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海宁·纪念王国维诞辰13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作者：整理：浩新 无奇

今年是国学大师王国维诞辰130周年，逝世80周年，《人间词话》发表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在哲学、文学、经史小学等诸多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海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的“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3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1月9日至12日，在静安先生的故乡浙江海宁举办。来自海内外的专家教授、王国维的家属等八十余人与会。会议以学术交流为中心，通过纪念大师，促进中国国学的发展与海内外文化的交流，这是走向综合的多元通达、多学科交错的讨论，是对静安先生更全面评价的学术研讨，是唤起新思考、具有现实意义的高品位高质量的学术交流，是弘扬国学的大会。兹发表会议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编 者

王 宁（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

静安先生从求美到求知、从适应现代到认识古代、从思想到史实的考证、从吸收西方到更多地去研究中国和揭示中国的东西，这是他的一种思想文化境界的提升。在历史的考证中，他运用多种材料来互证，用系统的思想，明确的逻辑，综合地去还原历史。在他的很多考据中都贯穿一种思想，他从自己的考证回归到古人的生活和制度中。他有明确的历史观。他知道要回归古代还原历史，还原历史只是为了确定生活在今天的延续。其他的学者把文字当作一种工具，淋漓尽致地发展了它作为一种考据的作用，任何出土文字的考据都不能让他顺着这个阶梯达到一个学者的高峰。在近代只有两个伟人跨越了训诂学而走到了一个新境界。一个是章太炎，他系列地说明了行和意，从中展示了汉字的构型和词源系统，把最精华的发掘出来，赋予了哲学地位。另一个是静安先生，他考证了历史的真实性，他赋予了一个小学专著以史学的地位。

胡明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我们在这里讨论王国维先生的国学。到底什么是国学？它跟现在国际上的汉学、中国学有没有区别？对于国学，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作出统一明确的界定，但一般都接受“国学是指中华传统文化学术”这一说法。汉学则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的一门学问。至于中国学，不同于汉学，它是19世纪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然后再逐渐形成的一门学问，它主要研究的是中国社会、政治中比较落后的东西，为研究者的国家利益服务。现在一些机构和学者对于三者的区别不了解，有的竟然在国内成立汉学研究会，研究自己的国家，令人啼笑皆非，所以说把三者区分开来很重要。

彭 林（清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研讨王先生的学术，不能忘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在一个全盘西化的浪潮之下，他有坚定的文化理念，他是被一种文化所化的人。当他看到这种文化正在衰落的时候，他的内心无比痛苦。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理念，他来到清华，在国学研究院工作4年。静安先生的学术的核心是在经史和小学。他的经学研究的特点有这样两点：在研究的路子上他是传统的。在研究方法上，是新的。那个时代正是甲骨、汉晋简牍、敦煌写经被发现的年代，他抓住了这样一个机遇，扩大了史料的范围，把他们引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并且把经学研究上升到史学的层面。他的《殷周制度论》，是把经史小学融为一体的典范。

卢永（北京大学文艺学教研室主任）

北京大学和王国维先生的关系，虽然不像清华大学那样，因为王国维先生曾经是那里的正式教授，但是1922年北京大学邀请王先生作为北京大学的通讯报刊编辑，历时一年左右，虽然不长，但是他给北京大学出了一期非常值得研究的刊物。也正是因为这样，培养出了一些研究的新秀。我今天所讲的题目是王国维的境界说和古人的藏与变。我的想法是王先生的一些字画，在中国传统理学和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史上意义是不容否认的。他对中国整个理学里面提出来一个重要的、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意境理论，王国维先生的那些字画可以说是达到了最完美、最深刻、最系统的这样一个境界，也可以说对中国传统理学对于中国古代美学关于历来这方面的评论，划上了一个句号。意境和中国古代文论是相一致的，这就是藏。静安先生引进西方的美学，西方的世界，西方的文学，强调的是物和我两者之间的协调。静安先生大胆地引进了这种思想，不是若有若无地藏在后面，而是直接引进。静安先生的思想是明白的不含糊的，至于怎么才能把中国古代的情和景与西方的美学理论两者的关系融合起来，我想静安先生作出了他自己的贡献，这也就非常了不起了。

