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的跌宕人生

在第二次土地革命时期，曾洪易曾经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曾洪易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到赣东北苏区（1932年12月改称闽浙赣苏区），曾任红十军参谋长、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闽浙赣军区政治委员等重要职务，成为闽浙赣苏区最高领导人。在任职期间，曾洪易积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和扩大化的“肃反”路线，使苏区和红军遭到严重损失。曾洪易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忠实执行者，曾给闽浙赣苏区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被这一苏区当年许多与其共事的老同志称之为“灾星”。那么，这位闽浙赣苏区的最高领导人给苏区党政军造成了怎样的危害，其后来的结局又如何呢？

曾洪易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忠实执行者

闽浙赣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六大苏区之一。这块根据地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项建设上生气勃勃，被誉为“苏维埃模范省”。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他们向各红色区域派遣中央代表，推行王明路线。1931年5月，中央决定由曾洪易等人到赣东北苏区传达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并参加苏区党委的领导班子。

曾洪易，江西万安县人，1905年12月27日出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南昌早期党、团员之一。1923年至1925年间，曾洪易先后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委委员长、书记、组织部长等职务。1925年10月，曾洪易因领导南昌团员和学生积极声援“五卅”运动被省立第一师范开除。1925年12月，曾洪易由党、团中央选送至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曾洪易1929年回国，任宣传部委员、《列宁青年》杂志编辑。

1931年7月，中央代表曾洪易和聂洪钧、关英等人到达赣东北。曾洪易到达赣东北苏区后，首先进行组织改造。曾洪易先是挑拨原有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拉拢唐在刚、杨真吾、李静愚等为其助手。曾洪易以中央全权代表的名义，对苏区的各项工作指手划脚，全盘否定，再次改组特委，由万永诚、聂洪钧、唐在刚组成主席团，把等排斥在党的核心领导之外，剥夺了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

1931年9月，赣东北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在葛源召开。曾洪易以中央代表的身分完全控制了大会的领导权，点名批评“执行的是退却保守路线，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对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的怠工”。接着，曾洪易报请中央同意，将原赣东北特委改为省委。根据王明的旨意，在曾洪易的一手操纵下，由万永诚担任省委书记，聂洪钧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关英为省委常委兼团委书记，把原组织部部长黄道、团委书记方志纯排挤出省委领导班子。曾洪易自己作为中央代表凌驾于省委之上，成了赣东北苏区的太上皇。

但曾洪易是书生出身，不会带兵打仗，更贪生怕死。当时苏区战事繁忙，领兵打仗全靠、邵式平、周建屏等人，曾洪易不得不保留方、邵二人的常委职务，兼任省苏维埃主席，邵式平为省军委主席兼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周建屏为红十军军长。曾洪易为实现“国际中央路线”，提出“明确阶级路线”，反对富农路线，大举清查阶级。曾洪易不顾党员干部的斗争历史，工作的表现，与群众的联系，对党的忠实如何。凡是地主、富农出身的或其子弟，大都无条件的撤销工作，给予所谓“无情打击”。对于非党干部与群众，只要是地主、富农成份，也无条件撤销工作，开除其参加的群众组织。凡此一切，都被认为“异已分子”。甚至男女婚姻，因为成份不好，都要退去婚约。因此，影响党内的不团结，许多干部情绪低落，农村发生许多极左现象，使苏维埃变为评阶级的机关。修改土地法，无条件收回地主分得土地，驱逐地主家属叫做“减轻苏维埃负担，加重负担”。收回富农分得好地。于是使地主更加反动，富农不满，中农动摇，雇农、贫农陷于孤立。农村统一战线政策，被曾洪易完全取消。

“肃反”运动中的“曾阎王”

1932年3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肃反文件传到了赣东北。曾洪易以鄂豫皖肃反后打过胜仗，提出了“以肃反胜利争取红军胜利”的口号。3月27日，赣东北省委颁布了《肃反宣言》，5月11日，赣东北团省委又发出了“关于肃反运动周工作”的紧急通知。惨痛的闽浙皖赣的肃反开始了。1932年9月，临时中央给赣东北发来了“九月指示信”，声称：“零星的破获，固然需要，然而我们必须从这种零星的破获中一直追踪到总的领导机关。”

