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的椰子

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启蒙主义运动的领袖，但他对英国的推崇甚至崇拜却举世皆知。他曾说：

上帝啊，我真的热爱英国人。

如果我不是爱他们更甚于法国人，愿上帝惩罚我！

身为杰出的法国人，却如此热爱英国人，究其原因，这大约是当时许多法国知识分子的共识。英国与法国隔海相望，但它早已掌握了海上霸权，工商业发达，资产阶级已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始了产业革命。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英国三权鼎立的议会民主制。面对一个黑暗、专制的欧洲大陆，人们似乎觉得英国就是自由之岛。“即便英国贵族们竞相模仿法国宫廷的语言、衣着和礼仪，18世纪的英国的确是一个比法国更自由、更宽容的地方”（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刘雪岚、萧萍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8页）。伏尔泰对此可谓体验深刻。

1694年11月22日伏尔泰生于巴黎新桥附近的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原名弗朗索亚-马利·阿鲁埃（Francois Marie Arouet）。伏尔泰10岁进入圣路易中学接受教育，17岁离开中学。毕业时他向父亲声明：要做一个诗人。他父亲极为恼火，坚决反对他“成为一个对社会毫无益处的家伙，生累父母，死于饥饿”[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上），金发燊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2页。译文有所改动]，坚定不移地把他送进了法科学校。据说，他的反抗方式就是很少去上课。

伏尔泰头上或许有反骨，12岁时他就读了启蒙主义思想家贝尔的著作，怀疑地狱的存在。1716年伏尔泰22岁时，因写诗讽刺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腓力普和他的女儿斐利公爵夫人而被逐出巴黎，在舒雷住了八个月。当路易十四去世时，路易十五才五岁，故由奥尔良公爵摄政。1717年伏尔泰又写了讽刺宫廷风气的作品《小孩的统治》。当时摄政王为经济起见，将御厩里的马卖出了一半，伏尔泰嘲讽道：“何不将朝廷里塞满的驴子裁去一半，那就真的有见识得多了。”据说，有一天摄政王在公园里碰到了这位天才少年，便说：“阿鲁埃先生，我跟你打赌，我能给你看你从未见过的东西。”“什么东西？”“巴士底狱的内幕。”[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上），第283页]果然，阿鲁埃第二天就见到了。他在那里被关了11个月。正是在巴士底狱他取了“伏尔泰”（ Voltaire）这个笔名。奥尔良公爵曾这样评价伏尔泰：“你要不是一个凡人的话，你就完满无缺了。”

1725年12月的一个晚上，在巴黎的剧院里，当伏尔泰正在向著名的悲剧女演员阿德里安娜·勒库夫勒大献殷勤时，被一位名叫罗昂的年轻贵族粗暴地打断了。当他们争风吃醋，准备大打出手时，勒库夫勒小姐却晕倒在地。几天后，伏尔泰在朋友家吃饭时又被罗昂叫到门外，被人拽入马车里揍了一顿。罗昂还在一旁不无揶揄地告诉打手们不要打诗人的头，因为“那脑袋瓜里可能会产生出什么好东西来”。伏尔泰蒙羞后决心学习击剑，并发誓要向罗昂复仇，进行决斗。罗昂家族稍加考虑后，便告发伏尔泰，再度将他投入巴士底狱。他在那里被关了14天。随后他被送上了驶往加莱港的马车，被逐出法国。

1726年5月伏尔泰来到英国，他在英国住了两年多。在这种心境下离开法国自然对法国没有留下多少好印象。但是，伏尔泰对英国的第一印象却是它那晴朗明媚的天气。他日后回忆道：“那天空，晴朗无云，就像法国南部最明媚的日子。”看来，英国的天似乎都要比法国的蓝。然后他看到了那些普通的英国人“生活得自由而富足”。“在这里艺术被尊崇，被奖励，人们生活的位置有所不同，但除了德行有异，人之间再无任何不同”（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第33页）。伏尔泰眼中的英国，真有点像人间乐土了。因此，伏尔泰由衷地发问：为什么世界不能都像英国？也就是说，为什么能够保障英国自由的这种法律不能被其他国家所采纳？这仿佛是在问：椰子能够在印度结果，为什么不能在罗马成熟？

