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反叛的是更广泛的东西

在很多媒体的照片中，王克平似乎总是穿着藏蓝色的衣服。2013年尤伦斯艺术中心王克平个展的现场，头发胡子都有些泛白的王克平很容易被红男绿女的身影盖过，直到他走到大厅两尊二人多高的雕塑旁，接受着媒体打来的闪光灯时，游客观众才投过来一些好奇的目光。

当时是2013年10月3日下午6点左右，记者走进尤伦斯之前，798艺术区的咖啡馆已燃起淡淡的霓虹灯，溢满小资情调的音乐。这个人流丰腴的十一长假，距离王克平离开中国赴法，已经有29年之久。

王克平身旁的两尊雕塑名为《巨仁》。它们重达5吨，分别取自两个生长独特的木桩。树洞、树的瘤子在这一男一女形象的雕塑中，分别在它们圆筒般的躯干上抽象地对应着不同的性别特征。它们雕刻出的脑袋上没有特意为之的五官，但木材自身的纹理的细微起伏却又赋予了它们表情，正如同生命本身，大象无形。

王克平生于1949年，名字取自“攻克北平”之意。1969年，王克平上山下乡来到黑龙江。次年他横跨南北来到了云南昆明军区话剧团。剧团里虽然有年轻美丽的姑娘，但男女不可以产生“资产阶级的腐朽意识”，否则会被严厉处罚。

“”尾声，26岁的他复员到廊坊工厂，后于1976年回到北京，来到中央广播电视剧团从演员做到编剧。那年去世，。他写了一个批判的剧本，但反复修改，总也通不过审查，他得到的回复经常是“再改一遍，千锤百炼”。

在一次剧协组织的创作讨论会上，两个法国人介绍了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两部戏剧作品，王克平眼前一亮。这两部荒诞派戏剧甚至启发了他尝试木雕创作的想法……后来广为熟知的故事是，王克平用捡来的椅子腿雕出一个高举小红书面容咆哮的半身人像，他加入了星星画会，成为1979年、1980年两次星星美展的中坚力量，然后在2013年在国内举办了首个木雕个展。

第一届星星美展先于1979年在中国美术馆东侧小花园的铁栏杆上展出。关于星星美展的影响，从王克平的木雕《沉默》登上《纽约时报》第一版一事中可见一斑。同为星星画会成员的画家李爽曾回忆：“中国人开始小心翼翼地谈论‘’时不能谈论的事儿。画不能画的画，唱不能唱的歌。我们像一群新生的娃娃，没有刻意为历史准备什么，只不过是希望剪断自身的枷锁，却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当天北京市美协主席刘讯来了，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也来了。江丰说：“露天美展这个形式很好嘛，美术馆里可以展，美术馆外也可以展；美术学院里可以出艺术家，美术学院外也可以出艺术家。”

在一段没有声音的老黑白录像中，有长安街上飞驰的自行车车流，也有摩肩接踵站在中国美术馆旁边看室外展览的市民。录像有一个镜头，是著名华裔摄影师刘香成“另类”地站在中国美术馆的墙头上进行摄影。作为星星美展的亲历者，刘香成在他近30多年变迁的摄影集《中国梦》中，还收录了一张他于1982年为王克平拍摄的肖像。书中和王克平对页的是一张1981年在地坛的“合影”抓拍，一男一女正坐在墙边隔着近乎一米的距离对视，男人握着女人的手，腼腆地享受着“亲密的一刻”。王克平同那个男人一样，在照片中同样穿着那时流行的军装，只是他侧卧在自己的木雕中，放松又拘谨地微笑着。

王克平早期的木雕，和他长期被压抑的心情有关，他的成名作《沉默》（1978年）描绘的是嘴巴被塞住，一只眼睛被封上的压抑扭曲的人物头像，《偶像》（夸张的长方形头像）、《卫道士》（血淋淋的男性性具一般的“淫棍”）、《艺术法官》（“最丑的人却在审查最美的作品”）等作品均对现实有所反叛，有所指代。还有一部分作品，则表达了他对于女性身体美的理解。

“在那个年代，我们几乎从未见过女人的裸身，甚至在书刊电影上也未曾相识，但是我们人人都对性充满着遐想。当我是‘星星’一员时，我表现女人体的美丽，这是一种反抗。女人是自然，是艺术，而非罪孽与道德。这也是向愚昧挑战。”

星星画会成员小聚，王克平因为没有太多美术基础，别人提起较著名的马蒂斯、康定斯基他不知道。他曾问过画家袁运生，是不是应该去美院学习，但袁运生告诉他，不用，你创作需要的基本功你自己已经把它解决了嘛——在雕刻《沉默》时，王克平原本想做一个“有鼻子有眼”的比较具象的人像，但却越做越往下“减”。

“我知道自己没有这种具象能力，怎么做也做不像，也做不好，干脆就不考虑这点，这样反而更自由了。”

他在六七平米的小住所里创作，经济来源还是编剧，平时不坐班。纽约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 的一篇报道中描述了当时他这间小屋的环境：“王克平的4楼没电梯的住所的地板上散乱着木屑，这是他的事业标记——木雕。他在两条长凳支撑的床板上干活，晚上就把它当睡铺。他只有几件简陋的工具，一两把刻刀，自己磨的凿子。那间3米长2米宽的斗室总是不太明亮，小窗户似乎透不进光来，因此在工作时，总得点亮那盏用电线垂下来的40瓦的灯泡。外面狭小的阳台上放着几棵白菜和上餐的一些剩肉——北京的隆冬就是王克平的冰箱。”

