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双重文化背景影响下的文化创作

摘要：战后美国犹太小说几乎感应了整个社会的脉搏。题材的多样性和深刻性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作家群，无论他们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持何种态度，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或多或少会流露出双重文化对自己的影响。犹太文化根深蒂固的向心力与西方（美国）传统潜移默化的渲染，在他们身上进出巨大的生命力量，这种文化的骚动与融合，造成了兼收并蓄、缤纷多彩的文学奇观。索尔·贝娄如何由开始时对犹太文化的背离最终又走向回归；辛格强调犹太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冲突；罗斯的小说关注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世俗化过程中的种种困惑。所有这些都从细枝末节中揭示了美国犹太人如何在各个方面与西方传统痛苦而又成功的嫁接。

关键词：美国当代犹太小说；双重文化背景；索尔·贝娄；辛格；罗斯

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2-0098-03

索尔·贝娄在当代美国作家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他一生著作颇丰，获奖无数，包括诺贝尔奖、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等。更主要的是，他的文学创作已深深印入读者的心中。“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是对贝娄文学成就的全面总结，也是他对美国文学的新贡献。

贝娄的创作生涯长达60年，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他的小说题材多样、艺术手法常变常新。几乎每一个关注贝娄文学创作的评论家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自己的观点。他小说中所蕴含的多元维度成了学术界取之不尽的研究题材。举凡社会百态、民族人生、、道德关怀、文化归属、政治氛围、地理环境等等，无所不包。而西方现代社会中现代人的精神状态诸如异化、迷惘、焦虑、孤独、无根、困惑等等，更是贝娄一生关注的对象，是他苦苦思索的问题。贝娄小说主题的深刻性，无疑与他痛苦的人生思索相联系。在探索索尔·贝娄创作思想时，有一个问题始终引起人们的兴趣。像他这样一位放达而开阔的作家，他的创作渊源来自何方？有人说来自他犹太家庭的传统，也有人说来自西方（美国）的文化背景。这两种说法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对于这样一位思想复杂、经历丰富的大作家，要真正分析他的创作观及其流变，那么追踪他的生活经历，探讨他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变化与进展应该是最佳的研究途径。

一、文化杂交境遇下的索尔·贝娄

美国犹太移民的历史以及两代移民的生活经历带来了不同时期的文化内容与题材。第一代犹太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在作品中表现他们共同的历史命运、文化传统和种族身份所代表的犹太文化，以及在与美国文化的相互碰撞中所带来的对身份追寻的困惑与痛楚。以索尔·贝娄、马拉·默德、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美国犹太移民作家的状况则有了明显不同。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与第一代移民相比都有了明显改变，多年的努力已经使他们上升到中产阶级的地位，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比第一代移民有了很大的提高，同化进程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和关注的焦点。无论从他们的实际生活、还是从他们的创作表象来看，他们的犹太性已经大为减低。所以以贝娄为代表的第二代犹太移民作家更多地关注美国的社会问题，关注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价值问题等。但是，不能据此就武断地下结论说：犹太民族文化已经从他们身上消失殆尽，他们的作品已不再关注犹太民族的命运。恰恰相反，这些犹太移民作家并没有完全摆脱犹太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仍然关注与犹太人有关的问题，他们在作品中表现一些与犹太人有关的主题，如同化、身份，边缘性等。当然，这些主题常具有普遍价值，是不同文化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不仅仅是涉及个别种族。

人们注意到，贝娄早期作品往往淡化作品的犹太背景，不直接描写犹太人的生活，甚至公开声明，并不喜欢被称为“犹太作家”。他认为犹太作家这一概念纯粹是由媒体评论界和某些学者创造出来的，在他心中从来不存在这样的划分，“他认为自己既是一个犹太人，也是一个美国人，同时又是一位作家”。其实，贝娄等犹太作家之所以对“犹太作家”这种身份界定不甚认同，首先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仅仅被看作是单纯的民族作家。在贝娄看来，他所探讨的是人类的普遍真理，而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真理。

