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也任性:苏珊·桑塔格与疾病

如果用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看，苏珊・桑塔格（1933―2004，美国著名女作家、文艺评论家）大概就是那种“力比多”（指本能欲望。精神分析学家荣格则定义为心灵能量）泛滥的人。读她的东西，脑子里最强烈的信号是，这个女人思考力极强，身体里万马奔腾，元气淋漓。作为20世纪绕不过去的风云人物、西方当代最引人注目的女知识分子之一，不用说她在越战期间的“河内之行”、早期的左派立场，也不用说她袭击贵族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骁勇，以及在知晓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后的怒不可遏，向政府开炮；单单她的几次患病经历，便促其追剿谜团重重的疾病史，还疾病一个清爽面目，藉以抚慰患者，伐毛洗髓，使之无畏。

对桑塔格而言，疾病是一种生产力。

说起她一生的患病经历，除了小时候的哮喘病，使人谈之色变的癌症，她就遭遇三次。这些经历见于她的儿子戴维・里夫所撰《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的最后岁月》一书。特别是2004年，她第三次遭遇癌症――致命性的血癌，没有侥幸和励志故事发生，死神把她带走了。“……我觉得自己变得渺小了。我连自己都不懂自己了。”她不是钢铁，作为敏感的思想者，与痛楚、感伤和失眠的接触反而更近。她一个劲儿地感叹，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要写的文字排成队挤在脑子里，闹腾腾的。

众所周知的是1975年第一次检查出癌症，乳腺癌晚期的噩耗降临她的头上。多年以后，香港作家黄碧云写道：“或许你从来不感到破灭。你是那么顽强的人。医生诊断你只有25%的生存机会。你活了下来，多活了28年，并且活得美丽丰盛。”事实上，也许并非“美丽丰盛”，戴维・里夫“认为他母亲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桑塔格褪去了偶像的外壳，如同凡人一样对抗疼痛和离别。她一直就是个凡人，她拆解贵族派遗留下来的文化习气，与僵化一元的教条观念周旋，目的就是抵达一个凡人应该拥有的生活审美。于是有了《反对阐释》（1966）。她的作品和思想，像是反对一元论、还原价值与真相的注解――剥离价值判断与事实真相之间缠绕的千头万绪，展露峥嵘。她是那种被大众托举起来的凡人，潇洒、自由、勇敢的凡人。

1975年10月，桑塔格做了切除手术，化疗，大团大团地脱发。与癌症斗争期间，除了追问自己作了什么孽，谴责错误的生活习惯外，她想的是用写作填补生命的空隙。她把希望寄于未来，却没有想到后面还有病魔等着她，一秒秒逼近性命。海德格尔在关于“存在”的讨论中，就“向死而生”的命题说道：“死亡看似无期，幽深隐蔽，于是人们浮在生之长河，浪荡无涯，不察光阴霸道，转眼而至，以恢复个体自我、独立尊严来抵御平面复制时代的无为。”他说这话的大背景是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倒错，工业化、现代化对生命本相的掩盖。而桑塔格在病中之忧患，是此概念极佳的注脚。

癌症于她像分水岭，自那以后，她渴望和儿子、和朋友们待在一起，每当在公众场合出现，身边呼朋引伴，抓紧一次次相见的机会。生命有时，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

如果说病患是对健康的罪与罚，那么思考则是上天对患者的赏赐。1980年，美国作家查尔斯・鲁阿斯采访患病的桑塔格时，她说道：“它（病患）像任何一次把人最好和最糟的东西激发出来的重大紧急事件一样，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75年，桑塔格去法国治病。她查阅了关于癌症方面的医学资料，并咨询医生治疗方案的可行性，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她每周去几次医院。她捕捉到一些异象：病人遭受另类目光，自感羞愧；医生不负责任，轻视病人；还有外界对癌症的解读……这些刺激了她。为什么癌症被视为洪水猛兽？承受疾病之痛也就罢了，无法忍受的是加诸其上的象征意义。于是，一本剖析疾病不能承受之重的书――《疾病的隐喻》，孕育而出。在此后所著的《艾滋病及其隐喻》中，她骄傲地说“驳倒了医生们的悲观主义观点”。

那么，疾病是如何作为隐喻的？她又是如何拆解的？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贵族和资产阶级争锋夺食，抢占审美话语权，饮食、服饰和绘画等等门类被设置了一条条莫须有的界限、赋予各色标识，以供贵族们抢座占位。就连疾病也未能幸免地被绑架并贴上标签――结核病作为一枚高标，打上贵族的标签，以此维系他们日益下坠的优越感。19世纪末期，结核病几乎成为文艺界的时尚，肖邦、拜伦、雪莱、席勒、勃朗特姐妹、卡夫卡、劳伦斯以及中国的郁达夫等都患有肺结核，《汤姆叔叔的小屋》《董贝父子》《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格维塞夫人》等作品也都涉及结核病。忧郁、激情、文雅、精致、富于创造性、浪漫主义的、悲伤的……结核病被混乱地任性地赋予重重意义，饰以层层光环，仿佛成了身份与荣耀的象征。

桑塔格从文学和历史中搜寻了大量证据，逐一剥离结核病与道德、政治的关系，说明它们之间乃“强买强卖”而已。而产生这样的原因也很有意思：首先是医疗卫生条件差，人们不知道结核病的患病原因而妄加猜测；加之贵族中心主义横行，“占位”宣传铺天盖地，导致真相缺席，假象上场。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们，把事实和价值判断锁到一起，摆出一副义正词严的面孔，俘获了时代的青睐。疾病被横征暴敛，服务于不同的目的，代代如此，于兹为盛。桑塔格罹患癌症，揭示了癌症只是疾病而已，无关道德高低，不干政治倾向，而外界有色眼光的渲染，使它的内涵，多到挤出水来，流成一条河。疾病的隐喻从审美领域，进入道德范畴，进入政治种族范畴，演绎成排斥异己的修辞武器。隐喻的目的不在于揭示真相，而是掩盖真相。

在《疾病的隐喻》中，桑塔格写道：“在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结核病为雅致、敏感、忧伤、柔弱提供了隐喻性的对等物；而那些似乎冷酷、无情、损人利己之事，则被类比为癌症。”至于癌症发生的原因，多被归结到情绪、心理层面，“把癌症与情绪消沉、缺乏自信和对未来的信心联系在一起”，在文学中常用一系列战争话语类比之，比如说起癌细胞，经常用到“入侵”“杀死”“消灭”等隐喻。渐渐地，人们谈癌色变，对之讳莫如深，看待癌症病人的眼光也是悲戚而复杂的。隐喻如谣言一般，遮蔽疾病的真相，令患者备受猜忌与怀疑的重负。桑塔格扫描癌症遭受不公待遇、被扭曲的隐喻历史，考察它在政治、文学中扮演的角色。现象世界，从来不是意义世界。试想，我们身边，言语隐喻之下，篡改了多少可爱的事实。仅基于此，桑塔格的犀利与骁勇就令人钦佩。 《疾病的隐喻》

生病也任性。万象错杂，字与字编织的秘境，也要用字与字来救赎，病中的桑塔格与疾病的隐喻持久对抗着，以打捞沉淀的事实，如她在书尾所言：“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如果说没有真相，只有对真相的描述的话，那么描述者的身份、立场和动机本身在时过境迁之后便应加以二次审视，曾经之是也许便是今日之非，此时，应当剥离语言隐喻、事实真相、价值判断三者的枝蔓，还它清爽面目，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疾病常有，而桑塔格已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