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战“奥运空气”

空气质量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最大隐忧，而北京大气要进入良性循环，至少还需20年的努力

对于北京市副市长赵凤桐而言，刚刚过去的8月和9月格外繁忙，工作主题主要可归纳为两点：空气测试与交通调研。

有关空气的测试贯穿了整个8月。期间的8月17日至20日，北京市区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作为分管城市管理、交通的副市长，赵凤桐排队候车、挤地铁，切身体验了限行实效。四天里，北京很争气地连续获得四个“二级良”天气。

9月16日至22日，首届“城市公共交通周及无车日活动”在全国108个城市开展。活动首启之日，赵凤桐在具有标志意义的北京1路公交车总站，现场号召市民选行公共交通。

遗憾的是，9月22日为北京首个“无车日”，空气质量指数却是99，险些跌入以100为界的三级轻微污染。明令禁行的前门地区，则以136数值呈现恶化趋势。

9月23日20时整，王府井大街好友商场门前，赵凤桐与演员黄圣依按下了圆形的断电信号灯。作为全国节能减排的一个样板，王府井在随后30分钟省下1500度电。这同样被视为空气保障计划的一部分。

回顾一连串的测试和调研，赵凤桐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认为：“这不仅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环境和交通应急保障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也为今后解决环境、交通这两个关乎城市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拓展了思路，提供了依据。”

并非巧合的是，上述测试正好对应于一年之后召开的第29届奥运会，即2008年7月24日奥运村开村至9月20日闭村。

危机潜伏

2007年8月8日，周三，适逢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年。当日，北京空气质量指数为“88”，为“二级良”天气。

按照国家统一规定，中国目前空气分为五个等级。空气污染指数（API）小于等于50，相当于国家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空气质量为优；API值介于50至100之间，为二级空气；API值在100至138之间时为三级空气，有心脏病或肺病的人应减少户外活动；API值超过138时为四级空气，应避免长时间剧烈的户外活动；超过300时则为五级空气，任何人应呆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

“这个数据出来后我们都笑了，很巧合，为完成奥运空气保障增强了信心。”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说，“88”的空气指数开了个好头。

但“88”并未全是好运。就在美国时间8月8日，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Jacques Rogge）受访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时表示：“保证运动员的健康是国际奥委会的首要工作，如果北京的空气品质太差，像自行车这样的耐力赛可能要重新排定比赛时间。”

紧随罗格之后，一些奥运会参与者亦有应和。澳大利亚奥运团委员约翰考兹（John Coates）称，为避免运动员过早暴露在污染空气中，该代表团将推迟抵京时间。新西兰奥运团长戴夫加里（Dave Currie）则表达了对信息透明度的担忧，认为目前最大的难题是“我们不知道空气里有什么污染物”。

北京今年6月糟糕的空气，成为类似言论此起彼伏的导火索。当月，北京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仅有15个，创下七年来最差记录。其中，二氧化氮含量高于世界卫生组织空气清净标准78%，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比纽约高出3倍。

另一个不利因素，是北京奥运会的举行时间。

一般而言，大型运动会在爽的秋季举行比较适宜，如2000悉尼奥运会的开幕时间就是在9月15日。申办北京奥运会成功之初，决定的赛事时间为7月25日到8月10日。考虑到那时北京的气象条件非常不利于赛事举行，北京奥组委希望将举办时间向后顺延三周，于8月15日至31日举行。或许是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美国网球公开赛和职棒联赛的赛事阶段，国际奥委会最终没有批准北京奥组委关于开幕式推迟三周的建议，只允许推迟两周，在8月8日开幕。那时恰逢酷暑，空气污染连同高温，可谓雪上加霜。

奥运会时间的选择虽几经谈判，并无更大回旋余地，北京只能以如此季节、如此时日举行奥运会，可谓东道主幸运中之最大不幸。

有人罗列了北京奥运会必须避免出现的四种情况：第一，出现最坏的情况，一些重要的国家或运动员因为空气安全问题抵制一些项目；第二，赛期遭遇高温天气，加之空气污染因素，使大量运动员半途退出，或者发生运动员赛后需要紧急救护情况；第三，运动员戴着口罩比赛，势必招致国际媒体反复播放；第四，比赛临时改期，引起各方抗议。

显然，上述任何一种情况的出现，都不可接受。

“中国标准”与“世卫标准”

