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区乡绅席成友的一年之约

5・12地震之后，千万富豪席成友被火线提拔为重灾区胜利村的村支书。这个12年里不断拒绝当村官的精明生意人，一朝上任，立刻扮演起“新乡绅”在农村基层组织中的作用。而他的想法与做法在胜利村引起的波澜，正是大灾之后，乡村社会基本矛盾的生动体现。

闪亮的奥迪车轮辗在地震灾区路旁废墟的泥泞中，显得格格不入。而当席成友将车停在一个简陋残败的帐篷前，则又带来另一种强烈的对比。

妻子和儿媳正在大帐篷边上热火朝天地炒着菜，席成友笑了笑：“我就住在这里，卫生条件差，将就一下吧。家里什么都没了，只有车子在绵阳，幸免于难。”

“我们在绵阳有房子!”夫人远远喊话。席成友皱皱眉，放低声音：“看，她就这么成天找我吵架。我说吵你的去吧，不高兴你们就回绵阳啊。但他们去了没半天又要回来。”

北川县擂鼓镇大多数人都知道胜利村有位富豪村支书，这在当地绝无仅有。

地震前，镇上资产上千万的人共有16个，席成友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是这次地震，2009年他的个人资产将会上亿。

“酒店倒了，养殖场没了，正准备兴建的电厂计划搁置了――直接经济损失大概一两千万吧。”不过，水厂和在其他乡购置的几万亩林地还在，他依然还有数千万身家。

这个故事早就在当地被反复传颂。

5月12日，席成友正和妻子、儿子在绵阳买推土机。地震突然发生，妻子儿子赶忙回绵阳市里的房子探望，席成友却立刻开着刚买的推土机，边开路，边往老家胜利村赶，平时40分钟就到的路，那天用了4个小时。

虽然尚在村里的亲人无恙，但胜利村1700口人，家家房子倒塌，10多人在瓦砾中丧生，尘埃蔽日、哭声连天的惨况触目惊心。席成友当机立断，清空了自家仓库，把7000斤大米，500斤盐分给大家，支起锅灶建了4个大灶，赈灾自救。

6月29日，村里召开党支部会议，大家一致投票选席成友当村里的党支部书记，7月，上级党委的任命下达――这是迅速而典型的“火线提拔”。

就这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席成友巨额的个人财富、带有个人色彩的经济发展眼光，以“村支书”身份为纽带，迅速与和国家治理链条最末端的村官权力结合在了一起。

“拒官”12年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与“村支书”身份扯上关系。

1996年，席成友正式开始经营自己的公司，并积累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镇党委和村里的老支书开始游说他回胜利村当村支书。

相中他的原因不难理解。自己有相当财富积累的企业家当上村干部，一来不会存在贪污村里有限经费的担忧，而且在政府对基本建设投入不足时，富豪村官极有可能以个人财力承担一部分责任。

更重要的是，让有经济发展眼光的企业家为官，村里等于有了致富的领路人――这种被称为“新乡绅治理”的模式在农村改革进程较快的地区已经出现多年。

“当时也曾想过回来。我是在胜利村长大的，也不想见到乡亲穷困，村里连条像样的道路都没有。”然而席成友最终还是没有回来，他并不讳言，12年来不接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放不下自己在外面的生意。

“一个地方一直落后肯定有它的道理。当地老百姓思想闭塞，原来的政府部门又缺乏发展和改革的魄力。”就在席成友说这句话的时候，外面有村民发生了激烈争吵，其中一个瘦削的中年男子特别激动，几次跳起来要动手，最终要以数人之力将其拉开。

这段时间村里每天都上演着这种闹剧。

为了重建，政府征地建设永久性住房。这天，生产三队发现二队一间房子倒塌的墙体恰恰跨在两队包产地的边界上，如果要根据墙体边沿划界征地，二队就多占了几十平方米的土地。虽然以一亩地10万元左右的赔偿额度，几十平方米土地的赔偿费用平摊到一个生产队众多人头上，根本体现不出几元钱的差异，但冲突还是无法避免。

面对这些鸡毛蒜皮却似无休止的争执，席成友露出厌烦和恨铁不成钢的神色：“无论怎么说，他们仿佛永远都不会明白，死守这一亩三分包产地，最终只是害了他们。”

席成友认为，这些年横亘在他回村治理道路上的最大阻力，就是当地雷打不动的土地联产承包制政策。

征地的矛盾

如果以土地利用的类型来划分，擂鼓镇胜利村是个典型的农耕型村庄，村里9个生产队，土地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式分下去，每人拥有的土地面积从几分到数亩不等。

