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得越多,越发现自己所知甚少”

6月7日上午，中国国际文化影像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北京环球财讯中心10层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美国著名纪实摄影师、普利策奖得主、弗罗里达大学教授约翰·坎普兰（John Kaplan）站在会议室一角，一边整理即将要展示的图片故事，一边和慕名而来的摄影师们愉快地交谈。他的中国妻子任莉当仁不让地担任起他的私人翻译。他们的一双儿女麦克斯和科瑞娜正是顽皮的年龄，不时拿出红色小相机，好奇地打量着围绕在父母身边的人。

约翰·坎普兰这次是应《摄影世界》的邀请，在京举办题为《表达真相的要义：诚实、公正》的讲座。讲座分为上下午两场，上午他与听众分享了专题力作《消逝中的传统》、《苦难中生还》、《古巴表情》、《俄罗斯——幻灭少年时》及曾获普利策奖的《21岁美国人》的拍摄经验；下午则放映了他最新的多媒体纪录片《那不像我想象的》，并和观众就纪实摄影发展、多媒体项目的创作等问题进行了现场交流。

镜头中的世界

“我看得越多，就发现自己所知越少。”约翰·坎普兰认为这句话可以成为他的名言。多年来，他的身影出现在快速发展的、穷苦的玻利维亚、战乱的西非、斑斓的古巴、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中“存在的阴影”让他倍感震惊，作为一名有正义感的摄影师，他将镜头对准这些社会真相，希望以一己之力为这些人做些事情。

一次次或愉快或惊险的拍摄经历让上午的讲座高潮迭起。全世界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在一点点地被工业化生产所吞噬，这正是《消逝中的传统》这组图片故事的拍摄背景。坎普兰希望能在照片中保留一部分正在消逝的传统，于是他去了中国、玻利维亚、泰国等国家的偏远地区，仔细地记录下那里的风土人情，尝试从人们的日常服饰、生活用具等细节来展示传统文化残存的美丽。他有一幅作品是在一座玛雅人聚居的小岛上拍摄的，晨曦在薄雾中弥漫出诱人的玫瑰红，漫染了整片草坪，当地人早起去农耕，仿佛一切都停留在过去，不知全球化是何物。约翰说他最喜欢这张，“因为我觉得抓住了当地人看自己的岛的眼光。”如何展示最自然、最真实的对象，对摄影师来说，需要极大的耐心。有的时候为了等到一束合适的光线，拍摄出满意的照片，约翰会蹲上好几个小时，“对于同一个的场景要多拍一些，等等就等来了最好的瞬间。”这组图片故事中除了风景照片，还有许多环境肖像，约翰展示了云南田野里耄耋之年的甥舅俩合影，玻利维亚老农的肖像照??对比居住条件艰苦的被摄者，他说：“在世界各个角落，很多人居住的条件就是如此。我比他们拥有的多很多，说改变什么或许不容易，但我的确希望他们也能过得很好，希望我的照片能在不同的人群之间架起桥梁，哪怕对改善他们的状况起到一些小小的作用。无论来自哪里，是哪种肤色，富有还是贫穷，人们都同样需要被爱、被尊重、找到活着的意义。”

《古巴表情》是一组记录古巴独特文化的图片故事。约翰说：“那里简直就是摄影师的天堂，建筑、汽车……所有的一切都仿佛凝固在50年代。古巴竟然还有中国产的飞鸽自行车！恐怕中国都没有了吧。”为了展现古巴的斑斓文化，约翰保留了照片的色彩。对于何时用黑白、何时用彩色，他的经验是：“色彩是一种无需言说的语言。当我要表现一种文化，而色彩能够传递出这种文化的气氛和质感时，我就会拍摄彩色照片；当我拍摄一些想要让人们比较冷静地思考的事物，比如社会问题时，就不再需要进入色彩所在的那个频道，让太多色彩分散观者的思绪，这时我就拍黑白照片。”

