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革命文学

摘要：周作人从“个人主义”出发，提倡“宽容”和文学的自由，这与革命文学的主张相悖。但是考察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社会理想和实践、“人的文学”对于“道”的承载及其所代表的破坏的、反传统的个人主义精神与革命文学有着一定的联系。

关键词：周作人；革命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一、革命文学与周作人的态度

受到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文学组织“拉普”、理论家波格丹诺夫的“文艺组织生活”论的影响，1928年，太阳社、创造社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自此“革命文学”得到很大发展，成为第二个十年的主要创作潮流之一。概括而言，“革命文学”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把文学当做“组织的革命的工具去使用”①、强调文学的宣传作用。同时，提倡文学应表现工农大众和革命。在创作手法上推崇现实主义，排斥其他创作手法，后来又推行“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用哲学方法或世界观取代文学创作方法，通过描写解释政治概念。

周作人在五四初期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新文学的要求》等一系列文章，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学体系，而以1921年的重病为契机，周作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躲进远离政治和群众运动的“自己的园地”，反思自己及同仁在五四中的主张。先是1922年，“非宗教同盟”运动中，与陈独秀展开论战，反对对于的压迫，开始与左翼知识分子公开分裂。1925年12月发表《国语文学谈》，否定五四时期诸如“废除汉字”等的一些激进主张。到三十年代，周作人与左翼知识分子呈对立之势。1932年周作人在《新文学的源流》中，对于文学的范围、研究对象、文学的功能等进行了讨论，指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可言。里面，没有多大的鼓动力量，也没有教训，只能令人聊以快意。”②这与“革命文学”的提倡完全相悖。甚至在当时的演讲中他对“革命文学”也表示了不满：“ 时下这一股倡说革命文学的人。认为文学如其有它自身存在的价值，那末，便应当根据这一个时代的精神来做心轴，在思想上的，在政治上要能够帮助活动与改革的成功。”并以此推断：“ 提倡革命文学的人，是则无异于以前旧派人物以读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的古书来治国平天下的梦想。”

二、周作人早期思想和社会实践必然导致“革命文学”

然而，学界普遍认为周作人与“革命文学”势同水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始的“社会文学”才是“革命文学”的源头，然而考察周作人早年的思想和社会实践，周作人是对“革命文学”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2.1周作人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和实践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就被共产无政府主义所吸引。五四时期，周作人与、陈独秀等一干社会主义者也过从甚密。1919年开始，周作人成为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之一，这个社会运动带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1919年3月，周作人发表翻译作品《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虽然，主张以人道主义调和社会主义，但又倡导“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③对社会主义报有期望。同一时期，周作人还发表《日本的新村》、《访日本新村记》、《新村的精神》、《新村运动的解说》等一系列介绍和倡导“新村”运动的文章，“新村”运动倡导劳动互助、物质自足、精神愉悦的生活，这符合周作人的“人学”主张，同时又是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乌托邦式的社会运动。

《游日本杂感》中对于农工问题表示关注，也对于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思考，其中有人道主义同情，也是出于对社会主义思潮的热心。即使在《人的文学》中，在描述物质生活的理想状态时，提出“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④有着社会主义的意味。

这样，早期周作人不仅受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而且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推动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和发展。而空想社会主义是早期革命先行者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条路径，这样，周作人对于后来“革命文学”不可不说有着间接的影响。

2.2“人的文学”也是载道文学

周作人在《新文学的源流》中说，诗言志的“言志派”与文以载道的“载道派”，“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⑤周作人日后的创作实践证明他是独抒性灵的一派。

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对于文学的内容等进行了开创性的表述，他从人本主义理论出发，对于“人”和“人性”进行阐发，指出人具有“灵”与“肉”的二重性，“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进而指出文学既不应是兽性也不应是神性的，而应是人性。

另外，本着“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认为“人”具有“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基于此，认为文学既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

但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为人生”的文学。在《人的文学》中对于“人的文学”的定义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同时认为“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同时主张在文学中表现男女平等、恋爱结婚等，明确反对“殉节”“守节”等中国传统文化的陋习。但是究其根本，周作人所主张的“人的文学”并没有强调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是因为其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性，而是把文学作为记录研究人生问题的一种工具，这样，文学就需要为各种各样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目的而服务。这是五四一代在民族复兴的命题下，自然而然地将文学作为“载道”的工具，以实现其干预社会的目的，这与“革命文学”将文学作为宣传政治主张的工具的做法相类。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的文学”同“革命文学”一样均是载道文学。

2.3周作人早期思想的战斗性

无论是历史还是个人的选择，“人的文学”时期的周作人扮演着一个反传统的战斗者的角色。

周作人一生秉持个人主义，推崇自由，在后期更是大加提倡对于他人自由的宽容，“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但是“人的文学”时期的周作人更加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即自身的自由。作为封建社会的清道夫，周作人在五四初期表现出一副咄咄逼人甚至近乎偏激的战士形象。

周作人先后发表《论“黑幕”》、《再论“黑幕”》等，直斥“黑幕文学”没有“文学上的价值”。又在《恶趣味的毒害》中称“鸳鸯蝴蝶体”小说有着“现代的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与的人生观”。诚然，“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体”小说有其历史局限性，加之商业因素的介入，存在着诸多不足，但是周作人的批评现在看来仍然偏激，周作人当时是持着扫除一切不符合自己标准的创作的态度进行文学批评的。

另外，在讨论中国旧戏的问题上，周作人基于启迪民智的意图，认为中国旧戏含有太多原始宗教的成分，于社会不利，并认定中国旧戏没有价值。在《人的文学》这篇文章中，周作人甚至将《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列为“非人的文学”，奉劝勿读这类书。

这是决绝地与旧文学、旧传统分裂、战斗的姿态，而他所代表的这种破坏的、反传统的个人主义精神的继续发展并最终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遇的时候，在文学上就必然出现“革命文学”。

注释

①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文化批判》1928年第2号

②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25页

③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90页

④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1页

⑤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8页

参考文献

[1]周作人.艺术与生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周作人.自己的园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 建设理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35.

[4]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钱理群.周作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6]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M].香港：昭明出版社，1975.

[7]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