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与多元

经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当做是不务正业的代名词。古语有“文不经商，士不理财”。俗语更有“无商不奸”。耻于言商、耻于经商一度成为人们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在文学作品中，商人的形象也多是被人们丑化、令人厌弃的。晁错的《论贵粟疏》有云：“……商贾，大则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必卖数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才，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形象地描述了商人的不劳而获和唯利是图。而且：“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传统的重农轻商意识展露无遗。唐代白居易著名的诗篇《琵琶行》中也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到明代冯梦龙“三言”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更刻画了商人的卑劣。轻视商业、鄙视商人可以说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们特有的商业意识，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很少有对商业活动的正面描写和对商人的客观评价。

这种状况到近代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作品中开始有所改变。上世纪30年代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可说是这一时期正面描写商业生活和塑造商人形象的代表性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在同样描述商人――民族资本家唯利是图本性的同时，也展示了他们人性美的一面：爱国，而且把他们的商业活动――交易所生活全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他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集中展示了城镇小商人的不幸命运，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总之，这时期表现商业的作品体现了作家对商人地位的重新确定，展示了商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喜怒哀乐，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开始。文学对于商业的表现及从中透露出来的商业意识则呈现出截然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特有风格。

一、单一的意识形态建构：从“十七年”到“”

在“十七年”和“”时期，当代文学在理念上体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文学为政治服务、为新政权服务成为整个文艺界的共识。随着文艺思想绝对指导地位的确立，当代文坛一体化的文学体制亦随之形成。单一的意识形态建构体现为写作者的自觉追求。

无可否认，在建国“十七年”当中，中国商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使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自己真正能当家做主的年代。大力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需求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也是新政权的当务之急。所以在经历了三年经济恢复，国家形势基本稳定下来以后，1953年，新的人民政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加强对农业、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公有制的经济体制，商业的发展纳入了国有的发展的轨道，变过去的无序和混乱为国家全面规划的有计划发展。由于新中国特殊的国情，从1949―1956年，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所进行的斗争从本质上来讲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任务，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所透露出来的商业意识多是一种对商业，准确地说是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批判与改造。如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作品以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上海为中心，描写了上海沪江纱厂的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在和平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行改造的过程，反映了在特定的历史年代，对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社会主义的商业发展一直到1956年才真正开始。但遗憾的是，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的商业发展并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尤其是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批判、斗争成了主旋律，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更是“左”思潮全面泛滥的标志。商业完全成了资本主义的货色，农村出现了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涉及商业题材的几乎没有，即使有，也是政治教条般的批判加改造，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商业意识往往被强大的政治斗争所掩盖，商业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大批特批，甚至出现了“越穷越光荣，越富越可耻”的荒唐年代荒唐的商业观念。“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标语口号也时时出现在作品人物的语言或作家的叙述语言中。如果这样也称得上是文学作品的话，那么，这同样也就是50年代以后一直到“”时期当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商业意识。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选择：新时期文学的商业意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仅仅为了政治的需要、政治理念的表现而自觉消除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粉碎“”后，当代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文学观念出现了明显的突破。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发展，促使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人们旧有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商品意识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长期被人们视为精神净土的文学也被卷入其中，文学日趋商品化、边缘化，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突出特征。其中的商业意识也随之呈现出复杂的多元态势。

首先是创作主体――作家的边缘化、商业化。长期以来，作家被视为社会正义与良知的象征，高居于时代的精神殿堂而远离世俗的纷扰。但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有相当一部分作家不愿再困守在文学清贫的“象牙塔”内，他们一改往日的斯文，纷纷“下海”，与商业联姻，由文人变成了经济型文化人。如办公司的张贤亮、王朔、康红伟等；还有的作家甘愿被“包租”，被架空，以自己手中的笔做交易，换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即所谓的“货币评论”、“企业文学”。1993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与出版社签“卖身契”(其所出作品由该出版社包销)的“期货作家”……文学成为一种商品，作家不但创作精神产品，而且更希望从中获得改善自己生存处境的经济利益。创作主体的边缘化、商业化成为新时期文坛的一大景观。

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社会各方面都在转型的今天，作家的边缘化、商业化也使文学作品蒙上了浓厚的商业色彩。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或多或少都要考虑到其商业因素，文学本身越来越以商业化的运作方式与社会接轨。换言之，在商品社会里，文学作品也成了商品，它必须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通过货币这一媒介同消费者进行交换，作家从中获得对自己劳动的报酬与补偿。关于这一点，王蒙在他的长篇小说《暗杀――3322》后记中就说得非常清楚：“这不过是一个跟随布老虎的雅俗共赏的潮流编撰的故事。作者把这个故事卖给了春风文艺出版社，你又为了解闷而花钱买了它――谢谢您。”[1]卖与买，各取所需。二者之间的关系，即是商品与货币的交换。

文学作为商品，它所面对的市场是读者，一部分文学作品能否真正流行，关键在于读者的认可与否。因此，读者的好恶就是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主要标志。所以，作家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创作，根据读者的好恶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80年代的通俗文学热，90年代的王朔冲击波，1993年梁凤仪北上冲击大陆文坛及其后的新写实小说、新体验小说、新都市小说的出现与流行，都可以说是文学作品商品化的具体表现。文学真正走向了平民大众，走向了实实在在的社会人生。