曾洪易以鄂豫皖肃反后打过胜仗，提出“以肃反胜利争取红军胜利”。当时，做文化工作的潘务行、做工会工作的何东桥、做互济会工作的罗子华，都对曾洪易表示不满。他们在闲淡中提倡健康，要洗脚、爬山等，曾洪易就认为他们名义上是“健康会”，实际上是“改组派”。5月间，曾洪易主持召开万人公审大会，以“健康会”的罪名，将潘务行等人处死。

曾洪易还一手炮制了“改组派省委”（即所谓破获总的领导机关）的特大冤案，把吴先民打成“改组派省委书记”。从此，曾洪易更加疯狂，在军队大举肃反，使红十军遭受惨痛损失。

为制造声势，曾洪易让人编了一首肃反歌曲，什么“工农士兵大动员，肃反宣传要加紧，极恶改组派，残酷，所有反动第三党，破坏苏维埃和红军”。曾洪易还写了篇《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同志的启事》，在团省委机关报《列宁青年周报》上发表，提出的口号是：“以肃反的胜利争取红军的胜利！”在这个口号的引导下，肃反运动迅速地被简单化和扩大化。

在赣东北苏区，人们都怕“曾代表”谈话，谈过话的人轻则撤职查办，重则公审枪毙。背地里，大家都称曾洪易为“曾阎王”。赣东北省苏维埃主席、省军委主席邵式平、省团委书记关英等人对曾洪易的错误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省委会议上，提出质疑：“闽浙赣党内是坏人多还是好人多？如果是坏人多，根据地和红军怎么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何说是好人多，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怀疑一切，是否有问题？”曾洪易咄咄逼人：“在你的眼里，根据地就没有坏人了？”回答：“有，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

吴先民是弋横暴动主要领导之一。为了发动农民运动，他从革自己家庭的命做起，一把火当众烧掉田契、借据，赢得了穷人的信任，是一位优秀的革命者。因为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曾洪易持不同意见，对曾洪易的跋扈横行表示不满，几次与曾洪易发生争论，由此成了曾洪易的“眼中钉”。曾洪易从吴先民家搜去的日记本上，发现记有赤色警卫师和上饶县各区委书记、区苏维埃主席的名字，就视其为“改组派”的名单，悍然逮捕了吴先民。1932年12月11日，曾洪易等在葛源召开的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群众大会上，判处吴先民极刑。1945年党的“七大”为吴先民的问题平了反，赣东北这个特大冤案得到了昭雪。

在处决吴先民的同时，曾洪易将和邵式平关入禁闭室，停职反省。这时，根据地只剩下纵横二三百里的区域了，并且受到了敌军重兵围攻，而曾洪易却在天天杀自己的同志。坐在禁闭室，心如刀绞。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或减轻“左”的危害，相忍为党，写了书面检讨。为了大局，邵式平也作了同样的选择。曾洪易将、邵式平的检讨印成党内文件，大肆散发。赣东北（闽浙赣）苏区的“肃反”运动，一直继续到1935年尚未完全停止。由于乱捕乱杀，大伤了党的元气，造成干部动摇逃跑，人人自危，使党内产生一种严重的恐怖现象：许多军事骨干被杀，影响了红军作战的情绪，减弱了战斗力，使军事遭受不断失利；形成农村恐慌，群众对党怀疑，隔离了苏维埃与人民，党与群众的联系；造成赤白对立，失去了苏区周围群众工作的桥梁，影响党的白区工作，在社会上种下了极坏的影响；杀投降官兵、杀俘虏，破坏了党对投降兵、俘虏兵的政策。

曾洪易执行“左倾”军事路线，导致闽浙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1年6月第三次“围剿”开始后，进攻赣东北苏区敌人（约10个团的兵力）采取碉堡战术，步步为营，合围推进。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不懂军事的，无视、邵式平、周建屏等人主张军事上向敌人力量薄弱的皖南、浙西发展的正确意见，而大批所谓“右倾逃跑主义”，提出“变堡垒为敌人坟墓”的口号和“持久围攻堡垒”的方针，强令红军向西南发展，打通通往中央苏区的道路。在曾洪易“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下，红十军开始对敌人的炮楼、碉堡死打硬拼。贵溪夏家岭的一个坚固炮台，红军屡次强攻不下。攻打横峰县城郊碉堡的红军战士浴血奋战，虽然摧毁了―个碉堡，但损失惨重。曾洪易在军事上的瞎指挥和随之而来的残酷的“肃反”，致使红十军处处被动，徒耗实力，根据地因之损失近半。

