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31 03:51:33
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汪良一直摆弄着一部新型手机，不时接个电话。只要上班，他就忙。“我不加班，也不在周末安排事儿，”他说，“当然了，只能是‘尽量’而已。”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坐落在繁华的长安街边。可是，从汪良的办公室望出去，却见不到车水马龙，一座尚未峻工的大楼挡住了视线。也许，他知道自己不会有时间欣赏窗外的风景。“真的，这屋里没有人会坐很久，都是谈完事就走，一般不超过10分钟。”汪良说。每个工作日，从清晨8时30分起，一直到晚上5时30分，汪良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忙着。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他的事太多，但是他不加班，尽量不加。
“这孩子以后能当播音员”
汪良出生在北京顺义潮白河畔。“那是个出播音员的地方，全国很多电台都有我们顺义的播音员。”他说。
汪良父母早逝，家境贫苦。上小学时，他就是班里的“明星”。几乎每天下午的最后一节课，老师都要让他站到讲台上，给全班同学读一段长篇小说。“这孩子以后能当播音员”，他的老师马振儒说。果然，中学毕业，汪良成了一名“播音员”。在顺义县板桥公社，18岁的汪良有了两个任务：看电话、管广播。
听着自己的声音回荡在田间地头，汪良心中颇有些成就感。可是，听众的反应却如同给他兜头浇了一瓢凉水。“这是打哪儿找来个70岁的老头哇？”农民们指着大喇叭撇嘴。“现在想想，那就是声音训练不够，太‘散’。”汪良说。
汪良开始练发声。每天早晨，他一个人在空旷地，摸索发声的方法。他的“老师”就是收音机，中央台和北京台的节目。上世纪60年代的潮白河边，冬天的清晨，万木萧瑟，北风如刀，汪良寻找着播音员的梦想。有时，为了采访，他用自行车驼上个沉重的老式录音机，在田间奔波。也许是机缘巧合，在错过了全国数家电台的招聘之后，他终于走进了北京电台。“那个时候，我也不管领导是不是喜欢我，就是钻研业务，就是干活儿。”汪良说。他的才华很快得到领导和同行的肯定，这个勤奋朴实的农村孩子在话筒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成了骨干。
1974年开始，汪良常被“借”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小说连播节目。“我小时候就爱听‘康英老师讲故事’，到了中央台一看，我的编辑就是康英老师。”汪良说。带着兴奋的心情，他投入了工作。他以一部《新来的小石柱》蜚声全国，成为与曹灿、董行佶齐名的收音机“午间明星”。他一个上午能录4段节目，是让编辑感觉最轻松的播讲者之一。《新来的小石柱》播出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了一麻袋一麻袋的听众来信，地方台纷纷转播这个节目。以至后来他在报考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时，主考老师指着稿子问他：“这东西，你还用念吗？”
“也许是我小时候受的苦太多了，到后来工作、上大学、再到北京台工作，几乎都是一帆风顺。”汪良回顾自己的播音生涯，说了4个字：“苦尽甘来。”
“应该给我评个‘十大经济人物’”
今年，54岁的汪良获得了第七届“韬奋新闻奖”。提及此事，汪良笑了：“我看，还应该给我评个‘十大经济人物’！” 新一代广播听众熟悉汪良，是从“北京交通广播”开始的。有人说，遇到堵车，车窗里飘出来的全是“北京交通广播”的节目。这个台的创始人就是汪良。北京交通广播初创时期，举步维艰。“半年里一个广告都没有，急呀！”汪良说。刚刚从经济台“编辑部主任”转变为“交通台台长”的汪良意识到，自己不能光管节目了，他必须要抓经营，要让节目和广告形成良性循环。当时，广播正处于低谷，个别电台不惜牺牲节目质量，让编辑、记者、主持人拉广告，混淆节目与广告的界限，这种做法极大地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也使媒体经营更加混乱、困难。汪良果断做出决定，在北京交通广播，不允许编辑、记者、主持人拉广告，一切广告经营由广告公司，编采人员集中精力搞好节目，并形成规范的考核系统。
“如果说我做的事情，有什么能在广播历史上留下点痕迹。就不能不提广告经营。”直到今天，汪良还对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自豪：“北京交通广播的广告经营在短时间内就收到成效，今年，交通广播的广告收入将超过2.7亿。这个办法放大到整个北京台，也是效果显著，北京台的广告一年增加了一个亿。现在，全国有很多电台在克隆它。”就这样，北京电台从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广播大排名的第6、7位直线上升，最终稳坐榜首。
