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哥儿”搬家中的“碗碟”风波

北宋文学家坡有一首题画诗：“论画以形似，见以儿童邻;赋诗即此诗，定非知诗人。”意思是主张诗贵含蓄，不能把诗意都在字面上表露无遗，应该意在言外，也就是诗论家们常常称道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含蓄手法。鲁迅在其所写的《故乡》一文中的“碗碟”风波中得到了巧妙的运用。

此段文字被安排到了“我”离开故乡时坐在船上所写。按理说这事发生在“我”在故乡时的事情，本可以放在前面所写的，但作者偏偏安排在我离开故乡时由母亲提及十多个“碗碟”的事来，也是借“细脚伶仃的圆规”杨二嫂之口定说这事是闰土干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起搬回家里去。

对于该处的文字内容，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下）教师用书语文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三版选自李禧同主编的《教案选编》由此事对杨二嫂有两处评价：其一行为卑劣，栽赃闰土在灰堆里藏碗碟并借此发现以为功，拿走“狗气杀”;其二是造谣，不惜损人以图小利。这两处的分析似乎都说到一个事实：迅哥儿家的十多个碗碟是杨二嫂偷的，先是事先埋在闰土要搬的灰堆里，然后再把它找出来诬陷，栽赃闰土。

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这里看似不经意的几笔，隐含了极丰富的内容，在“我”心里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也有我对闰土的再认识。如果就此事简单分析的话，就难以读出作者笔下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难于理解这部小说主题的深刻性。据此来武断地分析杨二嫂这个人形象也有失公平、不妥之处。那么，这件事的受害者是谁？换言之，谁偷了“迅哥儿”家的“碗碟”？依笔者细读分析，这里实为曲笔，真正的受害者是读者看似生厌的杨二嫂，也就是说，“我”和“母亲”都不愿相信也不好说出的闰土偷走了“迅哥儿”家的“碗碟”。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先从前文的内容看，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去的，我得去看看”。这里写到，当时到我们家搬家的时候，除去本家和亲戚外，其他人（包括杨二嫂）常有顺手牵羊之举，闰土可算是这些人中最亲近的人，难保他就没有嫌疑吗？

我们看一下此事的后文：“我”情感上的巨大震动，我非常的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由清楚到模糊再到非常的悲哀，这是非常大的感情变化，如果是杨二嫂的话，作者不至于有如此的心里活动，恰恰是儿童时的好伙伴，“我”这次专为了别他而来的，中年闰土做了让“我”不敢相信的事情来，从这里，我们不也可以读到作者在同情之中对人物自私一面的委婉批评吗？

杨二嫂这位昔日的“豆腐西施”，在我们家搬家的时候，她每日必到，对一个见便宜就拣的人来说，何必多此一举;贼喊捉贼，何不顺手牵羊？说杨二嫂偷“碗碟”，只因她有前科――先前偷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至于文中始终找不到它偷了十多个“碗碟”的证据来。

再来看一看十多个碗碟在“我”看来是否属于不必搬走的东西，文中交代过，“我”并没有阔，以它自身价值来看，显然比闰土拣的几件东西要值钱。闰土拣的是：两条长桌，四把椅子，一副香烛和烛台，一杆台秤。对于他来说，碗碟价值不菲，他既然要了桌椅，碗碟不也正是目前急需要的吗？况且之前曾送我一点干青豆，儿时送我一包贝壳和几只很好看的鸟毛，难道闰土就不会顺手牵羊吗？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此处作者笔法之精妙，只是不愿提及，一语道破罢了。这一事件中的两个人物形象是如此的真实、丰富，它既不千人一孔，万人一面的，而是极具特征的鲜活人物形象。只是我们容易从字面上把讽刺的锋芒对着杨二嫂，而把同情的目光停留在闰土身上，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再次教学鲁迅的小说《故乡》时，总会被小说中表现的博大精深的内容所折服，也常被小说中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所感叹，更会为作者精妙的文笔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