《苦难中生还》与《俄罗斯——幻灭少年时》就是两组用黑白照片记录社会问题的作品。《苦难中生还》所拍摄的对象是深受西非内乱折磨的人们。约翰随着一个NGO组织来到了这些受害者聚居的难民营，面对丧失人性的罪恶，他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于是为他们一张一张地拍摄肖像。镜头对面的人，平静地暴露出自己残缺的肢体，巨大的伤疤以及毁坏的容貌，其中一个十岁的孩子，在约翰拍摄时和他说，他会宽恕敌人，并希望自己有幸福的未来。这张肖像照片会提醒他所经历的苦难，给予内心的平静。约翰倍受感动，将这句话记录在旁，并尽全力帮助他们，甚至自己出路费让一名孕妇回家待产。最让他骄傲的是联合国要用这些照片作为审判战争罪犯的一部分证据，他觉得自己“真的做了些什么。”在拍摄《俄罗斯——幻灭少年时》这组照片时，约翰则日夜跟拍那些混入黑帮的孤儿院少年，几次在街头差点被洗劫一空。每当返回孤儿院时，他都会抽出时间握一握孩子们的手，“作为摄影师，我们有很多责任，拍摄戏剧化的照片是比较容易的事。但更重要的是要记住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拍摄的社会目的是什么。在我看到这张照片时，我会想哭，希望这些照片能让孩子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

最后一组照片节选自获普利策专题摄影奖的作品《21岁美国人》，因为时间有限，约翰只给大家展示了其中代表性的几张。照片中是一张张21岁的面孔，但是他们有的却已沦为罪犯，有的成为大众偶像，有的正在遭遇挫折，有的心怀希望……对于每个拍摄对象，多年以后约翰依然关注着他们的生活走向，用照片讲述着人生的偶然，命运的意外。

镜头中的自己

下午的讲座，约翰·坎普兰主要分享了他时长近1小时的多媒体纪录片《那不是我想象的》。影片将镜头转向他自己，记录了他经历并战胜淋巴癌，并开始鼓励癌症患者的过程。内容主要由他自拍的静态照片和录下的音视频片段编辑而成。

“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本来永远是个观察者，从来不是个参与者。”在约翰患病的最初一个月里，他连想也没有想过他的相机。有一天早上，他几乎是无意识地拿起了相机，对着镜子照了最早的几张照片，不知为什么，这些照片打开了他接受现实的大门，也让他想照更多的照片，“有人说写日记是对抗压力的一种方法，而这部视觉日记，则是我对癌症的开战。”影片中的约翰并没把自己仅仅拍成一个可怜的病人，相反，观众更多地看到的是一个乐观的约翰。影片开头是当年欢快幸福的婚礼录像，“每个家庭都有可能突然遭遇癌症的成员，况且现在癌症发病率很高。”约翰说，紧接着出现的镜头就是他因化疗而日益稀疏的头发。在影片中，有几张在理发店中剃光头发的照片，他当时四岁的女儿科瑞娜也在镜头中，两个人仿佛做游戏一般，开心地笑着。在女儿眼中，爸爸变成了又酷又帅的“怪物史莱克”。

在生病期间，约翰依然在大学教书，他还帮助其他癌症患者，让素不相识的癌症患者见到崇拜的偶像——他曾经拍摄过的一个摇滚明星。尽管这部纪录片花费了他很多积蓄，但在拍摄完成后，他却得到了一些来自基金会的资助。他也与美国公共电视台签署了影片的三年播放合同（承诺期间该影片不在网络传播），并把影片的DVD无偿赠与那些和他一样遭遇癌症痛苦的人。他认为目前美国电视节目的覆盖面超过网络，希望以此帮助更多患者找到对抗癌症的勇气。

“身患癌症的人必须找到足够的力量，一些你可能以前都不知道自己有的力量，不管用什么办法促成一种积极的态度。要不然，生存下去的机会真的不会太大。”现在，这部影片已经无偿发送出6000多份，他说当初做这部纪录片时有两个愿望，如今，四年过去后都实现了：一是康复，第二就是能对别人有所帮助。

讲座现场，观众除了对影片的内容和约翰进行互动之外，多媒体的记录制作方式也引起了现场热烈的讨论。相较静态的平面新闻摄影，多媒体的形式似乎能带来更丰富的信息量。约翰也承认，现在，美国传统纪实摄影师的日子并不好过，报社、杂志都在裁员，而这种多媒体的报道形式的确非常有潜力。在十几年前，美国的媒体就认定网络是未来唯一的栖息地，很多大学的新闻学院也开设了多媒体课程，教学生如何采集声音、如何做后期编辑等等。“我的孩子麦克斯和科瑞娜各有一台小相机，可以拍摄些简单的视频，每当他们看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时，就会说‘我要录像！’可能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静止的照片太简单了。但我还是希望，静止的照片不要完全被多媒体视频所取代，因为那种将瞬间凝固的力量还是非常震撼、非常强大的。”