另一方面，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些犹太裔作家拒绝被划为“犹太作家”的激烈反应，就不难发现，这源自贝娄等犹太移民作家心灵深处对自身犹太身份的敏感与忧虑，虽然他们并不一定像自己作品中的某些人物那样企图否定自我的犹太身份，但至少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成为本民族文学的代表而倍感欢欣，而是竭力淡化、澄清自己犹太作家的身份，一个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贝娄想摆脱掉犹太文化给自己的标志，希望自己融入美国文化，希望别人认可自己作为一个双重文化视界下的杂交身份，而不是犹太作家。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犹太移民作家身上承载着更多来自社会和历史的压力，可见犹太身份的问题在犹太民族中影响之深远和厚重，这种问题不但普通的犹太人，哪怕是高级知识分子也不能幸免，不仅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现实生活中也无处不在。然而，无论你说与不说、承认与否，犹太民族文化它都存在于犹太移民身上，存在于犹太移民的意识里，犹太移民的身份问题都给犹太移民、犹太移民作家造成了精神上的困惑与心理上的负担，索尔·贝娄对待双重文化的矛盾心理在当时的犹太移民中具有典型性。

虽然索尔·贝娄并不喜欢被贴上“犹太作家”的标签，但他的的确确是一位犹太作家，出生在犹太家庭，浸润着犹太文化。父母都是从俄罗斯过来的犹太移民，贝娄从小生活在传统的犹太家庭里，接受着犹太教育和文化的灌输，四岁时就开始学习希伯来语，能用两种语言背诵《创世纪》，后来他还翻译过《摩西五经》。移民到芝加哥以后，贝娄一方面接受西方式的教育，另一方面又汲取犹太文化的营养。从他的家庭成长环境来看，贝娄积累了深厚的犹太经验，继承了犹太民族文化的精髓。贝娄虽然是第二代移民，但却在贫民区长大，同父辈一起经历了犹太移民最艰难的创业时期，在物质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方面经历了艰辛的适应过程。欧洲的排犹暴行虽未对贝娄产生直接的损害，但他亲眼目睹成千上万的犹太同胞逃难来到美国，更亲身感受了他们在美国找到“希望之乡”的兴奋与惶恐、骚动与困惑。尽管他从孩提时代起就生活在美国，受的也是全盘美国化的教育，但他的血管里又流淌的是犹太人的血液，因而他仍是不折不扣地站在犹太民族的立场上去看待社会的一切，这就造成了一种内心的冲突：一方面，他试图融入美国文化的主流，却抛不开祖辈流传下来的深厚的犹太文化；另一方面，他一厢情愿地接受美国主流文化，从很早的时候起，他在文学上受到西方（美国）文学的重大影响。欧洲一些人道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以及美国的德莱塞等人都是他精神上、人格上的导师。

正像欧文豪在一篇文章中所评论的那样，这是一种典型情况：“我所写到的这类当代知识分子，做犹太人难，不做犹太人也难。由于他的社会和他的传统、他的地位与他的愿望互相发生冲突，他陷入紧张状态。他作为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犹太人而受难。”犹太移民这种文化的两难心理在女作家辛西娅·奥捷克那里也得到了同样的表达，她称自己为“第三代美国犹太人，非常无拘无束，然而不十分安全可靠，完全溶入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然而又处在两种文化集团中间而无所适从”。

二、双重文化浸润下的文学观

综观贝娄一生的文学作品，虽然时有变化，但始终流露他吸收了苦难的犹太经历、犹太文化、移民传统的痕迹。而这种以《圣经》为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在经历着西方思想的人文精神的冲击下，正节节败退，两种文化的撞击使贝娄感到自己成了一个“晃来晃去的人”（Dangling man）。这些晃来晃去的人在现代的普遍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多余人，但在其内涵的深层又暗含着犹太人在融入美国文化中所带来的失落感和游离感，第二代犹太移民大多在美国土生土长，逐渐失去了他们的传统文化，他们犹如流亡异乡的孤魂野鬼，割断了与过去的联系，成了无所依附的夹缝人。

