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者走近死者

【编辑留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死者为大，入土为安。有这样的传统文化，要想普及遗体器官捐献，难度可想而知。而且，目前我国也没有立法鼓励这种行为。以文中主人公为代表的一些人，却默默担负起了这项重任。他们明白，一个去世者的捐助，很可能造就在世者的一次重生——

不吉利的蚍蜉

在医院门诊大厅里，两个小姑娘似乎是来探望病人的。她们挽着手从杨东文身边走过，忽然停下来，其中一个说：“你敢不敢？”另一个反问：“你敢不敢？”说完，两个人相视一笑，回身跟杨东文要了遗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一笔一画填写起来。

这天是三八妇女节，两个小姑娘决定用器官捐献的方式来庆祝这个属于女性的节日。杨东文没有理由拒绝。但他清楚，这样的登记其实并没有法律效力，它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很脆弱，可能被阻挠、被忽视和被。因为遗体捐献还需经过直系亲属签字、公证处公证、志愿者临终时亲属通知接收单位这些程序，才算顺利完成。

对健康或者身患重疾的人来说，杨东文的出现让人心生厌烦。在他们看来，他是个“不吉利的人”，一个偏执狂，一个多事者。杨东文是东北新闻网的保安，但他给自己增加了一个社会角色——辽宁省红十字会志愿者，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員。

每月8号、18号、28号，杨东文都会和他的自愿捐献器官志愿者俱乐部成員，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大厅宣传器官捐献。为庆祝节日而填写登记表的两个小姑娘，被杨东文称为冲动型；一个肾衰竭的男子在等待器官捐赠时，也决定捐献自己的遗体，这是盼望型；拿着杨东文递过来的宣传单问东问西，“你自己捐了吗？”“当官的捐吗？”，这是属于需要鼓励型；还有犹豫型、深思熟虑型……杨东文会根据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策略来介绍这项公益事业。

三八节这天，他和俱乐部成員发出了500份宣传资料，只收回15份登记表，最终的实现率可能更低。偶尔有蚍蜉撼大树的无力感，可一旦有人问起器官捐献，他便又热情十足。“这是好事，早晚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我们已经开了个好头，只要坚持下去。”杨东文把它当作一个项目来做，他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自己出钱，自己组织团队，一路向前。

世界第二家

年轻时，杨东文在沈阳橡胶工业制品研究所实验厂当炼胶工。下岗后开了个药房，在政府整顿个人药店之前，他主动关了店。那是2001年，再次失业的杨东文难免失落，独自走在街上，偶遇老年人自行车队，为了打发寂寞，杨东文成了其中最年轻的队員。

但他不甘于仅仅骑车健身。正巧辽宁省启动造血干细胞资料库，杨东文决定骑车进京，沿途宣传此事。他对这个冒险的壮举充满了忐忑和希望，“辽宁公益事业史上的第一次”让他热血沸腾。召集了20多个伙伴，自己拿出600元钱为大家统一买了T恤、小旗、条幅和对讲机之后，杨东文等人上路了。

每天早上五点出发，遇到集市买点黄瓜西红柿充饥，然后发宣传册，找当地政府盖章，晚上住8块钱一宿的大车店。坚持到北京时，只剩下了两个人。作为庆祝，杨东文在超市买了袋装的北京烤鸭，打开时香气四溢，他想哭却忍住了。虽然不虚此行，也受到辽宁红十字会的赞誉，但之后一次骑车宣传中两位老人发生意外去世，让杨东文陷入悲伤。即便家属的宽容与谅解让他免于承担法律责任，杨东文依然深深自责。后来，当于佐良老人第一次找到杨东文，希望借助自行车队宣传器官捐献时，杨东文犹豫了。直到他在报纸上看到于佐良老人的大女儿已经捐献了遗体，他决定和老人一起做件具有“第一次意义的事”——成立遗体器官志愿者俱乐部。

找媒体，媒体拒绝接待；找政府相关部门，怀疑是非法组织；找医院，“不需要、没空接待”。有成員担心会不会被抓，杨东文无法确定，他唯一能确定的是自己在做好事。但有时他忍不住感慨，这件好事做起来为啥这么不容易呢？

2004年10月26日，自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俱乐部在一间租来的小屋里成立了。直到第二年，《时代商报》的一篇报道，才让这个没有合法身份的俱乐部正式浮出水面。因为是继德国之后，世界上第二家类似的俱乐部，全国各地的媒体蜂拥而至。杨东文来者不拒，他深知媒体是最好的宣传平台，只有出名了才有更多的人来做遗体器官捐献。有人非议说，他这么做肯定有目的，一向平和的杨东文也会愤怒，“没有证据就闭嘴！”