6月7日上午，中国国际文化影像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北京环球财讯中心10层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美国著名纪实摄影师、普利策奖得主、弗罗里达大学教授约翰·坎普兰（John Kaplan）站在会议室一角，一边整理即将要展示的图片故事，一边和慕名而来的摄影师们愉快地交谈。他的中国妻子任莉当仁不让地担任起他的私人翻译。他们的一双儿女麦克斯和科瑞娜正是顽皮的年龄，不时拿出红色小相机，好奇地打量着围绕在父母身边的人。

约翰·坎普兰这次是应《摄影世界》的邀请，在京举办题为《表达真相的要义：诚实、公正》的讲座。讲座分为上下午两场，上午他与听众分享了专题力作《消逝中的传统》、《苦难中生还》、《古巴表情》、《俄罗斯——幻灭少年时》及曾获普利策奖的《21岁美国人》的拍摄经验；下午则放映了他最新的多媒体纪录片《那不像我想象的》，并和观众就纪实摄影发展、多媒体项目的创作等问题进行了现场交流。

镜头中的世界

“我看得越多，就发现自己所知越少。”约翰·坎普兰认为这句话可以成为他的名言。多年来，他的身影出现在快速发展的、穷苦的玻利维亚、战乱的西非、斑斓的古巴、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中“存在的阴影”让他倍感震惊，作为一名有正义感的摄影师，他将镜头对准这些社会真相，希望以一己之力为这些人做些事情。

一次次或愉快或惊险的拍摄经历让上午的讲座高潮迭起。全世界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在一点点地被工业化生产所吞噬，这正是《消逝中的传统》这组图片故事的拍摄背景。坎普兰希望能在照片中保留一部分正在消逝的传统，于是他去了中国、玻利维亚、泰国等国家的偏远地区，仔细地记录下那里的风土人情，尝试从人们的日常服饰、生活用具等细节来展示传统文化残存的美丽。他有一幅作品是在一座玛雅人聚居的小岛上拍摄的，晨曦在薄雾中弥漫出诱人的玫瑰红，漫染了整片草坪，当地人早起去农耕，仿佛一切都停留在过去，不知全球化是何物。约翰说他最喜欢这张，“因为我觉得抓住了当地人看自己的岛的眼光。”如何展示最自然、最真实的对象，对摄影师来说，需要极大的耐心。有的时候为了等到一束合适的光线，拍摄出满意的照片，约翰会蹲上好几个小时，“对于同一个的场景要多拍一些，等等就等来了最好的瞬间。”这组图片故事中除了风景照片，还有许多环境肖像，约翰展示了云南田野里耄耋之年的甥舅俩合影，玻利维亚老农的肖像照??对比居住条件艰苦的被摄者，他说：“在世界各个角落，很多人居住的条件就是如此。我比他们拥有的多很多，说改变什么或许不容易，但我的确希望他们也能过得很好，希望我的照片能在不同的人群之间架起桥梁，哪怕对改善他们的状况起到一些小小的作用。无论来自哪里，是哪种肤色，富有还是贫穷，人们都同样需要被爱、被尊重、找到活着的意义。”

《古巴表情》是一组记录古巴独特文化的图片故事。约翰说：“那里简直就是摄影师的天堂，建筑、汽车……所有的一切都仿佛凝固在50年代。古巴竟然还有中国产的飞鸽自行车！恐怕中国都没有了吧。”为了展现古巴的斑斓文化，约翰保留了照片的色彩。对于何时用黑白、何时用彩色，他的经验是：“色彩是一种无需言说的语言。当我要表现一种文化，而色彩能够传递出这种文化的气氛和质感时，我就会拍摄彩色照片；当我拍摄一些想要让人们比较冷静地思考的事物，比如社会问题时，就不再需要进入色彩所在的那个频道，让太多色彩分散观者的思绪，这时我就拍黑白照片。”

