业了。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庆祝这一伟大教育方针的胜利。这种招生模式一直延续到1976年。资料显示，1970至1976年全国总共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约82万人。

1973年这一年，李荣欣终于提干了，他被调到日喀则军分区任新闻干事。1974年9月，经人介绍，李荣欣和来自河南襄城县的河南首批支边青年田翠芝相识，她在八一农场卫生所工作。1977年2月2日，李荣欣和田翠芝举行了简朴婚礼。第二年3月，他们的女儿降生了。1982年田翠芝调到了平顶山市职业病防治所，现已退休。

到两年后，郭进才也被提干，成为山南军分区政治部的干事。后来，郭进才与老家的一位姑娘结婚。1985年年底，享受正营职待遇的郭进才转业到叶县，后到县局工作。2012年退休时享受主任科员待遇。

申桂卿和韩为民两人进藏后也先后提干。1987年，申桂卿从转业到平顶山市自来水公司，而韩为民则从叶县粮食局退休。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叶县的5个工农兵学员中，刘长生离校后被分在了外交部，后到墨西哥留学，如今是洛阳外国语学院的教授。

提起那段工农兵学员经历，李荣欣和郭进才五味杂陈。1980年，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宣布以后不再使用工农兵学员这个称呼，而工农兵学员的学历被定为大专学历。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中的短训学员，郭进才他们的学历不被承认。

1986年10月，享受正营职待遇、任《战旗报》驻记者站站长的李荣欣转业到平顶山人民广播电台。当时，李荣欣的想法很简单，能转业到老家和妻子、女儿团聚已经不错了，对待遇、住房等没有过多计较。在平顶山人民广播电台，李荣欣当了8年的编辑。在广播系统第一次职称评比中，因为学历问题，他没有评上。

后来，李荣欣苦读两年后拿到了专科文凭。1991年他评上了编辑中级职称，1999年他评上了主任编辑的副高级职称。而许多和他一样在北大东语系统学习的同学，却一直没有文凭。2005年，56岁的李荣欣，因病从平顶山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工农兵大学生的那段历史和在从军15年的独特经历，成为李荣欣人生一笔宝贵财富。2007年2月，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对李荣欣等人的独特经历进行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