回顾2001年7月13日，北京对世界作出了大胆承诺――到2008年，北京市区空气质量将实现世卫组织的标准。

今年8月15日，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公开重申，关于2008年空气质量，北京向世界许下三点承诺：一是每天对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氮及可吸入颗粒物四项空气质量指标进行监测；二是确保明年全年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三是奥运会期间，北京将会有良好的空气质量，达到国家标准和世卫组织指导值的要求。

这是一个艰难的承诺。不过，身为大气专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孝炎对此表现得更为实在。她对北京承诺的理解是：大气质量既要“符合国家的空气质量标准”，又要“接近世卫组织指导值”。

事实上，在“中国标准”和“世卫标准”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迄今为止，中国有关空气质量的国家标准有两部，一部是1996年10月1日实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另一部是2003年3月1日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02）。两部国家标准共同的通则是，根据污染物的浓度限值划分三级，按年、日、时划分取值时间。

2000年，中国曾对二氧化氮和臭氧的二级标准做过修改。其中，把二氧化氮的年均浓度限值，从每立方米40微克提高到80微克，时均浓度限值由120微克升为240微克；臭氧的小时平均浓度限值，则由160微克提高为200微克。

恰成对比的是，今年2月8日，世卫组织公布了最新的“空气质量指导值”，其中可吸入颗粒含量标准从每立方米70微克减少到20微克；臭氧含量从每立方米的120 微克降到100微克；二氧化硫的含量，也从每立方米125微克降至20微克。

世卫组织严格标准的理由是，即使在发达国家，可吸入颗粒物对人体健康也有严重影响。在欧盟，据估计仅是最微小的颗粒就使每个欧洲人丧失8.6个月的预期寿命；而光照下臭氧浓度达到最高水平，很容易导致哮喘发作和其他呼吸道问题。

中国标准趋于宽松，实际上是环境不断恶劣的一个缩影。相对于世卫组织标准趋于严格，两者差距愈加拉大。这意味着北京的空气质量即使达到了国家标准，仍与世卫组织的指导值相距数倍，其潜在危险不言自喻。

现实威胁：臭氧与颗粒物

8月17日至20日，为了给奥运会的空气质量保障积累经验，北京启动了一次全民大演练――市区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以检测空气质量的改善程度。

北京大气污染的主要监测指标包括四项，即可吸入颗粒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这四种主要污染成分均与机动车尾气脱不了干系。监测显示，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占全市的64％，一氧化碳占92％，可吸入颗粒物占23.3％。

通常，空气污染指数是以当日最高污染物的数值――也就是可吸入颗粒物的数值为依据。这一数值低于100是二级天，等同于“蓝天”，超过100为三级污染天。

北京市副市长赵凤桐告诉《财经》记者，在限行的四天里，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值分别为91、93、95、95，空气质量保持“良好”级别。而限行前的8月16日和之后的21日，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值都为116，属于“轻微污染”。“测试顺利完成，达到了预期效果，取得了宝贵的科学数据。”

限行的另一效果，还体现在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的降低，这些均与汽车尾气有关的污染物下降15％－20％。

不过，早在2004年，这两个指数已达到国家标准。决策者目前更为担心的是严重超标的臭氧和可吸入颗粒物，它们已成为事关北京空气的两块“心病”。

据赵凤桐介绍，根据资料分析，北京目前能确保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达标，超标的是可吸入颗粒物和臭氧。五项指标中两项超标，这是往届奥运会未曾遇到过的。

北京大气污染特征虽属复合型污染，但其代表性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家族”非常强势。因此，北京市超标天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占首要污染物的96％。2005年，北京市区有57天出现臭氧浓度超标，日均颗粒物浓度达到142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42%。

可吸入颗粒物不仅造成能见度下降，同时易进入运动员呼吸道并影响竞技。臭氧会刺激呼吸器官，从而影响运动员的竞技状态。

除了汽车尾气，北京的污染源还包括燃煤、扬尘、工业废气。据大致测算，四大污染源对北京地区的污染比重大约是：尾气约40％，能源消耗20％，工业污染10％，扬尘及其他污染约30％。

正搬迁中的首钢，被视为颗粒物之“罪魁祸首”。环保检测发现，首钢厂区及古城附近的可吸入颗粒物，最高可达每立方米180微克，而扩散方向还会因季节而改变。

首钢搬迁后，北京每年减少1.8万吨可吸入颗粒物，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它相当于上百家小型工业企业的排放总量。目前北京空气的首要污染物96%是可吸入颗粒物，而首钢一家的排放量达全市的23%。

颗粒物浓度的国家二级标准是每立方米100微克以下，但在北京空气中的固定基础数值已经接近70微克/立方米，这意味着每年新增的排放空间只有30微克/立方米。

博弈“奥运保障计划”