贝娄的第一部作品《晃来晃去的人》（也译为《挂起来的人》），就塑造了一个游离于美国主流文化与传统的犹太的夹缝里，并进而迷失了“身份”的人。从第一个层面上看，小说用日记体的形式写了年轻人约瑟夫在辞去工作、等待入伍前的这段时间里无所适从——晃来晃去。约瑟夫苦苦等待，最终表面上看似从军伍生活中找到了归宿，但实际上却是从原有的挂起来的人走向新的挂起来的人，仍然是一个“流浪者”，因为从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美国长大读书工作，却始终是个没有取得美国国籍的加拿大侨民；从他描述的家庭背景和外貌特征判断他是个犹太人，而犹太人恰恰就是漂泊不定的人类的代表。作者用约瑟夫的故事在讲述现代人身份危机的同时，让我们看到了隐匿其后的犹太移民因为文化的游离而带来的流浪状态。

贝娄对于犹太文化的矛盾态度以及他描写犹太人的方式显然不同于辛格、马拉默德的直接方式，他的主人公的犹太身份特征及犹太性都较辛格、马拉默德等人有了较大的不同：从表面上看，贝娄不再着意刻画在美国土地上生活的传统的犹太小人物，也不再浓墨重彩地描摹种种极具民族特色的犹太人生活，常常以芝加哥这样的城市作为写作背景，主人公都是贝娄所熟悉的知识分子和城市市民，他们首先是一个普通的现代人，其次，才谈得上他们的犹太背景特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贝娄又不忘在其作品中刻意交待主人公的犹太身份，主人公的精神世界、生活轨迹都和犹太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贝娄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强调主人公身上的犹太色彩，精神气质上不经意地流露出与犹太人的文化本质的内在联系，比如赫索格寻求归宿，包括他希望返回原始的非文明社会生活的内在渴望都使人隐约感受到犹太民族寻找故国家园的历史路程。但这种对于犹太人的描写是比较隐晦而潜在的，并非是直接的铺写。贝娄的成功在于他将作品主人公的犹太身份和犹太背景潜在地消融到他所描写的美国生活中去，并在犹太主人公与一般西方人生活之间建立起内在的逻辑联系。贝娄对犹太身份的这种运用形成了一种隐在的意义话语，贝娄的小说也因此显示出更为深刻的文化绾合的意义，在隐含犹太民族意识的同时也体现出明显的超越犹太的普遍精神，使他的作品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被西方学者和读者们所接受。

三、双重文化背景的交位

贝娄漫长的写作过程，也正是其在精神上不断追寻自我、探索心灵的过程。如果以1975年为界，将贝娄的创作分为前期和后期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对比：创作前期的贝娄因渴望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不愿面对犹太身份的问题。在作品中涉及犹太文化时也往往表达得比较隐晦，不太进行正面的表达，往往是将犹太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境遇化为流浪的主题融入到现代人生存困境的主题之内；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贝娄思想和写作也愈来愈成熟和深刻。愈到晚年的贝娄愈贴近自己的民族之根，也愈加大胆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公开表达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民族文化的忧虑。在后期的作品中，他将犹太民族的境遇和命运由幕后推到了前台，公开表达自己创作上双重文化观点与态度的交位。犹太思想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彼此消长，这个现象或较为明显地表现在他后期创作的作品中。

在《洪堡的礼物中》中，主人公西特林和洪堡一样，都是犹太裔的知识分子。洪堡的父亲是从匈牙利移民来的犹太人，很快适应了美国社会并取得了成功，过着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洪堡也在30年代成为名噪一时的天才诗人。表面上看，洪堡已经忘记了他的犹太身份而完全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但在内心深处仍然是犹太文化的根，致使他在这个国家遭受着真切的犹太恐惧。他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是外来人，难以融入到主流文化，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他将西特林介绍给塞维尔时一再提醒西特林“我告诉你。我们是犹太佬。在这普林斯顿，我们对塞维尔没有任何威胁”。同时，大部分时间洪堡以美国人的身份出现，这集中体现在他对金钱的态度上。他告诉西特林自己注定要赢一场大官司，一场可以赢得百万美元的官司，这样他就可以自由地思考诗歌了。洪堡这样为自己进行辩解：“如果我还有一点诗人不应该有的财迷的话，那是有原因的”，“其原因是我们毕竟是美国人。我问你假如我不在乎钱，那我还算什么美国人哪……金钱就是自由……”。

