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访梁实秋故居

1951年，梁实秋应台湾师范大学校长刘真邀请，出任文学院院长兼英语系主任，并接受校方安排住进了云和街十一号的日式住宅。从此，梁实秋在台北有了“雅舍”，他不仅在这里继续写作《雅舍小品》，而且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全集。

梁实秋去世后，云和街十一号这幢老房子年久失修，承台湾师范大学重建，才恢复原貌。最令人欣慰的是，院内当年由梁实秋原配夫人程季淑手植的面包树仍在，且郁郁葱葱、亭亭如盖。著名诗人余光中是梁实秋的学生，跟梁实秋有过许多交往。他在“梁实秋先生故居”开幕式上说，年轻时常与朋友到这里拜访梁教授，面包树下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树还在，人不在。人不在，他的功业还在。他翻译的著作、教育的学生都留了下来。”

寻访梁实秋的台北“雅舍”

青田县位于浙江中南部，龙泉县、云和县位于浙江西南部，相距不远。在台北，青田街和龙泉街、云和街也相距不远，我从名人故居密集的青田街走过龙泉街，来到云和街。龙泉街、云和街的景象跟青田街明显不同，这里没有那么多的绿伞般的巨树，也不见一幢幢作为历史古迹的日式老屋，街道两侧几乎都是四层、五层的楼房，底层则是商铺。

我知道梁实秋的故居在云和街十一号，照理按照门牌号很容易就能找到。2010年10月1日，我第一次到了云和街，方知云和街也是一大片街区。以云和街为主干，两边的小巷呈“非”字形排开。我穿过车水马龙的师大路，那里的云和街两侧差不多都是五层、六层的楼房。我在三幢高楼所形成的“凹”形包围圈之中，看到一幢尚存的日式木质平房，前后有宽大的院子，四周有围墙。前院一棵高大的面包树枝叶茂盛，树梢几乎与周围的高楼持平。前院的大门正对云和街，大门右侧墙上的门牌上书“云和街十一”——哦，这便是梁实秋的故居！

大门虚掩着。我推开大门，眼前是断垣残壁和一座破败的日式木质老屋。不过，老屋尚未倒坍，还能看出当年的面貌。这是一幢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式风格建筑。从前院进去之后，便是客厅，后面是书房和卧室。客厅与书房、卧室之间用的是日本式移门，门上有雕花，可见当年建造时相当考究。

我从事梁实秋研究多年，曾经在北京东四的内务部街二十号走访梁实秋故居，那是一座很气派的四合院。1903年1月6日（光绪二十八年腊八），梁实秋就出生在那里。

我还在青岛寻访过梁实秋故居。那是在青岛大学校园附近的一幢黄色两层楼房。梁实秋先生在1930年至1935年担任青岛大学外文系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时，住在那里。

梁实秋兼具三种身份：学者、翻译家、作家。此外，还可以加上一句：半个文学评论家。

梁实秋在1949年历史大转折的关头，在败退台湾之际，选择了台湾。梁实秋之所以要去台湾，在于他那个“半个文学评论家”的一支利笔，跟中国左翼文学阵营积怨甚深。

梁实秋第一次引起左翼文人的憎恶，在于“鲁、梁之争”。梁实秋和鲁迅争论的起因，在于他首先批评了鲁迅的“硬译”。当时，梁实秋读了鲁迅从日文转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所著文艺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一书，认为“实在译得太坏”，甚至“疑心这一本书是否是鲁迅的亲笔翻译”。鲁迅自己在该书的后记中也说：“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梁实秋作为“半个文学评论家”，作为翻译界的同行，对鲁迅提出了批评，他在1929年9月的《新月》月刊上，发表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

应当说，如何进行翻译，这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在笔者看来，就这个问题而言，梁实秋对鲁迅的批评大体上是正确的。然而，与此同时，梁实秋在《新月》这一期上，又发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否定文学的阶级性。为此，鲁迅著长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发表于1930年3月的《萌芽月刊》一卷三期。鲁迅猛烈地抨击了梁实秋。鲁迅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至此，鲁、梁从“硬译”这样的学术之争，上升到文学有无阶级性这样不同的文艺观之争。

紧接着，二人又进一步发展为政治之争。梁实秋在二卷九期《新月》上，连发两文，《“资本家的走狗”》一文回击冯乃超在《拓荒者》二期上对他的批评；《答鲁迅先生》则是还击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梁实秋在文章中，把攻击的目标直接指向“××党”：“我只知道不断地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梁实秋的这些文章，理所当然激起鲁迅的愤懑。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痛斥梁实秋。这样，鲁、梁之争便演化为共产党与在文化战线上的一场轰动一时的斗争。

从此，“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成了梁实秋的“雅号”。步入晚年，梁实秋也曾说过几句自悔的话。他说，他当时年方二十又六，“血气方刚”。

1940年1月，梁实秋再度成为“轰动人物”。那是他以参政员身份（他是在1938年7月以民社党党员身份成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该会为咨询机构）参加“华北慰劳视察团”。该团由重庆出发，经成都、西安、郑州、宜昌等地，访问了七个集团军司令部。原计划抵达西安后访问延安，但致电国民参政会，对慰问团中余家菊、梁实秋二人表示不予欢迎，该团遂取消延安之行。此事使梁实秋颇为尴尬，一时成为议论中心。

不久，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点了梁实秋的名。说：“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这样，1948年冬，当中国人民包围北平之际，梁实秋面临“留还是走”的人生选择，当然，他选择了走。他和夫人程季淑带着儿子文骐、次女文蔷南下广州中山大学任职，长女文茜则留在北京大学继续就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