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乎?“家”乎?

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二单元《散文两篇》为巴金的散文《日》《月》，选自巴金的散文随笔集《龙・虎・狗》。《日》写于1941年7月21日，《月》写于第二天，即7月22日。《日》讲述飞蛾和夸父为了追求光和热而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文章最后一段写道：“倘使有一双翅膀，我甘愿做人间的飞蛾。我要飞向火热的日球，让我在眼前一阵光、身内一阵热的当儿，失去知觉，而化作一阵烟，一撮灰。”联系当时的抗战背景，我们不难理解巴金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不当亡国奴，希望拿起武器报国献身的崇高精神。而对于《月》的主题，人教版教参这样解说：“嫦娥和飞蛾、夸父是相似的，作者的思想感情是一以贯之的，他们代表着一种力，一种向上的，不屈不挠的力，是作者对人生、对生活的一种希望和信念。”也就是说《日》《月》主题本质上是一致的。 理由是两篇文章写作时间仅一天之隔，日月关系密切。然而这样的解说令学生费解、老师怀疑。

理解一篇文章的主题是离不开时代大背景，但除了宏大的时局，是不是还有复杂的个人情怀呢？爱“国”的同时是否也能顾“家”呢？

让我们回归文本探个究竟。《月》的第一段“每次对着长空的一轮皓月，我会想：在这时候某某人也在凭栏望月吗？这是不是开篇点题――思念某人？第二段“圆月犹如一面明镜，高悬在蓝空。我们的面影都该留在镜里吧，这镜里一定有某某人的影子”段中的“我们”“都”“一定有” 等字眼说明思念某人之情更强烈了。再看第三到第五段，“寒夜对镜，只觉冷光扑面。面对凉月，我也有这感觉。在海上，山间，园内，街中，有时在静夜里一个人立在都市的高高露台上，我望着明月，总感到寒光冷气侵入我的身子。冬季的深夜，立在小小庭院中望见落了霜的地上的月色，觉得自己衣服上也积了很厚的霜似的。的确，月光冷得很。我知道死了的星球是不会发出热力的。月的光是死的光”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冷光”“凉月”“寒光”“冷气”“很厚的霜”“冷得很”等词强调的是月之寒冷。这意境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李商隐的“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这冷月与“思念”有关吗？且看最后一段中“但是为什么还有娥奔月的传说呢？”月这么冷，还奔月？原来愈是寒冷愈能体现思念之深，故而不顾严寒奔赴月宫。文章接着写道：“难道那个服了不死之药的美女便可以使这已死的星球再生吗？”教参认为这句是说嫦娥奔月是“为了可以改变月光的冰冷，为了使这个已死的星球再生而奔月的”。非也。很明显，教参错把原文这句话当成疑问句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反问句。变成陈述句为：那个服了不死之药的美女不可能使这已死的星球再生。文章最后一句“或者她在那一面明镜中看见了什么人的面影吧”吸引她而去的是朝思暮想的“什么人的面影”。这里的“什么人”和开头的“某某人”固然不是同一人，却是相互思念的一对。首尾呼应，“思念”贯穿全文。

作为一篇随笔散文，巴金到底思念哪个某人呢？我们很自然地想到《随想录》中的萧珊，巴金一生唯一的至爱。1972年，萧珊患病离世。后来巴金将妻子的骨灰放在他们的卧室里，将妻子的遗像放在床头，直至2005年逝世也没再婚。可见他们感情之笃 。

《日》《月》创作于1941年，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当时萧珊就读于云南西南联大，巴金多在重庆等地，二人聚少离多，巴金望月思人亦人之常情。文中不直书“萧珊”，可能是因二人年龄差距大且未婚，故用“某人”含蓄代之，而在心中却以家人相待。

即使这“某某人”不是萧珊，而“月”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象征着“思念”的载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等。无一不是寄托作者某种思念，是一种小家情怀。至于“月”表示献身于国的象征意义则几乎找不到。

教参认为《日》《月》主题一致的原因之一是写作时间仅一天之隔。写作时间固然可以了解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但以此界定主题未免主观臆断。人的情感复杂多变，不要说隔天，瞬间都可能万变。

综上所述，说《月》与《日》的主题同是歌颂为国家而献身的精神过于牵强，不能为师生所信服。说《月》的主题为一支思念的曲子则入情入理。为什么会有教参那样的解读呢？ 1972年，萧珊就成了这种理念的牺牲品。1972年的月对巴金而言应当是凄神寒骨。丰富的心灵难道只是爱国之情吗？巴金在《月》中思家思人，难道真的就掩盖住他在《日》中爱国之热情？难道就削减了他的艺术力量？何况“讲真话”是巴金一生执著的追求，在《月》中借冷月抒发思念之情又有何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