1932年6月，又集中重兵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其中用8个师36个团的兵力进攻赣东北。由于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失利，赣东北党委决定重新采取、邵式平、周建屏等一贯坚持的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来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十军二进闽北的胜利，使赣东北的形势有了转机，根据地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了扩大。这证明提出的向皖浙边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是对曾洪易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的有力批判。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赣东北苏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在1932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下令改赣东北省为闽浙赣省，同时成立闽浙赣军区，曾洪易被任命为闽浙赣军区政委，唐在刚为军区总指挥，邵式平为军区政治部主任。

闽浙赣苏区军民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后，1933年3月18日至23日，在葛源主持召开了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继续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会后，赣东北苏区政权建设日臻完善，红军和地方武装建设有了新的发展，经济建设突飞猛进。1933年的农业生产比1932年增长了20%，超过了中央苏区增长的速度，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在10个月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同志又一次表扬了赣东北的同志，说他们和兴国的同志们一样，“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

这时，中央苏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曾洪易亦步亦趋，于1933年7月召开闽浙赣省党支部书记大会，以反“罗明路线”为名，大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使局势已经好转的闽浙赣根据地又陷入严重危机。

1933年10月，第五次“围剿”开始了，曾洪易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指挥反“围剿”。他不接受血的教训，又叫红十军去钻敌人的堡垒丛，致使红十军再次受损。1933年11月20日，赣东北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葛源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干部群众都表示了对曾洪易的不满，要求出来主持工作。1933年12月，中央电令曾洪易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任命为赣东北省委书记，暂时满足了赣东北的地方要求。鉴于曾洪易工作上的严重错误，在曾洪易离开之际的省委会议上，给曾洪易以严厉的批评。

曾洪易离开后，在领导下，赣东北苏区工作上有些转变，表现在：第一，把新成立的红十军向皖南行动，获得某些胜利，建立了华、婺、德苏区；第二，停止查田查阶级运动，认为过去进行过左，肃反也缓和了一些；第三，开办白区工作训练班；分配皖南及景德镇一带，重新开展白区工作。于是部队中群众中的情绪均有好转。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决定传到闽浙皖赣后，闽浙赣苏区在军事上重新回到“红色堡垒反对白色堡垒”，“不失苏区一寸土地”，“为阻止殖民地道路与实行苏维埃道路而斗争”的道路上来。敌人的堡垒进攻更加发展，红色堡垒抵不住白色堡垒，伤亡颇大，部队损失，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愈趋严重。曾洪易离开后在领导下的某些转变，这时又被否定了。

作为抗日先遣队的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悲观消极

正当反动派向苏区疯狂“围剿”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民族危机愈加严重。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号召，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遣队由红军第七军团改编，寻淮洲任军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曾洪易为中央代表随军。

抗日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他们三个人组成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在军团三人领导核心中，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但是，当时“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是不信任的，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很难有所作为。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两人掌握。

1934年7月，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大田、闽清、罗源、宁德、福安等县，转入浙西，向皖南进军。部队从瑞金出发以来，不仅外有敌人围追堵截，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乐少华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与此同时，曾洪易则愈益暴露出严重的恐慌动摇，遇到敌机袭击吓得瑟瑟发抖。

在转移途中，从开会时曾洪易座位的变化就可以看出他情绪的变化。现在，曾洪易开会时总坐在角落里，而以往他总爱坐在中心地方，这和他随军中央代表的身份相符的。虽说有军团长和政委，但决策由三人小组负责，因此党代表该是最高首长。随着部队不断的失利，曾洪易发言的次数和长度一次次减少，不说话时尽量不说。而从瑞金出发时不这样，出发时他似乎像一个发令的机器，总不断地给队伍下着命令。军团长和政委不和，两下里常常为一个决定面红耳赤，那曾洪易的话自然就一言九鼎了，他说：“好，打吧，就打了。”结果可想而知。