2000年发表的小说《拉维尔斯坦》是贝娄晚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时也是贝娄一生创作中把两种文化价值重心错位的一部小说。此时已84岁高龄的索尔·贝娄把他关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融合的深刻的洞见注入这本小说中，而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贝娄对犹太问题的直接袒露，大胆而没有顾忌，虽然作品也有大量篇幅描写贝娄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中对生命的本质、对爱情的真谛等主题的思考，但丝毫不能掩盖他对犹太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

众所周知，《拉维尔斯坦》是以索尔·贝娄的至交、美国著名学者艾伦·布卢姆为原型的小说，而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齐克就是索尔·贝娄，两个人都是犹太知识分子，小说真实地再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对话场。拉维尔斯坦在经历了个人的拼搏奋斗之后，终于成为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很多学生成为政界和军界的重要人物，并对拉维尔斯坦表示极大的尊敬，将重大的消息透露给他，甚至连美国总统里根都看重他、宴请他，让拉维尔斯坦似乎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享受着成功的快乐。教学成果的出版又带来滚滚财源，满足了他物质上的享受。看上去拉维尔斯坦在融入美国社会中相当成功，可谓名利双收。但拉维尔斯坦却成了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杂糅体。一方面热爱古典的文化，一方面又醉心于阿玛尼西装之类的名牌产品；一方面抨击政府、挑战权威，一方面又热衷于出席各种官方的场合，完全不相类同的东西奇妙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这部小说使我们终于明白当年的贝娄、年轻时的贝娄为什么要回避自己的犹太身份，为什么要努力跻身美国上流社会，是犹太人被放逐、被屠杀、被排斥的命运导致了贝娄等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在讲到美国犹太人的时候，小说的主人公感叹“作为一个犹太人，同时也是美国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你又不是”，不能不说这是贝娄内心深藏多年的心结的最公开的表达。

在《拉维尔斯坦》中，经过一系列的探讨与思索之后，是贝娄对犹太意识的公开回归。拉维尔斯坦在他的生命的最后日子中表达出对犹太圣经的挚爱，他的话题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围绕柏拉图或修昔底德，而是一心想着犹太教的经典，在拉维尔斯坦的临近死亡的日子中，“他正追随着一条犹太人的思想或者说犹太人的本质的轨迹”，拉维尔斯坦的结论是，“一个人不可能抛弃他的传统，也不可能改变他的犹太人的身份”；“犹太人应该对犹太人的历史深感兴趣——感兴趣于他们的正义原则”，在拉维尔斯坦看来，“耶路撒冷和雅典是两个文明的发源地”，“如果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他选择雅典，同时对耶路撒冷充满敬意。但是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要谈论的是犹太人，而不是希腊人。”就连作品中最后提到拉维尔斯坦的追悼仪式时，齐克还不忘刻意强调一下，这是属于“犹太人的追念祈祷仪式”。拉维尔斯坦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犹太文化和犹太意识化成了内心的生活。贝娄在经历了处于两种文化边缘的漫长的流浪之后，终于承认了犹太文化中对神对人和对道德戒律以及对责任、公义、善的追求，不悖于西方传统中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以及个人权力的尊重。此时的贝娄在回顾一生时，终于可以直面自己的犹太身份，可以毫无保留地接纳它，而不再惧怕什么嘲笑，不再惧怕被“边缘化”。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贝娄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希伯来文化和正统的犹太教圣经，却在文化的夹缝里进退维谷，他用毕生的事业来探求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的命运和双重文化影响下的精神家园。

正如贝娄在一篇文章中自我表白的那样，“我从来没有刻意为犹太人写作。我从未试图投合某一群体……我认为自己是有犹太渊源的。既是美国的又是犹太的……我是在美国的语言中过着犹太生活。”作为一个深受双重文化背景影响的作家，贝娄的创作观是有矛盾的，有时甚至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隐藏起来。当代美国犹太人，特别是第二代移民所经历的多重文化乃至最后的跨越，或许是贝娄作品留给我们特殊的魅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