这就是伏尔泰的椰子问题。1999年荷兰裔英国学者伊恩·布鲁玛出版了《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VOLTAIRE’S COCNUTS or Anglomania in Europe）一书，集中描述了欧陆人士与英国的因缘、纠葛和嫌怨。2007年该书被翻译成中文，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伏尔泰发现，“商业已使英国的公民富裕起来了，而且还帮助他们获得了自由，而这种自由又转过来扩张了商业；国家的威望就从这方面形成壮大了。商业渐渐地造成了海军的力量，从而英国人也就成为海上的霸王”（伏尔泰《哲学通讯》，高达观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商业使公民富裕，公民富裕使国家强大，国家强大保证了公民的自由。在伏尔泰看来，这就是英国的法律和政府的高明之处。在这里，个人自由、财富增长、法治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英国的法制给予每个人以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乃是：人身和财产的全部自由，用笔向国家提意见的自由，宗教的自由等。数十年后，伏尔泰在《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1771）“政府”条目第七节说到英国法律时突然发问：“为什么别的国家不采取这些法律呢？这样是否等于问为什么椰子在印度能成熟，在罗马就不会？你可以回答：在英国，这些椰子不是老成熟的；可以回答：它们被栽培得还不久；可以回答：在瑞典曾经学样试种过，却没有成功；可以回答：你可以从别的省份运椰子来，例如运到波斯尼亚或塞尔维亚。所以试种一下罢！”（伏尔泰《哲学通讯》，第47页）伏尔泰对这个“英国法律的椰子”的普适性虽然还有些犹豫不定，但仍然觉得全世界都不妨“试种一下”。

1729年3月，伏尔泰回到了法国。不久他就出版了批评法国封建制度和宣传唯物主义哲学的《哲学书简》（又译作《英国通信集》，Letters on the English，1734）。这是一部思想旅行者的思想游记，伏尔泰关注的是英国人的思想。这部书被指责为“伤风败俗、违背宗教道德、蔑视朝廷尊严”，伏尔泰自知又走到了重游巴士底狱的半路上了，于是他拔脚就跑，并乘机带走了人家的妻子。而出版该书的书商却没有那么幸运，虽然留下了性命，却进了巴士底狱。

随后，他在女友夏德莱侯爵夫人（Mme Emilie du Chatelet，1706—1749）在香槟省的古老幽静的西雷（Cirey）城堡里住了15年（1734—1749），在那里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说夏德莱夫人是“一个大伟人，唯一的错误就是做了一个女人”。“当时的道德风气允许一个妇女在自己家里多养一个情人，只要事情做得适当地尊重人类伪善的面子就行；而今她选中的不但是个情人，还是个天才，全世界都会原谅她。”[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上），第291页]。1749年夏德莱夫人去世，伏尔泰曾一度伤痛欲绝。1750年他应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邀请来到柏林，他本希望此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未能如愿。

1755年他在法国和瑞士的边境上的费尔奈（Ferney）买了一块不大的地产，并在那里安度晚年。伏尔泰说：“在这个地球上，哲学家要逃避邪恶的追捕，就要有两三个地洞。”那里现在更名为费尔奈-伏尔泰，保留着伏尔泰的故居。在伏尔泰的卧室里，“墙上四处挂着他崇拜的伟人画像：牛顿、弥尔顿和乔治·华盛顿。还有一幅更大的伏尔泰自己的画像，画中他正在升向一处凡尘的天堂，上有天使和缪斯们在迎接，脚下是他的批评者像地狱中的罪人一般正在痛苦挣扎。”（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第24页）。伏尔泰在那里精心营造了一座花园，他自称“完全是英国品味，一切遵从自然”。“它很匀称，但有些奇异，时而有几处显出野趣。有一处漂亮的露台，可以看到圆形池塘和喷泉。笔直的砾石小路两边种着酸橙树和白杨树。房子后边长长的小径两边都是笔直的角木”（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第25页）。伏尔泰自以为他向法国引进了英式花园，但“花园的造型太小、太整齐、太匀称、太装饰”，简而言之，它仍然太法国化。据说，伏尔泰在那里尝试种过菠萝，正如他希望将英国的法律移到法国一样，但是，他种下的菠萝没有挨过欧洲的寒冬。

伏尔泰尝试过在欧洲种植菠萝，但他没有尝试过将英国的法律移植到世界各地。“也许英国的某些法律和政治制度是可以出口的，印度、肯尼亚和孟加拉这些英联邦国家可以以此作证，但是亚非产的‘英国椰子’尝起来并不香甜，而且英国的迷人之处恰恰不是她与这些国家表面上的相似之处”（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文化政治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看来，并不存在一种普世的法律或者真理。法律也好，真理也罢，都是有条件的。世界上没有从来就有的法律和真理，如此也就没有永远存在的法律和真理。永恒的法律和真理作为一种理想或许存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们总是有所限制、有所变化、有所调整，以适应新的地理和环境。伏尔泰的花园或许可以作为例证。因此，作为普世的法律理想固然是美好的，但随机应变也是必须的。