在开会发言时，曾洪易悲观失望，充满了失败主义的情绪：“敌十倍于我，且已在周边布置了多层封锁线。军事行动已经毫无意义，如果说任务的话……我觉得化整为零也许是一条路。至少我们还活着，至少还有那么些人在，有人在就行，我们去南京，在敌人心脏来那么几刀，杀几个政府要员和富豪……也许效果更好一些。”

曾洪易此后更消极，竟然要求离开部队。1934年8月中旬，抗日先遣队攻克闽东豪绅地主集中地福安县穆阳镇，筹集到3万元现洋和大量物资。8月24日，部队离开穆阳继续北上。乐少华独断专行，确定一条行动路线，结果走错了路。寻淮洲对乐少华提出批评，乐少华与寻淮洲大吵大闹。曾洪易身为中央代表，不仅不支持寻淮洲的正确意见，连他们吵架也不劝阻，站在一旁冷眼观看。1981年7月26日，粟裕在《报》发表题为《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文章，指出：“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过程中，在七军团阶段，上有“左”倾错误指导，军事指挥实行绝对的集中主义，军团内部又有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干部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事情就更加不好办了。”

1934年9月5日，红七军团进入浦城县古楼地区。这里是闽北苏区的游击区，是闽浙赣苏区的一部分，领导人为黄道。红七军团一路行军作战，一直未得到休整。军团长寻淮洲建议：“一、红七军团就地进行短暂休整，总结经验教训，补充一些战士。二、依托闽北苏区打一两个大胜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发展游击战争，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继而把浙南条件较好的庆元县连接起来，创造更大的局面，然后跳跃式地向赣东北、浙西、皖南发展。”

红七军团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同意寻淮洲的意见，但中央代表曾洪易表示反对。军团政委乐少华机械地执行中革军委指示，坚决主张立即北上。曾洪易、乐少华、寻淮洲分别向中革军委发电报，陈述各自的主张。中革军委对曾洪易的主张予以批驳，对寻淮洲的主张予以批评，对乐少华的主张予以支持。

1934年11月1日，红七军团队转入由闽浙赣苏区休整。期间，出席了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会议，批判了曾洪易悲观动摇的右倾错误，并将情况电告中央。中央复电批评了曾洪易的错误，并决定将曾洪易调离红七军团。

根据中革军委11月4日的命令，红七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编为第三十师和第二十一师。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任命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刘英任师政治部主任。

同时，中央对闽浙领军区的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省苏维埃主席兼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军区参谋长。随后，红十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刘畴西等率领，继续北上抗日，曾洪易则留在地方工作。

曾洪易心情平静地接受了中央的安排。晚饭后，他顺着堤独自一个人走着。他听着镇子里的喧哗随了夜的深入渐平息下来，那些士兵横着酒足饭饱之后的身体步入了梦乡。可是他却毫无睡意，他很想找个人说说话。但曾洪易知道，此时不会有人听他说什么，他的话对任何人，尤其是对红十军团已毫无意义。

曾洪易1935年向自首，建国后受到人民政府的审判

1934年11月，曾洪易担任闽浙赣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后，本应领导苏区军民与军队浴血奋战。但曾洪易却散布“野战军出动不是胜利的出击，而是逼得没有办法”、“五次围剿敌人是胜利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告一段落”、“布尔塞维克要学会退却”等失败主义论调。曾洪易还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提出放弃闽浙赣苏区。主持召开闽浙赣省委会议，对曾洪易的错误进行批判。经过中央批准，撤销曾洪易的闽浙赣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的职务。

1934年12月，曾洪易受到降职使用，被任命为闽浙赣省白沙特区区委书记。不久，因闽浙赣苏区丧失，曾洪易前往上海找党组织。到上海后，曾洪易遇到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逃到上海的原红十军政治委员涂振农。涂振农告诉他，原红十军团政治委员乐光华也到了上海，都在寻找上级党组而未果。

此后，曾洪易在上海遇见了万安同乡王立生。王立生曾担任过共青团南昌地委书记等职务，1929年11月被捕叛变。王立生劝他到南京去自首，并答应保证他的人身安全。1935年5月，曾洪易在王立生陪同下到了南京，办理了自首手续。到1936年春，曾洪易到军事委员会办的军事游击训练班工作，担任军政教官，讲授游击战争战术和对敌政策等课程。曾洪易讲了一期的的课程后，因为身体不好离开了训练班。接着，曾洪易调到江苏省政府当视察员，每月领取260元薪金。1936年8月，曾洪易加入。