《苦难中生还》与《俄罗斯——幻灭少年时》就是两组用黑白照片记录社会问题的作品。《苦难中生还》所拍摄的对象是深受西非内乱折磨的人们。约翰随着一个NGO组织来到了这些受害者聚居的难民营，面对丧失人性的罪恶，他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于是为他们一张一张地拍摄肖像。镜头对面的人，平静地暴露出自己残缺的肢体，巨大的伤疤以及毁坏的容貌，其中一个十岁的孩子，在约翰拍摄时和他说，他会宽恕敌人，并希望自己有幸福的未来。这张肖像照片会提醒他所经历的苦难，给予内心的平静。约翰倍受感动，将这句话记录在旁，并尽全力帮助他们，甚至自己出路费让一名孕妇回家待产。最让他骄傲的是联合国要用这些照片作为审判战争罪犯的一部分证据，他觉得自己“真的做了些什么。”在拍摄《俄罗斯——幻灭少年时》这组照片时，约翰则日夜跟拍那些混入黑帮的孤儿院少年，几次在街头差点被洗劫一空。每当返回孤儿院时，他都会抽出时间握一握孩子们的手，“作为摄影师，我们有很多责任，拍摄戏剧化的照片是比较容易的事。但更重要的是要记住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拍摄的社会目的是什么。在我看到这张照片时，我会想哭，希望这些照片能让孩子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

最后一组照片节选自获普利策专题摄影奖的作品《21岁美国人》，因为时间有限，约翰只给大家展示了其中代表性的几张。照片中是一张张21岁的面孔，但是他们有的却已沦为罪犯，有的成为大众偶像，有的正在遭遇挫折，有的心怀希望……对于每个拍摄对象，多年以后约翰依然关注着他们的生活走向，用照片讲述着人生的偶然，命运的意外。

镜头中的自己

下午的讲座，约翰·坎普兰主要分享了他时长近1小时的多媒体纪录片《那不是我想象的》。影片将镜头转向他自己，记录了他经历并战胜淋巴癌，并开始鼓励癌症患者的过程。内容主要由他自拍的静态照片和录下的音视频片段编辑而成。

“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本来永远是个观察者，从来不是个参与者。”在约翰患病的最初一个月里，他连想也没有想过他的相机。有一天早上，他几乎是无意识地拿起了相机，对着镜子照了最早的几张照片，不知为什么，这些照片打开了他接受现实的大门，也让他想照更多的照片，“有人说写日记是对抗压力的一种方法，而这部视觉日记，则是我对癌症的开战。”影片中的约翰并没把自己仅仅拍成一个可怜的病人，相反，观众更多地看到的是一个乐观的约翰。影片开头是当年欢快幸福的婚礼录像，“每个家庭都有可能突然遭遇癌症的成员，况且现在癌症发病率很高。”约翰说，紧接着出现的镜头就是他因化疗而日益稀疏的头发。在影片中，有几张在理发店中剃光头发的照片，他当时四岁的女儿科瑞娜也在镜头中，两个人仿佛做游戏一般，开心地笑着。在女儿眼中，爸爸变成了又酷又帅的“怪物史莱克”。

在生病期间，约翰依然在大学教书，他还帮助其他癌症患者，让素不相识的癌症患者见到崇拜的偶像——他曾经拍摄过的一个摇滚明星。尽管这部纪录片花费了他很多积蓄，但在拍摄完成后，他却得到了一些来自基金会的资助。他也与美国公共电视台签署了影片的三年播放合同（承诺期间该影片不在网络传播），并把影片的DVD无偿赠与那些和他一样遭遇癌症痛苦的人。他认为目前美国电视节目的覆盖面超过网络，希望以此帮助更多患者找到对抗癌症的勇气。

“身患癌症的人必须找到足够的力量，一些你可能以前都不知道自己有的力量，不管用什么办法促成一种积极的态度。要不然，生存下去的机会真的不会太大。”现在，这部影片已经无偿发送出6000多份，他说当初做这部纪录片时有两个愿望，如今，四年过去后都实现了：一是康复，第二就是能对别人有所帮助。

讲座现场，观众除了对影片的内容和约翰进行互动之外，多媒体的记录制作方式也引起了现场热烈的讨论。相较静态的平面新闻摄影，多媒体的形式似乎能带来更丰富的信息量。约翰也承认，现在，美国传统纪实摄影师的日子并不好过，报社、杂志都在裁员，而这种多媒体的报道形式的确非常有潜力。在十几年前，美国的媒体就认定网络是未来唯一的栖息地，很多大学的新闻学院也开设了多媒体课程，教学生如何采集声音、如何做后期编辑等等。“我的孩子麦克斯和科瑞娜各有一台小相机，可以拍摄些简单的视频，每当他们看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时，就会说‘我要录像！’可能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静止的照片太简单了。但我还是希望，静止的照片不要完全被多媒体视频所取代，因为那种将瞬间凝固的力量还是非常震撼、非常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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