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的双重生活

这位身兼学者和企业家的携程创始人，2012年高调重返公众视野，会推动政策和公司管理上的真正变革吗。

假如你在2012年突然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必不能忽略43岁的梁建章。这位斯坦福经济学博士具备当代国际化学者典型特征：受过纯正西方学术训练，善以新视角反思社会问题，在颇具影响力的新浪微博上言辞辛辣。

6月，梁建章怒评陕西安康孕妇被强行引产事件，发表系列文章，五天内转发量逼近两万。梁呼吁各界人士重新认识在中国推行了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认为人为的人口限制已威胁到经济良性发展。

三年来，梁建章一直致力于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2010年，他自制纪录片《中国人可以多生吗？》；去年，学成归国成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在安康事件爆发前两个月，他和北大社会学教授李建新合著出版《中国人太多了吗？》，在引言中，他写道：“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这个为自己的理想奔走疾呼、不遗余力的学者，在日常谈话中却判若两人：语速缓、语气轻、语调低沉——这种双重性或许更符合梁建章所担负的两种角色。在学者形象背后，他从未更改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时的那个身份：携程网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

假如你关注2003年的中国商界，亦无法错过34岁的梁建章。这年12月，创立四年的携程成为首个登陆纳斯达克的中国旅游企业，IPO当日股价涨88.56%，刷新纳斯达克三年来的首日涨幅纪录。当时，这位商界新秀正在倒时差，于熟睡中体验了“一夜暴富”。

对那个时代的中国商界来说，梁建章和他的合作伙伴的确创造了一个财富神话，2004年携程总营收增速94%，获85%毛利率和40%净利率。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创建了一种将传统酒店预订与IT相结合的商业模式，由此参演IT业的风起涌云。

2006年的携程已成为在线旅游市场当之无愧的“黑马”，该年总营业收入8.3亿元，同比增长49%——就在所创企业渐入佳境时，梁建章突然决定赴美读书，为同代企业家中独一无二的选择。

就在梁建章攻读博士学位的数年间，中国商界发生巨变。携程的注册用户在2011年已突破5千万，全年总营收5.9亿美元，其业务也从酒店预订延伸至包括机票、度假预订、商旅管理及旅游资讯在内的全方位旅行服务。但在规模接近顶峰的同时，携程也不可避免地遭遇瓶颈期。

2012年第一季度，携程净利率跌入20%以内，营收同比增长只有19%；5月，其股价三年来首次跌破20美元。更重要的威胁在于，由于携程业务日益多元，全线作战的方式导致竞争白热化。微博化的舆论氛围更无情面可留，“增长神话破灭”“错失团购良机”等评论不绝于耳……单纯的学院生活彻底终结了，这是企业家梁建章要面对的商业现实。

身兼学者和企业家双重身份，梁建章于2012年高调重返公众视野，他有能力同时演绎学界和商界的双重革新吗？

梁建章向来自信。

新起点

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对梁建章并非唐突之举。复旦大学少年班出身的梁建章，20岁便获得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在攻读计算机博士过程中觉得“做企业更有意思”，进入甲骨文公司的硅谷总部。突然改变当下状态，是梁建章挑战自我的惯用方式。

关键是做出选择的时间。2003年底，携程赴美上市之际，刚刚度过艰辛初创期，梁当时认为最大挑战莫过于“将携程做大10倍”。

尽管1999年携程获得来自IDG、软银、晨兴集团、兰花集团的两笔融资，但起步期却并未找到有效的盈利模式。在“烧钱”营销将携程逼到悬崖时，梁建章做出战略性调整：收购传统酒店预订公司现代运通，以酒店预订业务为盈利基点，嫁接到互联网。

坦白说，携程在2000年后的成长超出了梁建章预期。市场占比领先第二名艺龙近40个百分点，而“去哪儿”等网站当时刚起步，难成气候。日趋成熟稳定的内部架构和良好外部环境，使携程在在线旅游市场一枝独秀。

梁建章的个人工作也随之趋于常态。朝九晚五，鲜有加班；日常管理交给团队，只有关键的企业文化建设和人事制度安排才事必躬亲。即使不再长时间地深入参与，公司依然正常运转。同时，人称“携程四君子”的联合创始团队成员，都开始尝试新的探索：2002年，前携程总裁季琦创办如家连锁酒店，三年后，前首席财务官沈南鹏离开携程，加盟红杉资本。

梁建章的内心开始渴望一些“ 新东西”——“总觉得自己还能再干点什么，学点什么，研究点什么。”做投资？梁建章认为那无法使他获得深入参与公司建设的愉悦感；像季琦那样再度创业，去做一家超越携程的公司，又着实困难。于是，这位携程首席执行官又想起了从企业回到大学校园。