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王国维的学术生命和学术价值历经百年之后，在我们现在看得更为清楚，也看得更有价值。因为我们的经学家园的问题，现在非但没有解决，而且更加严峻。王国维的境界说，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把人生和美学和审美情操连为一体的人文精神，也体现了国学中的中西会通的方法。他是在尊重并强调诗词审美特性的基础上来谈论境界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诸稿中，透露出隐藏在他论述境界背后的深层的人生观，以及无法解脱的矛盾情结。其境界有理想与现实的两重性。

史杰鹏（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

1927年，王国维在颐和园鱼藻轩投水自杀，其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殉清说”、“逼债说”、“惊惧说”等数种。一个人自杀，可能搀杂多种因素，但其中一定也有一种最主要的因素。关注王国维自杀的学者都遗漏了一个细节，那就是他投水的地点。王国维在自杀前在清宴舫兀坐良久，“清宴”是封建王朝冀盼天下富足太平的象征，他投水处叫“鱼藻轩”，得名于《诗经・小雅》，描写的是西周全盛时期周王安享太平的逸乐。王国维的自杀，只是因为殉清。清朝曾有过的盛世是他的理想，他不因时代的潮流而改变自己的信仰，这也可以说是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他做遗老也是做得认真的，并不有损于他品质的高洁。

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中国现代学者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寻找和建立文化托命的安定之基。这样一块理想的基地他们并没有找到。单就主观方面而言，我认为有四重疑案在妨碍着学者的主观认知。这些疑案在现代学术的开辟人物比如王国维那里，本来已获得解决。中国传统学术没有学术独立的传统。王国维对此看得很清楚，竭力反对把哲学、文学当作政治附庸的做法，认为哲学也好，文学也好，自有其独立价值。中国传统上强调学术的实用性，王国维认为“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王国维认为“学无中西”。王国维认为，只有洞明世事空诸依傍的大家，才能够越纷沓而执一，不为新旧之说所惑。

龚鹏程（台湾佛光大学创校校长）

在提出“境界说”前一年，王国维先生写了另外一篇著名的美学论文，提出了“古雅说”。 “古雅”这个审美范畴的提出，是我们现代美学家在吸收西方美学之后第一个真正提出来的一个创造性的范畴，所以大家都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然而我们对它的关注其实远远不及境界说。“古雅”既不能够算是真正天才的创造，可是它也不是实用的。虽然它不是真正的天才创造，然而它还是具有美的价值。王国维的本意是审美与实用这两者所兼有的东西。古雅说跟王先生的审美趣味还有他对文学史的解释以及他在自己学术史的路向上的选择有关。王先生的讲法其实特别接近的是明朝人的复古说。他为什么把美纯粹从形式上说、不从内涵上说？他又特别提出一个形式的形式，这个形式在王先生的审美判断以及他的学术的处理上来讲，他是很重视的。

钱 鸥（日本同志社大学国际中心主任）

王国维最初的文章开始于他的三个序，一个是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序，还有一个就是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序 。再有一个就是《欧罗巴通史》序。他的最初的一个序写作在1899年。是为罗振玉。他对这本书评价极高。一开头就提到藤田丰八。通史在现在很平常，可是在王国维的时代，通史是一种全新的史学方法与史观，王国维在序中强调科学史学的研究方法。同年，受藤田指示，王国维作《东洋史要》，明确提出建立历史科学的要求。同样的意思也表达在《欧罗巴通史》序。王国维的这个观点，早于梁启超新史学与历史研究法的，但并非独创，而是当时西方及日本学界的最新学术潮流。其源头是德国历史学的兰克学派。兰克在东京大学任教多年，对日本人文学术的近代转型具有重大影响。王国维首先通过明治时期日本前沿先进成果、对新的史学、文学， 对现代人文学术得以建立的新理念、新方法有所理解而逐渐走向叔本华、康德研究和西学研究。从1898年进入东文学社到1904年成为《教育世界》杂志事实上的主编，这个阶段是王国维学术品格的自我形成和进行理性自我批判的最重要的时期。除罗振玉外，有两个人物对他比较重要。一个是藤田丰八。一个是桑木原宇。藤田为他介绍提供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史学等大量名著。通过藤田的介绍，王国维、罗振玉认识了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最优秀学者集团和明治学术成果最先进的部分。

