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媒介形象的符号暴力分析

女博士本是对高学历女性群体的称谓，指明这一群体的性别和学历，并无修辞色彩。但在当今社会，这一称谓似乎固定地与某些认知捆绑起来，逐渐被异化为“他者中的他者”，成为人们口中的“第三类人”。这一“二度他者化”的过程，无疑将女博士推到了尴尬的性别围困之中，作为被审视的对象，成为大众传媒视阈里具备话题价值的特殊群体。如果说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差异多少还带有自然的、生理的，或是传统文化糟粕积淀的因素，那么对女博士的边缘异化，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大众传媒利用文本阐释的话语优势对女博士群体实施的一次符号暴力――在社会文化与心理的深层力量博弈下，不断对其身份符码的能指和所指进行过度阐释，从而建构起一个个有着清晰面目的刻板形象。

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作为一档电视相亲节目，其社会影响与意义已远远超越了一档单纯的电视节目，成为性别群体的展示平台和社会话题的策源地。在这个舞台上所建构的性别“刻板印象”，具有较高的辐射力和渗透性，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进入公众的议程，形成对社会个体认知的巩固或颠覆。在节目呈现的“看与被看”的观照中，女博士身份的相亲对象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被节目制作者不遗余力地运用各种电视符号进行阐释，传递着视听能指背后深层的价值诉求。而强加于女博士身上的符号暴力就在这种隐秘的权威下存在于传播的全过程中，不断地运动和完型，使女博士的媒介形象不仅“有刻板可循”，且这种刻板永远在“行进中”。

关于媒介符号暴力的范式分析

“符号暴力”的表述来源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理论，在他看来，任何权力关系都是在“合谋”的情况下完成的，是一种隐藏在意识或意愿深处的观念通过既是认可又是误识的行为表现出的霸权控制。这种霸权控制如同其他暴力一样，对人们产生支配性的影响，但相异于其他暴力的是，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身暴力行为，而是依靠“看不见，摸不着”的符号权力，来掌握意义的建构权。①正如美国符号学家先驱皮尔士给出的定义：“一个符号（sign）或者说象征（representation）是某人用来从某一方面或关系上代表事物的某种东西。”②可以说，符号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某种表意上的支配权，谁掌握着符号的使用权，谁就是符号暴力的可能实施者。

布迪厄进一步论述说：“权力通过陈述某个被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这种权力并不处于以‘以言行事的力量’为表现形式的‘符号系统’中，而是在一种确定的关系中被这种关系所确定。这种关系创造了人们对言辞的合法性以及说出这些言辞的人的合法性的信念，而且，它正常运作的条件就是那些承受这种权力的人要认可那些施展权力的人。”③在《非诚勿扰》中，我们会频繁听到主持人或嘉宾对于“女博士”身份的刻意强调或品论，甚至在舞台设置安排上会特意留出5号位置长期作为女博士相亲嘉宾的专属号台。这些“特别关照”的符码表意为女博士相亲形象的塑造提供了绝佳的条件，成了不言而喻的表达信念。相对于同为博士的男性嘉宾，或者不是博士的女性嘉宾，媒介显然在对女博士的过度阐释上获得了社会的极大认同，为媒介意识形态的“强加”赋予了有力的社会支撑。女博士进入男权社会的话语体系，似乎理所应当地成了被妖魔化的对象，被大众媒介制造出女博士“婚恋难”的“想象性现实”，也催生出受众对信息的虚假需求感，这些认知伴随着一系列对应性的媒介形象，逐渐成为无意识的自然差异被固定下来。

在布迪厄看来，符号暴力的实施过程不是权力单方面的暴力相加，而是由暴力对象通过自我异化方式与权力关系的博弈来达成的。男性权力的逻辑不仅存在于作为统治者的男人的认知模式之中，而且存在于作为被支配的女性的认知结构之中。尽管女博士群体试图通过自我表达为媒介环境注入新质，以摒弃对其脸谱化的偏见，但这种主观期待的可能性调适，辩证地契合了本体论暗含的因果循环。在《非诚勿扰》中，女博士媒介形象的塑造似乎表面上有意为过往的丑化标签而正名，建构一个“真实的”、“直接的”的女性群体。然而其呈现出的抵抗姿态往往以“女博士也美丽”、“女博士也贤惠”、“女博士也有情趣”等符号意义表达出来，仍然以被符号暴力受制的女性习性作为自己的主动追求。这种认同与被认同的悖论，貌似是在建立全新的能指与所指的相连关系，但实际上消极地凸显了符号暴力的色彩。