伏尔泰对此自然也是深有体会，他的机敏善变、口舌如簧也是尽人皆知的。他身上似乎存在先天的两面性：一方面，他的容貌毫不动人：丑陋、浮夸、油滑、猥亵、无顾忌，有时甚至虚伪，总之，他那个时代和区域所具有的一切劣迹，他难得漏掉一样去；另一方面，他又仁慈、体谅、慷慨，帮助朋友如攻击敌人一样热心，笔头一掉就能杀人，可是只要人家走上去乞和，他便马上解除武装了。伏尔泰是个天才，但是个善变的天才。据说，伏尔泰在旅英时，一次回家的路上因一身外国装束受到街上几个英国人的污辱，他们叱骂一通后还想追打他。伏尔泰讨饶道：“英国的好汉们，我不生为英国人不是已经够可怜了吗？”那帮“好汉”听了齐声叫好，把伏尔泰抬起来送回住处（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文化政治论集》，第16页）。伏尔泰以多变和善变很好地适应了英国的多面性。

伏尔泰对英国作家赞誉最高的是蒲伯，而对莎士比亚则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他称莎士比亚为“乡下来的丑角”、“醉醺醺的生番”、“挑水夫”、“野蛮的自然人”、“怪物”，认为他不懂规范、不懂合宜、不懂艺术，混淆了卑贱与高贵、打诨与恐怖之间的关系。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令人惊骇的是这个怪物在法国有一帮响应者，为这种灾难和恐怖推波助澜的人正是我——很久以前第一个提起这位莎士比亚的人。在他那偌大的粪堆里找到几颗瑰宝后拿给法国人看的第一个人也正是我。未曾料到有朝一日我竟会促使国人把高乃依和拉辛的桂冠踩在脚下，为的是往一个野蛮的戏子脸上抹金”[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伏尔泰在政治上是法国大革命的急先锋，在艺术上又是一位古典主义者。

伏尔泰提倡宽容，宽容几乎等于自由的同义词。1769年， 75岁的伏尔泰写过一部悲剧，名为《拜火教徒，或宽容》。伏尔泰与卢梭虽然同为启蒙运动的领袖，但他们的主张和观点并不相同，有时甚至针锋相对。卢梭提倡“自然人”，伏尔泰更强调“自然人”的文明化。伏尔泰曾这样答复卢梭：“迄今为止，没有人有你那么聪明诙谐，竟试图把我们变成畜生；读你的书让人想匍匐而行。然而，自从我放弃这种想法以来，如今差不多60年了，令人遗憾地再要我有这种想法是根本不可能的。”伏尔泰还说：“卢梭像个哲学家，犹如猴子像人一般。”可是，伏尔泰还说过：“你的话我一句也不同意，可是我将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上），第348～349页]而当卢梭四处受到攻击，并遭到驱逐时，伏尔泰热情地邀他来家里同住。

当然，提倡宽容的伏尔泰自己有时也器量狭小。据说，他在费尔奈的家中养了四只猴子，它们分别以伏尔泰的论敌的名字来命名。伏尔泰饲养这些猴子的目的是为了发泄他的肝火，他不断地用针刺鼻子、拧耳朵、踩尾巴、戴高帽来戏耍、欺辱这些猴子（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文化政治论集》，第17页）。提倡宽容的伏尔泰也有不宽容的时候。

早在伏尔泰在费尔奈准备安度晚年时，他就在那里为自己修建了墓地，他希望自己死后有一个像样的葬礼。他在一块墓石上写道：“聪明人会说我既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进去过，因为他被葬在了巴黎。

1778年2月，84岁的伏尔泰回到巴黎，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女人们试图从这位至尊长老的大衣上扯下撮皮毛，以作为传给后代的文物。当他乘坐覆盖着金星的蓝色马车到剧院观看演出时，整个法兰西学院——除了神职人员——都在剧场恭候。当他拄着手杖走进剧场时，观众们全体起立欢呼：‘伏尔泰万岁！世界公民万岁！’舞台幕布拉开，现出伏尔泰本身雕像，男女演员们依次走过，为这尊大理石像敬献花环。更多的人等在剧场外面，等到散场后能见到伏尔泰”（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第51、54页）。伏尔泰活着的时候就见到了自己被神化。

两个月后的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因患前列腺癌去世。教会拒绝为他下葬，但伏尔泰的朋友们趁着月色将他的遗体运出巴黎城，安葬在巴黎城外。十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他的遗体被运回巴黎，隆重地安放在先贤祠。人算不如天算，伏尔泰没有如他身前所策划地那样葬在费尔奈，但是，安葬在先贤祠，或许是伏尔泰更想要的。而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家，伏尔泰名声远扬。伏尔泰在法国播种，终于在全世界都有收获。看来，伏尔泰的椰子虽然并非普世真理，但也亦非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