陈鸿祥（《王国维全传》作者）

追溯自20世纪初章太炎以来，国学兴替之成败得失的历史，从近现代学术文化变迁大势中，实事求是地论述王国维作为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的学术实践，从内容到方法都有别于一般“旧式学者”，并以其令人折服的学术成就，显示了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新史学的开山，更是20世纪国学新路之引路人。

王心杨（香港科技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国维先生是我们学人的楷模，他甘于寂寞甘于冷清，即使生活压力很大，他还是愿坐冷板凳，治学严谨。他自己没有十足把握的，从来不写出来说出来，由此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

田卫平（《学术月刊》总编）

王国维先生在文学、戏剧等方面的成就是不容否定的，在文学理论方面，他主要是借鉴西方理论比较多一些，在历史研究方面，突破性的贡献比较多一些。从《观堂集林》等王国维自选的集子来看，他本人也比较看重自己的历史研究。

许 明（《社会科学报》总编）

王国维今天被我们重视，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他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大家，他实际上是学术上两条路线的综合：一条路线是清，300年来的考古学家，乾嘉学派的优良的务实的学术传统；第二个路向，恰恰是王国维之所以是王国维的最重要的一个时代特征。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着文化转型社会转型造成的精神冲突、中西冲突，在王国维的学术思想当中有强烈的体现。近代以来很多学者被遗忘了，王国维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的思想性。

张业松（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我想说的是王国维内在的冲突、矛盾，最后导致他自己不能处理这个问题，选择了自沉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事件深刻体现王国维是现代语境中的人，没有超越性的东西可以支撑。王国维在学术上是很伟大的，但是落实到个人情感方面，就非常牵扯，就像卡夫卡所说的：“所有的障碍都在粉碎我。”在学术研究上，王国维是在粉碎一切障碍。但是在人生上，他摆脱不了。从这个角度看去，表现在王国维与新文学的关系上，从王国维自己所创作的作品和他在文学批评中所谈到的理念两者之间去看，这里面有分裂。

马龙潜（山东大学文学院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

王国维是倡导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前驱。他认识到片面接受西学观念的不足，主张中西文化之间的沟通和融合。其主张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非张之洞、魏源之论所及。王国维从尼采开始研究西学，很快从书中读出矛盾，将目光转向康德的“实践理性”。王国维意识到，在关系人生宇宙的基本问题上，世界各民族的根本精神其实是相通的，这使他反思先前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怀疑，进而提出了“学无新旧，学无中西”的主张，强调中西文化之间的沟通和融合。

周锡山（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王国维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王国维的全部著作、译作和科研成果约有600万字，其著作约370万字。王国维是敦煌学的创始人和权威学者之一，王国维精通英文、日文，通过英译本和日译本学习和研究德国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等西方哲学史名著和亚里斯多德、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原著，全面、完整、深入地掌握了西方哲学史和美学史。王国维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的研究是与当时西方学界的进程同步的。

段怀清（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国维学术思想的核心，是对知识之是和道理之真的独立探求。这八个字是现代人文学术的根本，同时也是对晚清以来惟上惟古观念的根本对立和批判。王国维先生对传统人文学术的总结、对晚清中西之辨、新旧之辨、道器之辨的学术思维方式的超越，以及现代学术的整体论，都是方法论上的积极的、自觉的探索。