符号资本被视为布迪厄文化资本中的客体化形态，体现在文化物品之中，或以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以电视媒体作为符号暴力的靶子，来表明自己鲜明的文化批判立场――“和其他科学一样，社会学的职能就是揭示被掩盖起来的东西，只有这样，它才能作用于社会关系，尤其是把传媒关系的符号暴力减少到最低程度。”布迪厄根据大众传播媒介凭借凝聚社会霸权的代码生产而发挥作用的原理，论证了电视在当代社会中的符号暴力特征。电视行业的职业眼光和内部循环，导致了电视人以“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为选择新闻价值的原则，追求抢先使之在“快速思维”的轨道上运作，思想的颠覆性沉沦于老生常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信息垄断。由于后现代文化中影像资本的特殊优越地位，电视在传播场中的经济实力和符号表达力都占据上风，电视的影像手段可以制造现实，也可以使社会事件或日常琐事具有某种政治意义和道德意义。④正是这种传播功能使电视成了一个危险的符号暴力，通过对“视觉符号”的内涵重组，达到内涵意义的转化或延伸。

《非诚勿扰》作为一档符号表达形式丰富且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节目，其强有力的情绪效果和煽动性可以很大程度地操纵和控制受众对现实的理解，从而使其一遍遍“复习”和“强化”被节目现场演绎出来的女博士形象。同时，受众也在轮番灌输的媒介议程中，寻找着意义阐释的缝隙，维持着这一话题的消费和再生产。在如此供需“默契”的前提下，电视制作者便有意无意地将刻板的认知进行内化，渗透在呈现出的女博士媒介形象中，使得电视语言对这一群体的描述存在或明或暗的价值倾向，符号在媒介中的暴力控制也就更加隐蔽。

媒介制造“行进刻板”的社会思辨

信息环境时时处于更新之中，时时要经历“新质”与“旧质”的冲突和交锋，因此，关于某一类人群的刻板印象及其媒介形象的刻板化，都要在人与信息环境的持续互动中发生变化。但媒介究其属性仅仅是信息传递的技术平台，作为“物”的媒介之所以能够实施符号暴力于女博士这一群体，且不断根据自身需求来建构其形象意义的走向，是因为“行进刻板”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首先，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男性中心的价值观已成为“集体无意识”，女性被置于附属和观看的位置。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角色定位的伦理秩序，让女性终身无法逾越家庭和才能的冲突。女博士的高学历恰恰挑战了传统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将女性对事业、才能的追求置于与家庭利益同等重要的地位，使其被无意识的社会认知排斥在对普通女性的理解范畴之外，认为其跳脱常规的角色定位必将导致性别特征的失衡，成为“第三类人”。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学历反而变为一种身份的限制，甚至是被嘲弄的因素，不少女博士便被动地伪装或淡化自己的高学历，以期获得不被异化的普通女性评价。

大众媒介在这种无意识中成为将女博士推向压力顺从的幕后黑手，通过符号暴力放大了其“妄自菲薄”形象的刻板。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经常可以听到女博士身份的女嘉宾辩驳“女博士也是女人！”或“女博士也是正常的！”这类表达，进而展示自己温柔贤惠等属于传统女性习性的所谓“优势”。这种媒介形象不可避免地经过了男权文化的调整，以表现出权力关系对女性角色的期待。而受众也在传播过程中接受了这种刻板的塑造，或者说是向意识深处早已隐藏的性别模式的专制妥协了。

其次，商业化的市场环境也让女博士成为“被消费”的媒介生产对象。当女博士敏感的身份象征遭遇媒介市场的传播价值，那么就唯有“颠覆”和“解构”可以满足现代社会对信息消费的需求了。于是，女博士这个群体在商业化的“强迫”下“沦为”媒介经济增长点的“重要贡献者”，在不断反复的刻板颠覆中弥合了公众对娱乐消费的通俗欲望，进一步使自身成为“被看”的对象，逐渐消解了这一群体的本真面貌。

《非诚勿扰》中的女博士看起来是千姿百态的，有些甚至是以完全背离刻板印象的形象示众，或美艳活跃，或热衷玩乐。这表面上是在完成对刻板抵抗的社会表达，实质还是逃不脱公众对女博士的想象期待，“猎奇性”心理由此得到满足。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必区分主动和被动、生产者和消费者，消费文化和大众媒介“合谋”了一场对女博士媒介形象的生产，且这种生产是能够循环消费的。“行进中的刻板”不仅是在博弈中构建出来的动态过程，更是消费过程中的二次生产，大众文化的多样性使之成为可能。显然，节目制作者深谙此道，包括女博士在内的所有女嘉宾都经过精心挑选，然后被各种符号包装出来，具备了“被看”价值和话题动因，从而最直接、最有效地完成了节目制作方对收视率的商业追求。

女博士作为社会精英群体，在知识积累、学术视野、自我实现等方面理应比低学历女性更加自信。但迫于滞后的社会性别理念和消费化、商业化的媒介趋向，她们反而成为深陷符号暴力之中的“弱势群体”，频频向主流社会和男权主义示弱和顺从。这种自我矛盾的心态和行动无疑使“内在焦虑”构成了女博士群体的社会表达。这是高学历女性的悲哀，更是社会发展的悲哀。因此，修正媒介强加于女博士媒介形象之上的意识形态，提升社会个体对性别意识的觉醒，不仅是女性主义的理念延伸，更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

注释：

①③【法】布迪厄 【美】华康德著，李猛 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页、第227页、第196页

②袁漱涓：《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5页

④【法】布迪厄著，许钧译：《关于电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