土地作为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其效益的发挥程度与村民的富裕程度直接挂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不允许农民失去土地，作用仅限于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

但在胜利村，甚至连温饱问题也不能依赖包产地解决，农耕并不是当地村民的主要生活来源。这里土地贫瘠，无法栽种粮食和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只能在上面种点耐旱度高的玉米，村民口粮都要从外面买。而在一亩土地上辛勤劳作一年，往往只有五六百元进账，年经济收入最多也不超过1000元／亩。

地震前，胜利村的人均年收入能达到3580元，主要靠年轻人外出打工，只有老人才在家种地，土地效益非常低。“既然是这样，何不转变思维，改变这些贫瘠耕地的用途，让其发挥更大效益?”

12年前，席成友给胜利村画过一幅蓝图：把土地收归集体进行集中经营，引进企业。成功招商引资后，由企业给失地村民提供一次性赔偿款，以后村里给村民每人每月发30斤大米，120元生活费；富余劳动力可自由选择外出务工还是替当地企业打工――“这肯定比种包产地的收益高。”

然而，“失地”对数千年来依赖土地生存的农民来说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词。包产地年收入再低，那是稳定的，除了直接经济收益外，给予他们的还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而席成友的承诺，却更像个虚幻的空中楼阁。

“老百姓目光短浅，没见到实际利益前，他们不会信任你。”席成友与村民间的不信任感由来已久。在他当上村支书后，这种矛盾愈显尖锐。据他统计，村里专爱跟他唱对台的“捣蛋”分子约有30％，比较信任他的也占30％，还有40％属于“骑墙派”，哪边抬头就往哪倒。

其实，村民对席成友的感情很复杂，种种抗拒背后，除了不信任外，还隐含“不服气”的赌气情绪在内――都是生于斯长于斯，他凭什么能拥有千万资产；把大家的土地交由他去支配，经济发展起来真正受益的到底是谁?

原始积累

“企业做大了，回来捞政治资本吧!”这些话，村民不但对记者说，有时还当着席成友的面指责――富豪当村官，确实不屑于贪污村里那点资金，但他们对资源的支配和利用，究竟是以利己还是利他为原则，农民并非不会质疑。

上世纪90年代，集体水厂进行股份制改制，席成友等几个管理人员出资买下股权，集体企业私有化实现了他的原始积累同时，也难免加大他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隔阂。

两三年前，席成友想在胜利村搞林业基地，引进经济价值较高的果树，就遭到了强

烈的抵触。按他的计划，建一个集中的种植基地，栽种经济价值高的药材和核桃，8年以后就能体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村里人均经济收入应该可以达到5～8万。年轻人还可以在基地打工，学习农业和养殖技术。

然而村民对此很反感。建基地，还是涉及征地，而且还征到席成友个人名下去。“你也是长一个脑壳，我们也长一个脑壳，就你能种核桃，我们不会种吗?”火气大的村民这么说。

努力不果，席成友把基地建在了离擂鼓镇一段距离的墩上乡新民村、禹里乡禹穴村和都坝乡水井村三个村子里，共计有3万亩林地，都栽上了药材和核桃树。而把这一切看在眼内的胜利村村民，很多也随之种起了核桃――显然，他们虽不愿服从他的治理，却还是相信他的经济眼光。

对此，席成友很不屑：“这么一亩三分地，有什么用?就今年初有企业过来，要收200吨核桃，以包产地零零碎碎的种植量，能交出来吗?最终还是产生不了规模效应，致不了富!”

“要发展，就必须集约化、规模化，船大才好抵御风浪。小打小闹永远成不了气候!”他用力挥手拍在桌子上，声音很响。“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开始村民可能会因为失去土地而哭泣，但年底得到利润分红，他们就会理解了。”

基于此，富豪席成友曾向乡镇政府提出了三个要求，要求“权力担保”：“要我回村当支书，第一要拟定政策，把70％的包产地收归集体，只留下30％作为村民自留地。第二是所有建房要通过每个合作社集中建起来，腾出大部分的宅基地，还是用以招商引资。三是搞公司集约化后，以村为单位成立治安联防队，在进行治安管理过程中政府不得追究我的法律责任。”

无法双赢

在胜利村，村民的自建房占地面积都很大，有的人家里常住人口只有两三人，却建了多间房子，而且各人的房屋错落分散，把土地切割得零零碎碎。在席成友眼里，土地是能下金蛋的宝贵资源，他看着心疼。