一步一撞头

一边是媒体上风光的焦点，一边在现实中仍不被大多数人关注；一边是被信任、被感激，一边仍遭人风凉话。在器官需求与供给的不对等中，杨东文拼命游说劝解；在生命的结束与延续擦肩而过中，他感受着器官捐献制度的困扰和人情世故的纠结。

死神何时带走谁，这是无法预测的。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摘取尸体器官，应当在依法判定尸体器官捐献人死亡后进行。在我国，认定死亡的标准是心脏停跳、呼吸停止，然而一旦心脏停跳，没有血流经过的器官将很快衰竭。杨东文曾与某国有眼库的工作人員协调，如何能最快取走捐献者的眼角膜，好好实现这份爱心。对方告诉他周末休息不行，并问他工作人員打车的钱谁出。杨东文百思不解，“这难道是我们国家的眼角膜要靠斯里兰卡捐赠的原因？”

因为器官接收单位要求捐赠人到公证处公证，而公证需要缴纳500元的费用，这对千思万想下定决心的捐赠者又是一种动摇。善良的人无法理解阻挡善举的这一门槛。一位老大姐打电话给杨东文：“交200块钱我都认了，可500元对我这个下岗工人来说太多了。”

刚值完班，杨东文穿着保安制服就去了附近的公证处，他要去找人说理，可对方说必须按规定执行。不得已，他又找到上级主管单位，费尽周折终于遇到了支持者。最终，争取下来每周三下午，专门为器官捐献者免费做公证，并简化了相关流程。

杨东文告诉记者，他的手机和小灵通每天都是24小时开机。他最担心错过陌生号码来电，因为那极有可能是爱的奉献。

一天早上六点，一位大爷打电话给杨东文，说他的老伴刚刚去世，决定捐献遗体。杨东文迅速赶去爬上顶楼，得到老大爷、儿子儿媳的同意后，叫接收医院派人过来。杨东文帮家属把遗体抬上车，安慰了几句后离开了。还没到中午，医院打电话告诉杨东文，说捐献流产了。原来，老太太是二婚，亲生儿子和孙子找到医院，坚持入土为安，把老太太的遗体接走了。根据法律上近亲属范围及顺序的规定，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子女不同意，达成的捐献意向只能作罢。

杨东文再一次被世俗的力量击败。

还是保安老杨

在杨东文看来，遗体器官捐献是公益事业，但不少捐助对象并不这么看。

抚顺一个残疾人打电话找杨东文，问：“如果我捐献了遗体，国家能帮我办低保吗？”一个鞍山的老大娘让杨东文带着捐献登记表快些过来，“一定要在分地之前来，村里应该会照顾照顾我吧。”杨东文无法回答这些要求，他只能这样说服自己：每个人的观念和境界都是不同的。

其实，杨东文的劝捐及宣传都是无偿的，有时还要自己付费。10年来，为了公益事业，他累计花销近两万元，这几乎相当于他当保安时3年的工资。有时跟妻子或老父亲伸手要钱，杨东文心里不是滋味，可怎么也放不下这个责任。

杨东文说自己爱家，但要让公益事业与家庭齐头并进，他承认太难了。“我知道的不少志愿者都离婚了。但我比较幸运，妻子对这事不挑剔。”杨东文还说自己遇到了好单位好领导，现在不必夜夜在门口值班，白天还能在会议室里接受媒体采访、联系开展公益活动，单位还给他涨了工资。“这都是对我做公益事件的支持。”

在无后顾之忧的状态下，杨东文唯一担心的就是怕志愿者俱乐部后继无人。“咱们的人严重老龄化，我43岁算是最年轻的。俱乐部也来过几个热心的年轻人，但因为没有时间，最后没能加入进来。”

据卫生部统计数据，每年约有150万人需要进行器官移植，但仅有大约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治疗——这个悬殊的数字，使杨东文觉得必须继续。从2004年至今，他先后在辽宁8个城市建立了遗体（器官）捐献者俱乐部，并推动了辽宁省自愿捐献眼角膜捐献者纪念林、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器官捐献者纪念长廊的建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有个叫杨东文的人在宣传器官捐献，但走在路上没人会认出他。他还是保安老杨。

晚上睡不着觉，他或者喝瓶啤酒，把自己灌睡，或者看鬼片练胆。听说医科大学搬家，杨东文还主动提出帮忙去抬供解剖课用的遗体。杨东文从不会害怕，对他来说，那些都是睡着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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