李 成（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谈一下王国维先生对中国戏曲研究所做的贡献。以元戏曲为例。我个人认为王国维先生是中国古代元戏曲研究的奠基人，他在传统的研究方法基础上，运用了现代科技方法来研究，他是一个开山的人。他的戏曲研究方法对于我们当下弘扬他的学术，深化对古典戏曲的研究以及繁荣当代戏曲艺术，承传中国非物质文化的文明，都有重要的具体的作用。一个是对于古典戏曲研究学术思想的方法和中心，这是王先生的一个重大贡献。第二，他确立了元曲为“一代文学”的文学史地位。第三，他对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科学体系的建构，是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正平(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无论在《人间词话乙稿序》或《人间词话》，还是在王国维全部美学论著中，他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永远是在“境界”和“意境”之间徘徊，至今人们不能解读“境界”或“意境”概念的本质内涵。流行的寻章摘句式的思辨方法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能运用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方可直觉、感悟。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六个环节的发展演变。作为一种审美的文化精神（并非审美原理），王国维的境界美学对“有我之境”的特别强调，是对生命时间感的高度强调，这种生生主义美学，与存在主义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王国维为何痛批南宋词人而高歌北宋风流的真正原因。

戚真赫（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处于近现代历史文化发端与转型时期的王国维美学并非作为古典美学的完成，而是作为中国美学的转承与现代美学的开启。王国维美学现代性转型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美学文学等学科方面的意义，更在于其突破传统伦理视界与理路而进入生存本体层面的探究和立论，在于其理论基础的转化。这才是王国维审美理念现代性的根本之处。

李艳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静安先生曾在《观堂集林》中作过博士考。据王先生的考评，博士一词，战国初已出现，博士作为学位，一种观点认为采自汉语自身。另一种观点说源自日本。我倾向第二种观点。但博士一词又不是日本人发明创造。而是他们从汉语词汇里吸收改造为自己语言里的词汇。王先生考博士一词战国初已出现是对的。我认为“博士一词”是指儒生，博士一官，置于六国之末。直至清代设此学官。中国古代学官之“博士”与近代意义上学位之“博士”，二者含义不同。

王令之（王国维孙女）

祖父一生，面对14个子女的出生，经历了7个子女的殇逝事件，他一直关注着子女的存活与健康，儿孙一辈的健康是祖父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话题。在子女的职业选择上，祖父从自身体验和经验出发，学业和职业结合考虑，关注谋生。子女在职业选择上都偏重于学习专业技术，有独立的谋生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勤俭与谨慎、开放与内敛、个性与约束相统一。祖父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汇的时代，自身具有多元文化的思想，表现在其日常生活中，也对子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王 亮（王国维重孙，博士）

静安先生是1916年自日本归国后，始与传书堂主人缔交。世人关注不多，也多有误解。静安先生撰《乐庵居士五十寿序》暨《传书堂记》，《乐庵写书图序》，辞意沈挚，断非世俗文字之比。蒋氏思想见解，亦与静安先生相契。

章景曙（海宁市文联名人研究中心主任）

王国维被称为“王海宁”，吴世昌被称为“吴海宁”。王国维先生是词学大家，吴世昌先生也是词学大家。我谈一谈王海宁和吴海宁词学观之比较。这两位都是海宁的先辈，都是大师级的人物。王国维先生的词作，更多地接受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所以有“词以境界为上”之说，但在词学的研究方法上王国维先生用的是中国文化哲学，主张直觉、顿悟。而吴世昌先生在英国牛津大学教书，他更多地接受英美“新批评派”的“细读法”，主张从内部结构来细细品味，两人在词学理论上是有所不同的。王国维先生是从外部观察，吴世昌先生是从内部观察。从外部观察看到的是境界，是气象，是格调；而从内部观察看到的是结构，是物景、情思、事理的结合。今年我们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30周年，明年我们纪念吴世昌先生诞辰100周年，这两位词学大家一先一后，交相辉映，海宁人引以为自豪。

王学海（海宁市文联王国维研究会会长）

好几年来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王国维先生会实现学术转型。第一，甲骨文等新史料的大量的发现，使王国维对学术有了新的感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有前沿的意识。面对学术文物的新的发现，王国维非常自然地成为学术的抢滩式的先行人物。第二，经史小学研究当中，王国维所用的方法，不在我们所理解的二重证据法。他是用西方研究史学的方法，用求新的思维去面对地下发掘之材料，以继承经典。第三，王国维先生学术转型之求新求真贯穿着他的整个学术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