但村民总觉得：建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的房子，才有归属感。

地震后，政府规划在平地的中心地带建永久性住房。但村民意见很大，把村长未继明愁坏了：“老百姓开始不希望集中建房，还是希望建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后来实在没有就地重建的条件，他们又在争集中住房到底建在哪里，都要求建在自己的生产队地盘上，现在的规划是建在五六队的地上，其他生产队天天都在闹。”

传统观念深入骨髓，连天灾也无法将其打破，更何况当年风调雨顺时?当年如果有人要拆房子，大伙不冲上来拼命才怪。这种事席成友自己做不来，也不愿担恶名，他希望政府来协调。

“这在你们发达地区的农村早就在做了吧?”席成友表情严肃地皱着眉头，“但当年政府放不开思想，说这跟改革开放政策相违背――土地承包30年，还没到期限呢，怎么能收回来呢。”

土地收归集体流转，这些年来在东部地区确实不是稀罕事，部分村庄依靠这种方式拉动了经济发展，但其间出现的问题与争议也从未停歇。当年镇政府不答应，一方面是观念相对保守，而另一方面，也许是出于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民愤的担忧。

但对于席成友来说，他生于斯长于斯，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当地的关系，当企业处于扩张阶段时，掌握村官权力及各种资源的支配权，不但可以带领村子发展经济，对个人企业的长足发展必然也更为有利――这是一个“双赢”的考虑。

然而如果土地问题解决不了，对资源的支配权受限，不仅村里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他个人也只能长期耽于芝麻绿豆的村中小事，反而会拖慢个人企业发展的步伐。

权衡之下，他不愿干了。

村干部直选每换届一次，镇领导就找席成友一次，每次席成友都提一模一样的三个条件，政府始终还是一条没答应。如是这般12年，老支书已年过70，席成友还是劝他：“你再顶一届，下届我再考虑。”

拒当村支书后，席成友个人、事业发展一日千里：林地、养殖场、酒店等资产与日俱增。

贫和富的差距，即使在灾后重建的艰难日子里也有明显体现。当村长夫妇正用政府免费发放的大米煮着咸菜稀饭的时候，席成友的妻子端上了排骨、鱼、肉、鸡、南瓜等一大桌丰盛菜肴，肉香从四面通风的帐篷里一直飘出去。破而后立

不过，这些年席成友并不是以“富豪”的身份与胜利村隔离的，虽然在绵阳有房子，但他口里所说的“家”在胜利村。

从1996年首次拒当村支书开始，每年春节他都给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慰问金，并多次出资给村里修路。包括这次地震开仓发粮，他一直在村里扮演着传统社会乡绅的角色，也希望能通过这些举措渐渐修复与村民之间的隔阂。

“这次临危受命，本来不想干，但大灾当前，推不掉。”席成友平时表情严肃，极少笑。但只要是跟村民交流，他都会露出友善的笑容，但这并不能减少当上村官后的他与村民的直接冲突。

在明暴雨造成的山体滑坡现场，他激动地跟旁边几个村民交谈着，几番争执后，他快步往泥石流形成的废墟走下去，指着露出地面的输水管道告诉记者：“这里本来是村民的包产地，泥石流后变成了砂石废墟，有些村民就挖砂拿去卖。河床越挖越深，不能容许他们再这么干了。”

对这些琐事，席成友不胜其烦，却又不能不管。“老百姓就是这个样子。干再多的事情都得不到理解，你的态度稍为不好，他们还要骂你。”

好在政策峰回路转，席成友仍旧干劲十足。

擂鼓镇早在1996年就被划入北川县城一体化发展范围，但12年过去了，地征不下来，村里没有一条真正像样的大道，公共设施无法兴建。然而地震后只用了20天，道路全部推通了，两个月后路灯也安装好了。

由于接收安置附近山区的灾民，四个村的常住人口一下子从4000人猛增至1.5万人以上。四个村的总体幅员面积2.6平方公里，除去河道和道路只有1.9平方公里，再减去城镇规划的公共服务设施，可供开发的只有1.1平方公里。

基于此，政府定了规划，要把这里建成禹羌民族文化村，使其作为未来旅游产业的枢纽――从成都到地震遗址博物馆，从擂鼓中转，最后再到九寨沟，形成一条旅游环线。而最令席成友高兴的是，为了集中建房以及建设旅游设施，政府下了政策征地，村民终于不得已接受了这个事实。

包产地和宅基地收回，集中永久性住房建起……这一切实现后，席成友12年前提出的条件基本都已具备，最重要的是政府承诺埋单――对于失地的农民，将通过农转非，纳入社保、医保、低保体系。

“还有比这更理想的状态了吗?虽然地震夺走了我们很多人的生命，破坏了我们的家园，但却又给我们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破而后立的格局，是他当初料想不到的。