第二届星星美展结束后，因某些特殊的原因，星星画会没有再继续活动，一些成员相继出国。王克平说星星美展之后“最大的变化就是认识外国人了”，他结识了正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法国女孩凯瑟琳，二人结婚后于1984年移居法国。此后，王克平在国内鲜有踪迹。

“我多年辞国，又孤高自赏，也不善与人联络。”

王克平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法国，语言不通对他不是问题，因为他很少和邻居沟通。到现在他已辗转在巴黎市郊换过数个工作室。因为噪声和灰尘（王克平在法国开始用链锯），王克平最理想的工作室是“最好不让邻居听到，也不让他们看到”的地方。

为了不让邻居看到，他有一段时间用木雕垒成一堵墙。不过，法国多雨，没多久这堵墙就烂掉了。墙上的木雕，全是王克平创作的残次品。“创作出一件满意的作品，经常需要十多件垫背的。”

法国市郊的树木很多，枫、胡桃、樱桃、橡树被王克平赋予了不同的生命。法国冬天烧壁炉，需要大量的木材，王克平可以把剩下很多树杈、瘤子捡来或买来，远不是出国前从煤店要来统购统销劈柴剩下的材料那样局促。有个从木材厂买来的巨大到无法送进车间的充满瘤子的树根，王克平花3000法郎廉价买入，4年后，1988年汉城（今首尔）奥运会，这个因为太占地方险些被锯成柴火的作品被汉城（今首尔）奥委会相中，长期摆放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中。

来到法国之后，树木本身的特征开始启发他的创作，他不在像早先那样急于表达什么。他说剥掉树皮好似为女人脱衣，每一步都让他兴奋不已，反复观摩之后。“慢慢地我会感到木头在跟我说话，给我一些暗示。木头也像人的身体，同样一棵树，有的地方硬，有的地方软，有的地方是骨头，有的地方是肉，你只能顺从它的个性，它才能跟你合作。”

压抑扭曲的形象少了，自然和谐的抽象的鸟兽、男人体、女人体等主题的木雕渐渐增多。《花好月圆》由一小段木材雕刻而成，圆形的抱膝的抽象人物，柔和的简单的线条，呼应着月亮这一主题，有种天人合一的意境。2011年创作的两米多高的《母爱》更抽象，一段大木头中间切掉一大块，上方是没有表情只有简约头发造型的“脑袋”，切掉的地方对应的是母亲的脖子，脖子还嵌着一个小圆“脑袋”，它对应的是小孩。“脖子”下边既是近乎完好的树干本身，又是母亲紧抱着孩子的造型。

“很多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你的作品曾有很强的反叛性，为什么现在没有了？我回答：‘不是没有了，是更强了。我现在反叛的是更广泛的东西，是这些流行的、低俗的艺术。我做的，跟整个世界的艺术潮流截然相反，这就是一种反叛。’能坚持自我，很不容易。”

王克平对法国的艺术现状很不满意。“法国有统计，说近几十年来，博物馆有价值的收藏都是收藏家捐献的，凡是国家拨一批经费去买的，都是比较差的”，“法国艺术印象派时期比较辉煌，后来没落了，开始追着美国那些时髦的东西。法国的策展人、评论家、博物馆的官员也都是似懂非懂的，他们是考进去的。他们把书本上的东西倒背如流，一旦发现新的东西，比如王克平的木雕，‘非洲的？也不像啊’他们不知道怎么评价。官方的、潮流的东西，和我格格不入。”

当别人质疑王克平的作品不是当代艺术时，王克平顶住了外界的压力。“你能不能坚持，你的自信能坚持多久？这个得要很大的付出，很大的努力。而且这些完全靠你一个人自己做。”

王克平说他不用开好车，赚的钱够创作就行了。他说人成熟之后就应该进入另一个阶段，少听别人的，少看别人的，多做自己的，这是因为“人到一定岁数，眼睛花了，就少看报了，耳朵聋了，就少听外边的事情。各方面衰老的迹象，能让你静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情。”

现在他“天一亮就干活，天一黑就收工”，他没想过找助手，因为工作强度助手不见得会适应，二来别人干活他不太放心。“这个砂纸怎么磨，用多大力气，根本说不清。”他说现在的木雕到死都做不完，但一天不做木雕，就会觉得很累，很乏。

在尤伦斯艺术中心的二层接受采访，王克平说这间只放着一个桌子几把椅子的小会议室，就比他刚做雕塑时的住所小了一点。他笑着讲了一两个改革开放之前的轶闻，像是逗小辈开心，说曾经有小姑娘去打胎，医生问是怎么来的，小姑娘说是公共汽车挤的。医生说下次别挤公共汽车。笑话讲完后，王克平的采访已经结束。

这个曾“跟谁都顶”，曾经因星星美展的场地问题同警察大声理论，面对新华社记者义愤填膺的60多岁的男人，一天接受了很多采访。可以看出，他已经很累，很乏了。

晚上7点多，王克平穿上了外套，给尤伦斯工作人员撂下一盒麻花，悄然地走出了798艺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