从2006年萌生退意，到次年读博，梁建章花了近大半年时间在美国游学。从哈佛、波士顿到麻省理工；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这位曾经的甲骨文中国区咨询总监一路旁听下来，希望找到一个能结合其管理经验和多视角学术钻研的学科。

最终，梁建章将目光聚焦经济学。他认为这门学科研究内容与管理相关，研究方法与他多年思维习惯和理工科教育背景契合，加之兼具数学、社科、文化、历史等多领域知识，梁觉得“可以把很多知识串起来深入学习”。

大半年的游学期，不仅让梁建章选到心仪的研究方向，也让携程慢慢适应了梁退居幕后的日子。梁建章与现任CEO范敏平稳交接，携程高端旅游部营销总监华丽回忆说：“James（梁）关注战略布局，范总有丰富日常管理经验，恰当的人在恰当的职位，大家都很放心。”对于“公司老板突然跑去美国读博”这种奇遇，华丽笑说放到梁身上“再正常不过”——大家都觉得他非常适合做学术。

斯坦福欢迎你

当年，梁建章所申请的斯坦福经济学项目只有四个录取名额。从开始考核到最终确定录取，校方找梁建章交流过多次。斯坦福经济学博士的竞争环境和学习压力可窥一斑。

37岁入学的梁建章考试成绩常列前三，尤擅长基础模型和数学。不仅如此，由于他经历丰富，常帮助更年轻的学生分析未来的职业规划。在这个过程中，梁建章也对自己此前的创业经历做出深入思考。

在梁建章看来，企业经营时刻考验决策者的判断力，上要担负公司发展使命，下要考虑员工生计，做企业“像走钢丝”。相比之下，读书生活对他则是人生难得的惬意。

在斯坦福读书的日子，梁建章和家人住在离机场不远的一座小山坡上。他常常看着飞机在山间起降的景象，完成了许多关于企业和学术的思考。没课的时候，他会在家里等着上小学的儿子放学归来，一起学习或运动。

梁建章的人生轨迹却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原本，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关于大学生就业的经济学研究。这篇论文他在博士第三年已完成，但因感觉意犹未尽，他选择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后。在这两年中，梁建章师从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把研究方向聚焦于创新创业与人口。

对这个话题的关注根植于梁建章在携程的一线管理经验。在艰难时光中，梁思考过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根本，正在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研究的时候发觉中国这计划生育政策很荒唐。”“中国千万不能以减少小孩为代价，来抵消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年轻人口在整个人口结构中的比例锐减，在梁建章看来，对一个国家的创新创业潜力有着难以预估的巨大隐患。现在，中国生育率低于1.5，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30%，“人口是负担”的担忧早已转化为“老龄化社会”的焦虑。

为了印证这种理论假设，梁建章开始了广泛的社会调研。印度和日本是梁常去的两个国家。拜访学者，找相关的企业高管做访谈，了解年轻人口的创新创业现状，在聊天中获得思路启发，再用已有数据建模，印证观点。与一般学者相比，梁建章的优势或许在于“找企业高管聊天会容易点”。

一向稍显腼腆的梁建章谈及学术时，会变得健谈起来。但读博期间，梁建章并未忘记携程，他与高管时有电话联系，暑假期间回国集中参加公司会议。学期与假期的自然分割，让梁建章在企业家和博士生这两重身份

之间，穿梭自如。同时，梁开始着力于寻求学术与商业最有效的粘合方式。

一方面，梁建章希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先把学术成果在携程内部推广。他认为许多公司随着管理层相对固定化，可能会存在惯性思维的问题，晋升机制和言论通道常会闭塞。如何鼓励年轻人发声，并促进部门间沟通，是梁建章正在研究的课题。其中一个可能是，“由高层参与做一个创新委员会”。

另一方面，严格的学术思维训练，也使这位携程董事局主席在公司战略布局上更高瞻远瞩。“宏观经济搞得更清楚，对企业经营和投资都有帮助。”2008年金融危机时，携程进行了一些投资，比如对经济型酒店汉庭

和如家，回报都相当可观。

今年3月，携程正式对外推出的中国首个顶级旅游品牌“鸿鹄逸游”，其实始于2010年上半年，携程首次推出针对富豪消费群体的旅游产品，“环游世界60天”，报价50万。当时对该产品销路的质疑不止来自于外部，携程员工也担心“曲高喝寡”。谁知，十几个名额在开通订购专线的9分钟内全部售罄。去年续推“环游世界66天”报价66万元，则在30余秒内抢购一空。今年推出的101万元环游世界80天，价格和旅行天数均创新高，全部名额在17秒内就秒杀完毕。

良好的市场反响印证了梁建章和其他高管对高端旅游市场的预判。无论这个细分市场日后格局分散还是垄断，携程都要做这个市场的定义者和领导者。为此，携程与台湾易游网和香港永安旅行社开展战略合作，为顶级旅游市场设置了一个极高的准入门槛。

