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与贵州

2010年6月3日至4日,由国家文物局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云南省文物局、普洱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召开。对贵州来说,这一会议的召开,既是一件好事,也带来一些隐忧。

因为,近年来关于茶马古道的研究,常以传统视角将茶马古道定位在相对狭隘的范围内,进而勾绘出茶马古道的走向。这种定位几乎将贵州排斥在茶马古道研究的视野之外。

茶马古道源于茶马互市。茶马互市这种互补性的商业交易,大约始于公元5世纪,入唐以后渐次形成规模。一些文章认为:“(茶叶)从唐朝传入后,就深受人民的喜爱。中唐使臣常鲁公出使吐蕃,看到当地有安徽、浙江、湖北、四川和湖南所产的茶叶。用所产的马匹(主要是战马)与茶叶进行交换,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由此,学者们将目光集中于滇藏、川藏地区。甚至提出广义、狭义之说,对茶马古道的分布划出中心区、旁及地区之类,将贵州列入外圈省区。这与茶马互市的演进历史显然并不完全吻合。

今天我们所观察的茶马古道,已经远非唐朝、五代时期盘山而行的那些山路,更多的是宋明以降日益成熟的茶马商旅之路。

贵州地区在历史上的茶马互市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贵州种茶历史的悠久是确切无疑的,2006年,贵州省茶科所专家在沿河县境发现了上千年的古茶树群,这一发现,至少将贵州产茶的历史上推到西汉年间。唐人陆羽的《茶经》称:“(茶)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昔得之,其味极佳。”宋元以后,贵州茶已享誉全国,其中不少成为贡品。民国《贵州通志》载:“黔省各属皆产茶,贵定云雾山最有名”,云雾茶“为贵州之冠,岁以充贡”。除云雾茶外,务川都濡茶、普定朵贝茶、织金平桥茶、金沙清池茶、思州银钩茶、湄潭眉尖茶、贞丰坡柳茶、都匀毛尖茶、大方海马宫茶等都很有名。其中的都匀毛尖茶,曾在1915年美国旧金山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勇夺金奖。

贵州属于民族地区,经济生活以农耕为主,即便省境西北高寒地区的居民,生活中所需的茶叶,就近亦能获得。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加上人们对贵州缺少了解,长期以来,曾经在茶马互市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贵州,几乎没有被学术界纳入研究视野。

一些研究学者认为,茶马古道的路线大致有两条:一条经云南普洱茶的产地出发,经下关(大理)、丽江、迪庆、德钦,到的芒康、昌都、波密、拉萨,尔后再幅射至藏南的泽当、后藏的江孜、亚东,出境至缅甸、印度;另一条则是由四川的打箭炉(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至拉萨,再至后藏日喀则,出境到尼泊尔、印度。这种分析本无不妥,但即使以西南地区为对象探讨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这样的分析也是不全面的。

考察今贵州地区的交通走向与历史上的贸易情况,不难发现,贵州高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经是封建王朝实施茶马互市的重要通道。换言之,贵州境内遗存的多条古道,正是当年人马川流不息一派喧哗的茶马古道。

唐代贵州的罗甸马很有名,并且已经销往今省境以外。两宋王朝高度重视马政,在今川黔交界地区设置买马场,产于黔西北罗氏鬼国的马,常销往泸州、叙永等地,并且规模越来越大。播州所产的马则大量在南平军(南川一带,今重庆等地)出售。南宋时,北方马市断绝,川马、广马(广西)、滇马、黔马成为马的主要来源。黔北播州、黔西北罗氏鬼国、黔中安顺、黔西南自杞国等都成了非常活跃的马市,云南大理马、广马都运经这些马市进行转卖。而随着思、播地区农业的发展,“夏供茶、蜡,秋输粮米”更成了贸易的主要内容。元朝在亦溪不薛(水西)设置牧马场,马的繁殖愈多。“水西马”、“乌蒙马”都是当时的名马,更培育出“龙驹”之类的好马。

在明清之际的茶马互市中,一方面,贵州产马能自给之外尚有富余,遂成为官府采购的重要对象,也是当时贵州物品输出的大宗;另一方面,贵州土宜种茶,所产茶叶主要运往四川交纳,供封建朝廷用作购买边马之用。于是,贵州的一些古镇与古道,便成了当时茶马互市中的物资集散地和茶马古道中的重要路段。

贵州既是茶马互市的主要地区之一,也是南方商业贸易的重要通道。茶马古道在贵州不仅存在,而且自唐宋到明清,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贵州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