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龙县新农合:1968的法宝到2003的试点

乡间村民，并不是一个善于随时随地鼓掌表达自己的群体，他们带着质朴、不事张扬的习惯和元素，默默地耕耘土地，极限地忍耐艰难和困苦，含蓄地表达喜悦和快乐，可是今天却传出了来自他们心底的掌声。掌声的缘起是一个关于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有人说这代表了未来农村医疗救助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方向。

掌声的地点是丽江市玉龙县广袤的农村，目前，玉龙县正在试行这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村民们亲切地简称这一制度为“新农合”，寄望以此来重建农村医疗体系，缓解农村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局面。

顺利推进的“新农合”

在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项目以前，农村治病的故事往往是这样展开的，“很多家庭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反正是病了，与其欠一笔债，还不如自己就这样等着挨着，自己去世了，就不会给家里带来更多麻烦了，这样的景况我看过很多了，十分悲惨。”玉龙县拉市乡均良卫生室医生木本进这样说。

由于缺医少药和经济条件限制，使得这样的故事在农村一幕一幕地上演。于是，2002年10月起，一种“逐步建立以医疗救助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在农村试点，丽江市玉龙县是全省20个试点县之一，而云南是全国试点的4个省之一。

2003年8月，在中央、省、市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下，玉龙县委、县政府把构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及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组建了分工合理，责任明确的组织机构。对于刚开始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项目的时候，县委、县政府、县卫生局以及乡卫生院医生、村干部一起，连续三个月没有休假，终于把“新农合”顺利推进，玉龙县卫生局局长陈启先等实施新农合的负责人都感到十分自豪。

“这样积极性高涨的工作，已经很少能碰到过了，可能是因为基层干部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知道农村治病难的情况，所以在工作中就能倾注更多感情。”玉龙县卫生局副局长戴万青这样解释。

2003年进村宣传“新农合”的时候，虽然很多农民还没有体会到“新农合”给他们带来的益处，但是邻里间看病难的景况已经让村民感到生病的压力。“新农合”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费中央每人每年补助10元，省、市、县共每人每年补助10元，农民个人每人每年缴纳10元。五保护、伤残军人、特困残疾人由县民政局和县残联救助每人每年应交的10元”的政策，已经让一些村民看到缓解看病难的希望。

“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生过病，有过看病经历的家庭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项目。”戴万青回忆说。为了让更多观望的村民也参与进来，让更多村民看病有保障，玉龙县开始向各个村寨派驻工作组。

合作医疗项目顺利推进，2004年，玉龙县以人为单位的参合率达76.06%，在这个工作基础上，2005年参合工作推行就更加容易了，这时候，已经不用再派工作组下乡，村民们在村干部发出参合通知以后，都自发的来缴纳医疗合作费用，并且积极性一年比一年高，今年以人为单位的参合率已经达到了97.12%。

公社合作医疗与“新农合"

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出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时期的传统农村合作医疗，1959年11月卫生部提出要“实行社员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并在1966年以后得到了极大普及，“合作医疗”与合作社的“保健站”及数量巨大的“赤脚医生”队伍一起，被誉为解决当时中国农村医疗难题的三件法宝。

玉龙县拉市乡美泉村委会书记和赞林是公社时期美泉村合作医疗的“赤脚医生”，他回忆说：“拉市乡从1968年开始进行公社时期的合作医疗，当时每人每年交1元，每个村大约集资2000元左右，这些钱由村干事管理，都用来买药，村民看病的时候，只要交5分的挂号费，就不用承担医药费，医生看病可以记工分，相当于是集体发工资。”

后来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实行，分级管理财政体制的确立，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失去了集体经济支持，合作医疗开始解体。“从1982年开始，合作医疗费用开始很难收了，1984年，已经收不到合作医疗费用了，卫生室也由私人承包，也就没有了合作医疗。”和赞林很清楚地回忆当年的每一个细节。

但是由于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成就，从民间到政府部门，都对合作医疗制度寄予厚望，希望能够让合作医疗在农村发挥更大的作用。自90年代以来，政府在推进城镇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同时，提出了“恢复与重建”合作医疗制度的任务。于是，2003年开始，包括丽江市玉龙县在内的新型农村医疗合作试点开始了。

这绝不是简单的历史复制和历史重演， 玉龙县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官员认为，这是我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进行的大规模投入。玉龙县试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政府主导并投入财政补贴，着眼于“补助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费用”，更大的区别于传统合作医疗以小病为主，由或村集体的财力支持，立足于乡村的预防保健与常见病多发病等小病治疗。对于农民住院医疗费用的报销问题，玉龙县在资金不崩盘的前提下，根据医院门诊以及住院统计情况，按照以收定支、略有节余的原则，不断调整最高报销金额，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村医疗救助需要，除住院医疗费用可以报销以外，还同时实行大病救助的办法保障农民治病顺利进行，大病救助比例从自付费用的20%到50%不等。

“农民能够实现医疗费用报销和大病救助，这已经帮助农村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医疗制度，为广大农民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丽江市玉龙县相关官员这样认为。