这一切是在2009年悄然部署的，恰是梁建章在美读博、远程参与公司管理的时期。“顶级旅游，虽然去的人不多，但是对公司品牌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值得一做”，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梁建章对本刊说。

“虽然很少有人能既做这个又做那个，但如果有条件，这样做真是蛮互补的。我的idea，人口与创新，一定要在企业做过，才有这个感觉；而学术中一些更加严谨的方法确实可以用到公司决策中”——对梁建章来说，在学术与商业的经验互补，是自我成长的必经之路。

理性与坚持

无论是求学，还是管理公司，梁建章都习惯先进行多元化的思考，做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之后在一个方向上不遗余力地“深入”下去。

携程网初创时，管理团队除了旅游也设想过金融、搜索，或京东那样的电子商务，“但分析以后，觉得做旅游比做其余的都优势更大，便没有做别的尝试”，梁建章回忆说。

在斯坦福读博初期，许多有趣的课题摆在面前，究竟选择哪一个兴趣点作为研究方向，着实花了梁建章一番心思。“选择的时候得经过考虑，你做得成什么，利用已有的优势去选”。对梁来说，经验是学术的起点，也是后者的归宿。接下来，则要靠坚持的力量。

《中国人太多了吗？》的合著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被梁建章坚持的勇气吸引。“这个（计划生育）问题，能身体力行去号召的学者，并不多”，作为中国人口学界罕见的公开反对计生国策的学者，李建新没有想到会与一位企业家出身的经济学者殊途同归。合著过程堪称顺利，一年书稿便基本成型：李从社会、婚姻家庭和综合国力等角度综合论证，梁从经济、资源、创新创业等角度深入阐述。在经历了改书名、删内容等多番磨练后，历时半年，这本新书终于问世，难掩锋芒。

大多数时候，梁建章都希望以理性融合各种不同的经验和思考。在具体的学业或管理工作中，这也成为梁极为鲜明的个人特色。

携程副总裁孙茂华记得，2003年SARS期间，许多公司纷纷裁员节省开支，但梁建章坚决不裁员。他当时做了一番分析： SARS先发烧后传染，而非先传染后发烧。只要政府采取有效隔离，很快就会被有效控制。

一整天都没有业务，日复一日地等待，有些部门上半天班，发60%的工资；有些技术和服务部门，开发程序或者做培训——SARS风波并未持续很久，裁员的公司重新营业便急迫招聘，而携程很快回复正轨，年底如期上市。

2012年，携程或许比以前更需要梁建章的理性与坚持。

如今的携程面临了诸多挑战，除了业绩下滑，股价下跌，还包括被高度竞争中被拖入价格战。梁建章坚信，中国人均旅游投资在不远的未来会超过人均电商消费，在线旅游收入仍是电子商务中的翘楚。这个过程定会催生一到两个伟大的企业。携程致力于此。“不要只看外面有多少种新模式，自己内部的事可以改进的还有很多，先修内功”，梁建章的这句话给孙茂华很深印象。孙茂华自2000年加入携程，经历了期间的盛衰。

只是，携程的规模已是当年的数倍，挑战也成几何级数增长。

互联网技术刚刚起步、网络支付环境尚不成熟的商业环境一去不返。当年，携程依靠网络汇聚酒店、机票预订信息，再通过人工电话服务和前台支付的模式迅速崛起。如今，移动互联、社交媒体已从根本上改变了IT产业，酒店预订新模式层出不穷，艺龙等竞争对手的价格战更是花样翻新；去哪儿、淘宝等平台的涌现，给航空公司直销提供多样化渠道，也威胁着携程的OTA业务。酒店和机票预订仍在2011年为携程带来40%和39%的营收，但二者增速均已低于20%。庞大的呼叫中心和高昂的研发费用，同时侵蚀着利润。虽然携程度假旅游业务有41%的营收增速，但深入开发线下旅游资源、拓宽产品线的同时，却也几乎要被人忘记“我们是一家互联网公司”了。

梁建章显然不会坐以待毙，他坦言“今年想多花点时间在公司，1/3精力投入”。在保有60后、70后一大批忠实客户的基础上，将品牌向年轻消费群体渗透，顺应他们的消费习惯是第一要务。在携程看来，用移动互联和社交网络的营销模式来重新吸引被分流的用户，不仅是解决客户端的问题，还涉及新的推广模式、价格定位和技术开发等多因素的结合。

但对个人来说，这是一段令人期待的新旅程。梁建章一边为自己的学术主张奔走呼吁，一边应对新的商业挑战。他必须持续寻求双重经验的粘合点，“我现在做的，无论是旅游方式，还是人口政策，都是在改变人的生活。”梁建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