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文件”解决西红柿滞销的远程剖析

贵阳市白云区解决西红柿滞销出台“红头文件”，本质上调剂的是官民关系，虽然有点变味，但也应该看到其中存在的积极意义。

贵阳市白云区麦架镇西红柿滞销的问题，终因区政府发“红头文件”，要求全区各部门在职机关单位职工每人购买50公斤西红柿，而解了燃眉之急，但也蒙上了“荒诞”色彩。特别是新华社调查报告一发表，区长黄昌祥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了错，显得已给问题定上了负面的基调。

政府服务经济出了问题，让公务员“买单”。消息传出，舆论哗然。有批这是政府行政权力越位的，有骂这是乱摊派的。最厉害的是《北京晚报》的评论，用归谬手法，把这演绎成政府“逼人学雷锋”。批判的文字，让人读来不亦快哉，搞得你不想把 “荒唐”一词与西红柿事件挂钩，都不容易了。

其实，现行体制下，政府发“红头文件”多少解决点滞销的西红柿，并没有什么不可以。转型期，一些严肃有价值的东西，并不一定都能彻底市场化。没有有效干预，东西再好，让它自己去一个不成熟的市场谋饭碗，结局可能是好东西自己的很快消失。但保护过头，也会适得其反，暴露出 “制度性荒诞”。 比如，湖北汉川市出台的一份“喝酒”文件。

两年前全国“两会”一结束，湖北省汉川市就推出了酝酿已久的汉川政办发〔2006〕11号《关于倡导公务接待使用小糊涂仙系列酒的通知》。该文贯穿承包卖酒之“实”，下指标，要求接待只能喝“小糊涂仙”，而且必须完成定额。一些单位甚至有把完不成的指标分解给个人之势。表面上看，这是典型的区域行政权向管辖的地界里寻求深化，以保护地方利益，不免有捞回投资失误的嫌疑。然而接待酒与百姓痛恨的不正官风有关，如此“红头文件”遭诟病，恰恰是人们觉悟提高了的表现。

与此相区别，贵阳市白云区出台解决西红柿滞销的“红头文件”，牵扯的是一区之内种地的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本质上调剂的是官民关系，虽然有点变味，但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简单以“荒唐”斥之，相反应看到这其中存在的积极意义。几个月前发生的瓮安“6・28”事件，就离贵阳不远。省委书记奋起问责“行政不作为”，斥官员“拿钱不办事”，还让人们记忆犹新。相形之下，白云区出台“红头文件”，是想办事，只是不漂亮，有缺陷，甚至还有“应景”的嫌疑。但办比不办好，“应景”也还有变虚为实、变假成真的改善空间。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存在不足的行动，也为中国官员的道德前景尚未恶化提供了佐证。出了问题，在岗官员是想有所作为并付诸行动的。

问题在于一区之内，让“全区各部门在职机关单位职工”――主要是公务员为此“买单”，是不是“逼”他们“学雷锋”，“强买强卖”？这的确有分析的价值。如今不管一个行政区政府班子与所有干部成员是如何组合的，但在西红柿滞销的时空节点上，他们是一个共同体。因而，这就有了粗糙的“同舟共济”的含义，尽管这样说有点勉强。但按照程序，区政府班子是由你们这些公务员选出来的，你当时为他们投了票，就应连带为他们的失误负责，即为西红柿滞销买单。这其实也是一种对民主、选票和自身责任的切身体验。公务员作为体制一员，同时也在利益群体之中，个人作为与政府作为是相关的。记得省委书记曾在去年的一个讲话中说，贵州的一个处级干部，年收入是一个标准农民年收入的12倍，按此推论，一般公务员的收入也应该是农民收入的1倍至几倍。为政府服务经济的机制、举措不到位，付出一点 “买单”钱，有点“悲壮”，但同时也给领导与公务员自身都带来一些“压力”，仔细想想，这交学费的含义是具体的。如今贵阳实现了全国第一家公开竞选县区级一把手，大家手中的选票，并不全是“空投”。选出的人怎么样，与大家的“眼睛”有关，学会民主就是学会肩负与履行自己的责任，这显然不像拿出几十块钱买100斤西红柿那样简单。

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让它不出问题？答案就是需要一个与市场化相适应的服务型政府，构建出有效的服务体系与机制。未雨绸缪，前置解决问题的切入点。这是难题，更是使命。对一个处于西部区域边缘，不在增长中心的基层行政体，面对巨大的物流成本与当今全球性石油能源危机，短期内解决西红柿滞销，长期内谋求可持续发展，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不是单凭在纸上写点空话、大话，就能理出头绪的。需要调查研究，循规律与大势，奋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