而与此同时，商业手段也逐渐进入了文学领域。一些作者、出版社或书商等作品的持有者，为了商业利益，有意识地将作品当作商品营销推广。广播、电视和大众媒介的运用，让尽可能多的读者知道了一批作家、一批作品，从而参与作品阅读和文化消费，缩短了读者与作家作品的距离。在“梁凤仪财经小说研讨会”上，女作家梁凤仪就直言不讳：“我把作品当成商品，当作达到目的的工具，这是我的定位。”“推广工作是很商业化的活动。”“有人批评我的作品都是大团圆结局，但我认为大团圆结局在商业上有利。”有意识地从商业角度来考虑文学作品的创作，可以说是梁凤仪小说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此之前，各种传播媒介的宣传与引导，也加速了梁凤仪风靡大陆的步伐。1992年，华艺出版社将四卷本《王朔文集》推向市场的同时，不惜印制了150万张画像张贴在京城的每一个图书购销点，从而在文学不景气的1992年形成了一股王朔冲击波。其他如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以及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等，也同样在各种各样广告宣传的驱动下，形成了购书热。

在出版形式方面，一直到70年代末，文学作品大都以单本形式出版，到了80年代，丛书开始大量出现。它以“集团军”的形式，使读者一下子认识了一批作家和作品。这种“短、平、快”的出版形式，引起读者的关注，使出版业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从而成为开拓图书市场的一种快捷方式。如80年代中期出现的“当代学术思想译丛”、“青年学者丛书”、“火凤凰文库”等等。丛书这种文学样式成了一种商业手段，为出版业带来直接的商业利益。

再者，注重作品的外包装。所谓外包装，即作品的封面及书名设计。为了吸引读者，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一些创作者，包括一些出版社，便千方百计在书名选择和封面设计上下工夫，以求读者能够一见倾心。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使商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面对商业大潮带来的种种诱惑，现代人的灵魂又经历了怎样的喧哗与骚动?在新时期的作家的作品中，这个问题被一次次提出又一次次被予以解答：有在商业活动中为商业利益而出卖灵魂的，灵感公司的老板欧成威，为了本公司的利益，竟指使下属于叶设计一种病毒，造成大面积感染后，再推出防毒卡来牟取暴利，这一“非法指令”被于叶拒绝后，欧成威竟还警告他要“为灵感公司的利益考虑”。[2]为一己之私而置社会公德于不顾，从欧成威身上，人们看到了已被金钱腐蚀了的一部分人的丑恶灵魂。陈应松的《一个、一个和另一个》[3]写了三个生意人之间的内讧，刘得华、姚方、史阳是生意场上的伙伴，平时称兄道弟，但为了个人的利益，三个人之间勾心斗角，互相欺骗。还有《大晴天》[4]里自甘下贱的一批文化人。而文学作品里一向最富有诗意的爱情，也带有了商业的铜臭气息。徐坤的《遭遇爱情》[5]中，爱情的遭遇完全是一场利益的交换：岛村和梅是生意场上的谈判对手，彼此之间又经历了一场若有若无的爱情游戏，当梅付出色相，岛村签过合同后，他们的爱情也走向了终结。一切都依据商业原则来进行。作者以一种平静的口吻叙述了商业大潮中一部分现代人“新”的爱情观。

商业的诱惑导致了一部分现代人道德的滑坡，但也不乏在商海中依然保持自己洁净灵魂的泛舟者：孤儿小丁在经商致富后，改造福利院，为孤儿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并且以真正的优质服务(无污染的食品)回报社会。[6]在商品大潮中，小丁依旧保持了灵魂的高洁。商品经济给他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他又用自己的成功来回报社会，回报给过他帮助、给过他爱的人们。

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作家们以他们各自独有的创作视角为我们塑造了商品经济大潮中形形现代人的众生相，新时期文学的商业意识也得到进一步的展示。

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每一个现代人，影响着每一个现代人的情感选择，面对作家的商业化与文学作品的商品化，褒奖者有之，斥责者亦有之。文学被推向市场，有利于文学的公平竞争，作家与作品面临着市场的检验与挑选，促使作家创作出高质量的、有竞争力的文学作品，而一些作家直接参与商品经济活动，在商业风浪中摔打，也可以成为他们体验生活、积累素材的一种好的方式。焉知我国文学中未来的一代文学大师不产生于他们当中?

不可否认，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也确实出现了一批单纯为金钱而写作的文化人，他们只重视个人的商品利益，完全成了商品的奴隶，故意去迎合一些读者的猎奇心理，粗制滥造一些格调低下的平庸之作。所幸的是，这种现象已引起普遍的警觉。1993年，在文学界、艺术界展开的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中，一批作家大力呼吁重建已被商业化严重腐蚀了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价值观、道德观，重建被“玩文学”者严重扰乱了的文学家园。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完善，当代文学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明天!

注释：

[1]王蒙：《暗杀――3322》，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2]钟道新：《指令非法》，《环球企业家》，1995年第2期。

[3]《芳草》，1995年第9期。

[4]嘉禄：《上海文学》，1995年第2期。

[5]《山花》，1995年第5期。

[6]池莉：《化蛹为蝶》，《人民文学》，1995年第8期。

(作者单位：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