看见眼泪看到希望

“我没有得到上天眷顾，希望从此破灭。”饱含忧郁和哀愁。

“我庆幸，除了寄望上天，我还可以寄望人，合作医疗让我没有被彻底击垮。”辛酸喜悦掺杂其间。

行走乡里的一个星期，满满的泪水冲击着我的乡村记忆。

金德杰：新农合中梦想重建

玉龙县九河乡河源自然村村民金德杰，40岁，手捧一叠债务登记册，突然泪如泉涌。2004年3月7日，星期日，刻骨铭心的日子，儿子金涛突然摔倒，后来检查出患有心脏病。

孩子上大学出人头地的梦想从这一天起被破灭，从儿子被送到昆明延安医院的第一天起，1998年就开始积攒起来准备买车的7000元存款马上就被取出来，经过手术、住院一个多月以后，孩子的住院费已经合计五万元。积蓄花光了，耕牛卖了，债台高筑，金德杰家里什么也没有留下，除了一本四万元的债务登记。

“当时想着这笔钱可能还不完了，数额太大，我攒了六年才攒了7000多元，这四万多元到什么地方去找啊!”金德杰意识到自己的幸福生活从此将远去，接下来可能是无穷无尽的还债生涯。就在愁眉不展的时候，玉龙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了他们家进行调查，按照合作医疗规定报销了20%的医疗费用，报销费用将近1万元，之后还发放了大病救助款1万多元。

“医疗费报销和大病救助款补助以后，我就把钱还了村子里的村民，现在只欠1万7千多元了。”这样的合作医疗制度让金德杰感激不已。

也许，再过几年，金德杰就可以还完债务，轻松地过日子了。也许，还完债务，金德杰又可以存钱，实现他的买车梦想，开着他的车外出找副业。这样的愿望，虽然有些辛酸，但在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下，他的梦想，还有实现的可能。

王文松：劫后的幸福生活

接近日暮，冬末春初的玉龙县九河乡龙应村乡村旷野，37岁的王文松和我都有点瑟瑟发抖，故事开始讲述。

2003年，王文松的孩子16岁，昆明空军医院，脑积水，一个个遥远而陌生的医院和疾病名称把这个壮实的乡村汉子击垮。紧接着，2004年和2005年的疾病复发，让这个农家花费了6万多元的医疗费。祸不单行，2006年末，王文松的妻子患了结肠炎，住院41天，医疗费用合1.8万元。

“未发病以前虽有一些折磨，但发病以后，我一直为治病而发愁，当病治好以后，家庭的欠债让我愁更愁。”王文松在每个夜晚来临，停止劳作的时候，8万元的医药费比眼前的浓浓黑夜更让他窒息。

幸运的是，在合作医疗工作人员的调查以后，孩子和妻子的医疗费得到了相应的报销，妻子也申请到了大病救助款。家里的欠债也还清了不少，现在他只有一小部分欠债需要偿还，对生活影响不大。

“以前，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十分突出，普通农民一般一年可以存一两千元钱，如果得病，不得不欠下一大笔债，一个家庭就这样垮掉了，现在，像王文松一样的治病家庭都得到报销和救助，不会造成家庭垮掉的局面。”九河乡卫生院院长施孟海这样补充说。

李贵：新生后的感恩

同样的另一个日暮，拉市乡打鱼村的农家小院，年近30岁的李贵并不多话，自从出院以后，她说上两句话，心口就会痛得厉害，她的故事由丈夫讲述。

2004年9月17日，李贵的丈夫和国光清楚地回忆每一个情节，李贵上楼取牛草，从二楼上摔下来，鼻子和嘴里都是血，这样的场景和国光从来没有碰到过，赶紧抱上三轮车，向医院飞驰，中途的出租车帮了大忙，很快就送到县医院。李贵手术后第二天都还神志不清，医生已经开始说要准备后事了，这让和国光眼泪直淌。

“三天两夜之后，我把指头伸到李贵的手掌心，对她说，听见我喊就握一下手指，李贵死死地抓着我的手指，不肯放手。”妻子的求生渴盼让和国光心疼不已。

后来，李贵醒了过来，等出院的时候，住院费一共花去两万多元，除了家里的5千多元的存款花光以外，欠下了1万多元的债务。满以为要陷入生活绝境的和国光夫妇，却得到了5千元的合作医疗报销款和民政局的1千元救助款，行政村也积极组织村民捐款，共捐了3千元。用这些款项还了欠款以后，和国光就只需要还几千元的欠款了。

“后来还去医院住了一次，可是我不去报了，合作医疗已经帮我解决了很大的款项，剩下的债，我自己还了，我想还有很多人需要合作医疗帮助呢。”纳西汉子和国光很认真地这样说。

“能从病床上醒过来，已经算是重新给我一次生命了，现在合作医疗帮着报销了这么多医疗费，还有村民捐款，等于又给了我一次生活的机会！”李贵对自己的重生和得到的救助这样理解。

这是一些片断，村民对着我流下了太多泪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杜伽尔致力于反映人类生活面貌，他说要尊重生命，完全尊重生命，由此，我看见了，村民的泪水，不止为艰难而流，也为生命得以尊重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