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愉:以梅花之名

90多岁的陈俊愉研究梅花已经有70年，其间只“南梅北移”就用了50年，让梅花跨越了淮河，北上千里。在对梅花的了解上，至今还无人能出其右。

鹫峰国家森林公园里的梅园种着100多种梅花，4月底的时候，却只有室外还开着几株，温室大棚里都只是枝枝叶叶。“你来的花期不对。室内的花期在1-2月，室外的大约在3月中到4月中。”公园门口，曾在北京林业大学念书的朋友说，“其实以前北京不开梅花，这些都是我们学校的陈老师引种过来的。”

南花北调

梅，落叶乔木，原产于中国。虽然自古被列入岁寒三友，但“梅花欢喜漫天雪”的诗句并不科学。它本性喜温喜湿，在0℃～2℃间才会授粉、受精，因此，淮河成了梅花开花的北界。

当北京作为元大都的时候，就有人尝试种植梅花，无不失败。建国后，北京市园林局也曾想方设法，将几千棵梅花苗种从江南运来北京培植，但都不抵严寒。

“用苗怎么行?没有抗寒性啊。”陈俊愉认为，光扦插改变不了梅花的本性，还要给它的下一代进行“斯巴达教育”，锻炼出有抗性的新品种。“比如我是安徽人，吃米饭就很习惯，也吃得多，但馒头就不行。儿孙呢?馒头、米饭没什么差别了。为什么?经历了一个有性的过程。”

从1957年起，陈俊愉开始做梅花育种的工作。

陈俊愉的所谓斯巴这教育，就是给梅花一个恶劣的生境，让它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下长大。这样，经历了磨难，适度改变了本性，下一代种子就有可能适应下来。他从南京中山陵梅花山和湖南沅江引入威千上万颗天然授粉种子，在北京林业大学和北京植物园种下，进行抗性驯化(见本期“辞典”)。经过5年的露地越冬实验淘汰，1964年，“北京小”梅和“北京玉蝶”梅两个品种经受了零下19℃的考验，神奇地开放了。“5片乳白色的瓣背洒上极淡的粉红晕，多像又胖又嫩、白里泛红的婴儿笑脸!”陈俊愉高兴坏了。

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和一拨一拨的研究生又进行了异地移植杂交、品种间杂交、种系间远源杂交和杂交种驯化等种种尝试。2004年，“燕杏”、“丰后”、“送春”等10个梅花品种开在了塞外和关外。去年和今年，西北的乌鲁木齐和东北的大庆陆续有花开放。已经掌握着22个抗寒梅花新品种的陈俊愉知道，“成了!”

在中国国土上，梅花一路向北迁移了2000多千米。在陈俊愉的记忆里，这场耗时50多年的梅花“三级跳”倒也没遇见什么技术瓶颈，就是反复尝试，等待，再尝试，再等待。后来他说，自己好像一辈子就千了“南梅北移”这么一件事。“但育种恐怕就得这样。”

中国式分类命名

上世纪中叶。陈俊愉创立了“中国梅种系、类、型三级分类体系”。

为梅花分类、记载，自古多是文人所为一文人喜的是梅“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恰好拿来以梅剖志。宋人范成大赏梅、记梅、咏梅，所作《梅谱》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梅花专著。

1942年，留法教授曾勉发表学术论文，介绍了重庆的15个梅花品种，是科学整理我国梅花品种的开始。当时还是研究生的陈俊愉“一读倾心”。

去丹麦留学后，陈俊愉开始获得研究的灵感。“我寻找各种机会，向人类学家和文字学家们提问学习。当时知道了蒙古系统的黄种人在性状上有一个关键性差异，叫蒙古斑，是一块青黑色的胎记，长在刚生下来的小孩子臀部，长大了就没有了。于是受到启发，梅也一样，分类的依据要看小时候。”陈俊愉说。

后来，这用在了杂交品种“杏梅”上。杏梅是杏和梅两亲本的杂交后代，难于分类。陈俊愉发现，在它种子外面的内果皮，也就是“果核”的表面，有蜂窝状点穴，这个性状梅有，杏却没有。他立刻想到了蒙古斑，于是将其列入梅种之下。

陈俊愉也接触到了国外的花卉分类命名法，但极其反感，嫌太简单没意境。“早花品种群，晚花品种群，多花品种群……”陈俊愉孩子似地嘟囔，“洋鬼子，直腿子。”

他的理想中，花卉的名字理应一半科学，一半诤情画意。

“二元分类法”命名是陈俊愉与周家琪副教授的独创，他这么概括――“‘演化关系’为主，‘形态实用’为辅，出现冲突时，后者为前者让路。”1998年秋，他和他的中国梅花腊梅协会通过了国际园艺学会授权，双双成为梅的“国际登录权威”。这意味着，“二元分类法”已纳入了新的国际惯例。

第二年，陈俊愉跑到了洱海源头。那里有一种梅花很怪，一年竟绽开两次，1月初，先叶而开，7、8月份，带着叶子再开一次。连续去了两三年后，他将其定名为‘宫粉二度’，完成国际登陆。

“宫粉，指真梅大品种群，直枝梅中，宫粉品种群，是科学的一元；二度，则是诗意的一元。”

“我最得意的命名是‘凝馨’，”说这话时他眼中有光，“意思你明白吗?”

“梅花院士”

92岁的陈俊愉研究了一辈子梅花，但其实是整个花卉界的泰斗。1949年以后，中国的花卉产业是靠他推动起来的。

“花卉既是科学，又是产业。”陈俊愉说，1919年英国人福礼士来到云南腾冲，一种叶子类似琵琶叶、高度超过屋顶的高山杜鹃令他异常兴奋。立即就想到了两个关键的生态因子：凉快的温度和酸性土壤，正适合英国本地。“福礼士拿回英国杂交。他后来说，

‘没有中国的高山杜鹃就没有英国的现代园林’。”

世界名花，像珙桐、百合、芍药、萱草、玉兰、山茶、翠菊、杜鹃……无一不出自中国。陈俊愉曾指着一株百合说：“大家看，这是回姥姥家的外孙女!”

花卉业是一项朝阳产业。三四十年前世界花卉年消费额仅几十亿美元，现今已达2000亿美元上下。陈俊愉希望中国能在花卉产业上抓住机遇。“全世界2000多种花卉是中国传出去的，我们没有好好利用。以梅为例，国内现在有300多个梅花品种和果梅品种，而在欧美等地，几乎没有梅花，拿过去一棵就可以卖几十美元。”

陈俊愉说自己身后的梅花研究，就是“能把种质资源搞搞清楚，育出更多新品种。”他的大弟子张启翔，如今接替他成为中国梅花腊梅协会的会长，孙女陈瑞丹，则从分子生物学角度研究梅花品种间的亲缘关系。但成为“梅花院士”的陈俊愉，今后仍可能会是孤品。

1998年，陈俊愉带着包括刘青林在内的4、5个研究生去田里做梅花的育种实验。学生负责记录花瓣、颜色、花态等20多项内容，但品种鉴定一定是80多岁的陈俊喻本人来做。“只有老师能做，因为他的知识和经验最丰富。”刘青林说。老先生自己也有感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三年就要求出成果。我搞那个‘南梅北移’用了50多年啊!”他顿一下，“带过40多个博士，还没找到真正的接班人。”

现在，陈俊愉每天从一大早忙碌到傍晚，他想完成剩下的专著，能多留下一点东西。但未竟的事还有一件“这么大的文明之邦怎么能没有国花呢?”1952年，陈俊愉就开始不断上谏评选国花的事，至今他依然执着，上博客、发表文章、号召签名。“对我的做法，不理解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