汪良率先在北京交通广播推行广告制，用招标的方法选择广告公司，并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完成对广告公司的筛选。多年的电台管理经验使汪良很快成为广告管理方面的专家，他还独创出按行业管理广告公司的办法，帮助广告公司协调市场资源。在美国考察时，骄傲的美国同行向汪良介绍了自己的经验。在听了对方广告管理的方法后，汪良自信地告诉美国人：“我的管理办法比你们的更先进。”
北京交通广播从初创阶段的一文不名，到广告利润每年数千万元的增长，使汪良对广播事业有了更大的自信心。此后，他又创办了北京城市管理广播、北京生活广播（现改为体育广播）。2000年12月，他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开始参与全台管理。北京交通广播的广告经营经验不仅使北京台受益，更进一步受到全国同行的瞩目。“我们进行广告商招标时，全国不少电台都派人来观摩，”汪良说，“这件事在历史上应该留下一个痕迹，它增加了全国广播的收入。”
“如果我离开电台一年半载，它还能正常运转，就说明我管得好。”
在管理上，汪良非常重视“规矩”。他说：“我是个求全责备的人，对自己是，对下属也是。”
他的规矩并不仅仅用来约束别人。在北京交通广播，曾有一位主持人让他非常恼火，他决定予以处罚。不料，这位主持人拿着规章制度来找他：“您不能处罚我，我做的事情没有违反这些规章制度。”汪良只好“认栽”了。他告诉这位主持人：这次我不能对你进行处罚，但并不说明你做得对。“回过头来，我再完善那些规章制度。”汪良说。
汪良认为：“如果规矩定得让领导都有了顾忌，那就说明这些规矩有作用了。只要有个规矩在，别人再说什么，领导心里都有个尺度。有了规矩，就得照办。”汪良是一个喜欢有秩序的人，他认为一个好的领导，贡献的是思想，以及由这些思想产生的规章，然后监控规章的执行。这些规矩和秩序在电台的管理中变成了制度，这种管理理念在北京电台发展中得到有效印证：
继北京交通广播在全国广电系统第一家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后，2003年11月，北京电台成为全国首家通过质量认证的省级电台。汪良认为：获取认证证书并不是目的，关键是要通过认证，严格工作流程，全面促进北京电台管理水平的提高。
2005年，汪良管理工作的又一重大举措出台。为了全面探索工作人员岗位评价办法，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他对全台143个岗位，用《岗位说明书》的方法进行了确立，形成了一套涉及岗位责任、任职条件、职业通道、工作环境等内容的考核标准，这套标准的出台用内部“法律”的手段明确了每一员工的岗位责任，强调公平公正，极大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
汪良不喜欢加班。他有一个观点，老加班的领导不一定是好领导，也许是该别人做的事他自己做了，“要不就是这个领导太笨”。他认为：“要是我离开一年半载，单位还照样运转，就证明我管的好。”眼下，汪良正在琢磨一套“电脑签字系统”，这样在出差的时候也能通过电脑签字，节省时间和效率。
不能不重视新的东西
北京交通广播试播的第一天，汪良开着车，在北京三环路上“转悠”。在西三环、南三环，收听的质量都非常差。汪良觉得“堵心”，给北京电台的领导打去了电话：“这么多人，准备了这么长时间，没想到是这样！”
汪良承认，他“办了一件傻事”。1993年，调频收音机还不多见，绝大多数车上用的都是中波收音机，汪良为了用上中波，申请占用了原文艺台的频率。当时的音乐台台长劝说他用调频，可汪良说：“有几辆车上有调频？”坚持使用中波的结果是损失收听质量。没过一年，到处都是调频收音机了。
“这事给了我一次教训，结论就是对新技术不能不重视，思想不能僵化，要接受新事物。”汪良说，“所以，现在什么网络电视、数字广播，我们都非常重视，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汪良是一个不甘于现状的人，他喜欢新奇的东西。“我的手机、电脑，换得算快的。”他在自己的书里写道：“不断解决已经发现的问题，不断完善，才会前进。要说伟大的发明创造不大会有，改革也是发现和完善问题。”
正是由于大胆创新的改革精神，从1970年到今天，汪良为中国广播界创下了许许多多的第一：
中国广播界第一个率先实现频率专业化；中国广播界第一个实行采编播首席制；中国广播界第一个网络电视；中国广播界第一家全面开展数字多媒体广播试验；中国广播界第一个引入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中国广播界第一个实现单频率经营收入过亿元；中国广播界第一个保持七年经营收入全国第一；……
不上班的时候，汪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书法学习与创作上。从小就练，至今已四十余年。多年的苦修，他写得一手极具风骨的“板桥体”，现在他是北京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他说：“我想用卖字的钱给台里的年轻的人设个奖励基金。”“韬奋新闻奖是一个很重要的奖，是对我多年工作的肯定，也给了我更多的责任和压力，”汪良说。他一直觉得，干广播、干新闻，没别的捷径，“就是要敬业”。
(作者单位:蔡闯，光明日报；李蕾,《新闻与写作》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