精英的作用

尽管村民对席成友的不信任与怨言一如既往，但现实似乎表明，由这样的农村精英领导的村子，发展步伐的确快得多。

在擂鼓镇政府临时办公室，负责灾后重建规划的山东援建人员对席成友也很熟悉：

“当其他村子还在为征地问题纠缠不休时，已经把胜利村的未来经济发展规划都做好了。”

更重要的是资金。

作为一个生意人，席成友非常清楚该如何与社会资源产生良性互动。

7月初首次见面，席成友便送了份材料给记者，《胜利村的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情况介绍》，凡有外界的来访者，他都会递上这份仅标题就让人印象深刻的说明。

据席成友介绍，因为他的积极宣传引荐，现在已经有两个机构直接捐款资助胜利村灾后经济发展，金额约为1000万。“如果不是前段时间老百姓太捣蛋，我起码还能再要到1000万。”同是一片平地上的几个村落，只有胜利村在短期内获得了这么多的捐助。谈到这个问题，席成友难得地露出笑容。

前段时间，他个人出资3万元注册了“禹羌文化拓展有限公司”，公司以集体名义成立，60％股权分属于村民，20％属于生产加工管理团队，20％属于销售团队。一方面利用羌族的文化礼仪接待游客从而产生价值；另一方面生产加工包括羌绣、羌族服装，山核桃工艺品等产品，在产生利润同时解决部分就业问题。

思路定下后，问题出来了。羌族文化特色是载歌载舞，但擂鼓镇上的羌族大多已被汉化，能坚持这种传统的有多少?

为了尽快形成特色，席成友要求村民把羌族传统重新捡起来。“白天吵翻天我不管，晚上给我好好学习歌舞。”他知道对村民来硬的不行，劝说也不行，只有利益驱动最有效，“要在‘禹羌文化拓展有限公司’分得股权，就一定要把羌族‘歌庄’学会。”

这当然只是“吓一吓”他们的话，但成效甚卓。晚上来到胜利村，月朗星稀，两三百村民穿着带有民族特色的服装，在空地上热闹地练习传统舞蹈，他们心里也许不太情愿，但这场景势必令旁观者非常感动。

最近又有一个机构承诺拨款支援永久性住房建设，条件是房子建好后留一部分给他们以后接待游客。“很多机构是这种类型的――援助的同时也在寻找商机。我们必须努力与别人的商机相配合，才能尽快筹集到更多资金和资源。”

“新乡绅”之治

资金到位，席成友心情很好。但村民们更多地着眼于眼前利益，拉回来的资助款项怎么用，公司怎么运作，他们缺乏思考。

村里未来怎么发展，其实还是在席成友的一念之间。

村民天天为一点土地赔偿款争执不休的短视行为在他眼里更加不值一哂。村里各生产队的划地会议上根本不会看到他的出现：“要把有限的精力放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老百姓留给基层干部去开导。”一把手席成友书记这样说。

8月下旬，席成友到山东济南修改建设方案，济南政府向他引荐了当地西区开发经验――政府向农民征用3 40多平方公里土地，建成了集商住、娱乐、大学和科技园一体的规划区，两年半就把一切都完成了，据说对当地经济促进很大。

“当时我就有个想法，何不让我们村的村民去学一学，开开脑筋。”9月19日，他个人出资买了10多张机票，带着村里9个生产队的队长直飞济南，在济南市政府接待考察后，第二天晚上又乘飞机回到胜利村。

短短两天，9个生产队长不约而同改变了当初的态度，开始配合推动征地计划和安抚反对的村民。

“这么做当然也有副作用。村里有人说我把政府的补偿款私吞了，拿来给队长游山玩水，买通他们。不过没关系，我自己做的事不需要其他人理解。如果连基层干部都不能把工作做通，那么就少数服从多数，强制执行!”席成友目光坚定而锐利。

“老百姓现在再怎么骂，看到实在的利益后他们就会理解的。而且我也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做太久，上了轨道后就让高素质的年轻人去管理吧。”口里虽说不介意别人的看法，但席成友还是不断强调着他对村支书职位并不留恋，希望以此撇清自己牵涉其间的利益关系。

而他，也的确放心不下自己的个人财富，对他来说，那才是一切的基础：“经历了地震，我的公司也处于非常时期。村里的事情解决后，始终要把精力转回去。”

“我只干一年，带领大家渡过难关就不干了。”7月记者初见席成友，他曾坚定地表态。

3个月过去，他虽然仍旧说着“干一段时间就不干了”，却再未提及“一年之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