从1937到1938年，曾洪易在航空委员会所属南京、武汉和西安等地飞机场担任俄语翻译，1939年到政府中央教育部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当编辑。1942年，曾洪易到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第二处当俄文翻译。

1946年，曾洪易携抗战期间在四川结婚的妻子刘纾予回到家乡江西万安（原配妻子吴慧英1934年在福建与军队作战时冲散走失）。不久，刘纾予见曾洪易生活困难，就离他而去。随后，曾洪易在万安县立中学高中部当了一名英文和历史教员。不久，曾洪易曾积极活动当县立中学校长，但是未果，再次失业。

曾洪易回到老家万安时，因为他从1925年底就离家外出，周围的人并不了解他的历史。曾洪易对人只说一直在外面读书，后来当过编辑，抗战时当过军医，抗战胜利就回来了。后来，随着解放战争不断胜利，曾洪易就在几个交情较好的朋友面前炫耀，说自己曾当过共产党的大官，并在赣东北和一道打过游击。

1949年8月7日，万安解放。曾洪易出面号召群众送柴送米欢迎，号召商人不要逃避，商店不要关门。9月，万安县各中小学开学，万安县立中学由中共万安县委书记、县长刘彦兼任校长。曾洪易找到刘彦，请求安排工作。刘彦同意曾洪易仍回县中教书，但出于谨慎的考虑，没有为他办理复职手续。

不久，中央下令搜捕潜藏各地的叛徒，要过去那些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员向各地政府报到。曾洪易向万安区政府报到。不久，江西省委要求吉安地委逮捕曾洪易。1949年12月9日，曾洪易被捕。曾洪易刚被捕时还感觉良好，希望组织为他安排工作。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吴青光找曾洪易谈话，了解他的经历，并要他到南昌去，说省政府主席邵式平找他有话谈。

曾洪易到南昌后写了书面报告，并提出了三点请求：一、恢复他的党籍，发给党证，编入党支部组织，分配工作；二、因自己身体有病，家有老母需要照顾，请求介绍回万安分配工作；三、万一不行，请求回万安由地方政府帮助行医。

1950年2月，曾洪易等被押送北京，在公安部德胜门监狱关押，写了大量交待材料。在交待材料中，曾洪易主要是关于个人的经历，特别是1934年12月后撤销闽浙赣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后赴浙江江山县担任区委书记的情况、赴上海寻找党组织的情况、自首变节后在方面工作的情况，以及从重庆回万安后的情况。

曾洪易交代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情况和曾洪易应负的责任，另一个问题是抗日战争时期曾洪易担任翻译的情况和问题的性质。关于前一问题，曾洪易辩解说，他离开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后，先遣队主要由、刘畴西等人领导，他留地方担任闽浙赣省委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直接接受中央军区司令员项英指挥的，闽浙赣省委和军区无权指挥，其失败他不负责任。关于后一问题，曾洪易辩解说，他从事俄文翻译，是苏联空军顾问为帮助中国军队提高对日作战能力而介绍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的，是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有帮助的。

曾洪易没有反思自己对闽浙赣苏区失败的责任和叛变革命的事情，反而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些请求：请求当中国驻苏领事；请求派到苏联去学习，以便更好地回国参加经济建设；请求不要在北京安排工作，因为北京的气候不适宜自己；请求介绍会见中央负责同志，以便对他的问题有适当的理解和他的工作能迅速解决；请求帮助将所携带的《世界名诗人译诗选》和《祖父行》交书店出版，以便换取一些稿费；请求直接遣送回家，不要再交送下级公安部门；请求释放回万安从事农业生产，等等。从这些请求看出，曾洪易始终把自己的叛变行为看得很轻，有些请求还显得十分天真可笑，甚至幻想当驻苏领事。

1951年3月，公安部预审处对曾洪易提出了初步判刑意见，判处徒刑15年，并呈报公安部领导审批。1951年4月5日，曾洪易的案件由公安部移送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继续审查。1951年，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开展，一批罪犯受到了从重处理。1951年10月24日，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曾洪易叛党投敌，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严重地破坏了人民解放事业”的罪名，将他“判处死刑，”。但就在行刑报告批复下达前，曾洪易却于1951年11月9日因严重肺结核病死狱中，时年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