无论是首钢搬迁，还是即将公布的《第29届奥运会空气质量保障措施》（下称“保障措施”），北京对大气的治理的力度和决心可谓空前。

首钢的搬迁成本高达500亿元，它不仅是北京城市规划的一大拐点，亦直接关联到首都六分之一的产业工人的去向。

至于7月9日已获国家环保总局原则通过的“保障措施”，在上报国务院之前正在做最后一轮修改。

《财经》从北京市政府获知，“保障措施”分北京市措施和周边省市措施两大部分，从时段上又分为奥运会前、奥运时段和赛事强化时段。

会前的治理措施主要是，三环路内实现无煤区，全市燃煤总量控制在2500万吨内，对市内燃煤锅炉脱硫、脱氮并安装除尘设施；以首钢为代表的电厂、冶金、化工、石油等重点污染源，集中实行压产、限产、搬迁；与臭氧有关的全市1000座加油站、1200辆油罐车和部分油库的油气，均全部实施回收治理。

至于第二阶段，即奥运期间的58天，控制措施甚为严厉：

――扬尘污染控制。奥运期间所有工地的主要施工停止；

――机动车污染控制。六环路内货车禁行，公务车70％停驶，社会车辆实行单双号行驶；

――工业污染控制。钢铁、化工、建材等工业企业停产或部分停产；

――燃煤污染减排，加大外网输电，充分利用燃气发电，压缩燃煤发电30%，自备电厂具备条件的停运；

――特殊条件的紧急措施，压缩燃煤发电50％，全市燃煤设施停运。

据介绍，“保障措施”中明确，北京京能热电公司等五大燃煤电厂减少污染排放30％，燃煤锅炉减少污染排放30%。

力度之大可谓空前，阻力之大亦可想而知。“所有措施中，我只是不同意停发电厂。因为几个主要电厂除了提供电，更主要的是对北京电网起安全保障作用，这是依靠外来送电解决不了的。”北京市一位电力专家说。

在今年5月的一次市政府协调会议上，这位电力专家发言三个小时，阐述限制燃煤发电的严重后果。他比喻说，北京本地的发电量只占25％，其他电力均来自外省。这意味着，这张宛若高架桥型的供电网络，在北京本地只有25根支撑柱。如果再关闭发电厂，高架桥就成彩虹桥了。

8月21日，京城气温冲破33℃，当日最大用电负荷1190万千瓦，这是北京历年用电的新高。这个夏天，北京电力负荷缺口即达20万千瓦。而在7月17日，为保北京电网，河北张家口一天内两次拉闸，限电总数相当于三个县的用电量。而且，这一时间段正好对应于一年后举行的第29届奥运会。

《财经》记者获知，尽管反对声四起，在目前的“保障措施”里，压缩燃煤发电30%的指标仍赫然在目。

奥运契机

北京大气治理九年间，空气质量确实有了改善，全市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1998年是100天，2006年已达到了241天。其中大气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的年均浓度值，已突破性地达到国家标准。

在每周更新一次的北京地图上，绿色正以过半的规模呈蔓延之势。北京林业部门已宣布提前一年完成了绿化承诺，三道绿色生态屏障阻挡沙尘入京，并称今年年底城市绿化覆盖率将达43%。在寸土寸金的紫金城外，在鳞次栉比的高楼群中，城市绿化更是见缝插针。

来自北京市政府的数据称，以1998年为起点，当年北京环保投入54亿元，2005年达到100亿元，2006年超过250亿元，七年间累计1200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每年70亿元的企业环保投入。

这在奥运2900亿元总投资中，已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实际上，环保治理的时间往往超过北京奥运会的运行周期。当然，北京的居民更关心奥运能否成为北京空气质量转变的一个契机，并得以长期延续。

“我们正在组织开展有关环境交通保障长效机制的研究，主要是采取经济手段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减少包括机动车尾气污染的长效措施。”赵凤桐告诉《财经》记者。

正如北京市委书记刘淇8月14日调研时所言，北京不仅要实践申奥时的承诺，更重要的是抓住奥运机遇，把北京空气质量提高到新水平，探索出一条改善空气质量、治理环境污染的长效机制。而环保专家估计，北京大气进入良性循环，至少还需20年的努力，这尤其需要决策的正确性和可持续性。

相关报道参见本刊与《体育画报》合作推出的《奥运特刊》第2期（2007年10月15日出版，随本刊赠送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