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格权理论演进下的性质分析

[摘要]我国民法未规定一般人格权，但一般人格权制度在我国人格权的司法实践中已实际存在。在我国民法典编纂的背景下，明确一般人格权的性质对于构建完备的人格权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在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我国司法实践对一般人格权的性质认定，回顾人格权的发展历程，详细梳理关于一般人格权性质的学说的基础上，得出一般人格权应作为一项框架权，是一系列人格利益的集合体，具体人格权是其特别表现形式。

[关键词]一般人格权；司法实践；性质；框架权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4-0092-03

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为弥补具体人格权列举式保护人格利益的不足，目前大部分国家通过修宪、民法修改、判例、特别法等方式对一般人格权予以确认。但我国学界对于一般人格权的性质争议较大，这对于该权利适用界限的厘清，行为人对该权利的预期以及其与具体人格权关系的认定等影响甚巨。因此，通过剖析我国司法实践对一般人格权的态度，梳理一般人格权的理论演进及其性质的学说以明晰一般人格权的性质是引入“一般人格权”概念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对于构建我国的人格权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一、我国司法实践对一般人格权性质的认定

虽然我国学者对是否采用一般人格权概念存在争议，但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采取具体列举加一般概括相结合的规范方式确定了其所保护的“民事权益”，在列举各项权利之后，使用“等人身权益”的表述。有学者认为这属于“兜底条款（一般条款）”，也有学者认为，《侵权责任法》虽未明确规定“一般人格权”，但该表述能够发挥“一般人格权”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也将“一般人格权纠纷”作为独立受案事由，在审判实践中解决此类纠纷的案件也不在少数，谢某等诉金堂仁爱医院、周某一般人格权纠纷案就是其中的典型，具体如下：

原告谢某之父于2010年11月29日因心脏病到被告金堂仁爱医院住院治疗。2010年12月10日，被告周某（系金堂仁爱医院保安人员，居于医院内）的岳父刘某到金堂县医院治病后在周某处留宿，次日上午下落不明。2010年12月13日下午，群众在金沙街发现一老人躺倒死亡。周某赶往现场，匆忙辨认即签名确认死者为刘某，并将尸体火化后安葬到刘某老家。12月14日，原告到医院发现谢父未在病房，其在寻找过程中知悉13日下午一老人于金沙街倒地死亡，要求比对死者与谢父生前照片，公安局确认该死者即为谢父，而周某的岳父刘某已被救助站送回。2011年1月9日，原告把谢父的骨灰启回，随后安葬于其老家。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经济损失。法院认为行为人在认领遗体时未尽谨慎注意义务，错领并擅自处置死者遗体，侵犯了死者近亲属基于与死者生前特定身份关系所享有的精神性人格利益，该人格利益属于《侵权责任法》第2条及第22条中的“人身权益”范畴，故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1000元，经济损失3500元。

本案法官在裁判理由中对《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2条规定的“人身权益”进行扩张解释，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具体人格权之外，概括保护了其他应受法律保护的一般性人格利益，以弥补列举式保护方式的缺陷。由此可知，本案法官认为一般人格权作为具体人格权的补充，是一项补充权利。随后，该案作为典型案例被选人《人民法院案例选》中，表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法律适用的认可。但我国司法机关对一般人格权性质的认定虽然有助于保护具体人格权之外的其他应受法律保护的一般性人格利益，却不能发挥一般人格权的解释和概括的功能。

二、一般人格权的理论演进

“对制度的理解，必须联系它所产生的时间、地点。”因此一般人格权的性质分析应联系人格权以及一般人格权理论演进的具体背景。人格的概念肇始于古代法，人格权体系是在近现代民法中建立与发展完善的，其中一般人格权确立于现代民法。

（一）人格权的产生和发展

人格的概念发源于古代罗马法，但仅指民事主体。虽然在其后的发展中，罗马法关于保护生命、身体、名誉等具体人格利益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人格权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但其并未提炼出人格权的理论。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平等自由理念的影响，在法典中将人法独立成编，但却未对人格权进行具体规定，因为其立法者认为“生命、自由、尊严”等的人固有伦理要素比权利的重要性更高，因此不能规定为与物权、债权等同等的“权利”。在德国，萨维尼认为人格权不应规定于法律中的论断引发了学者们对是否承认人格权的讨论。但由于萨维尼的观点在当时的德国处于统治地位，《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亦受其影响，认为权利不能控制人或者其自身，因此在《德国民法典》中，只以列举方式对公民的姓名权等具体的人格利益进行保护。可见，德国民法典并未将人格利益视作为一种“权利”。1907年制定的《瑞士民法典》第28条第1项规定，为了对遭受不法侵害的人格进行保护，受害者可以诉至法院。其后的《瑞士债务法》第49条进一步规定，行为人因过失侵害他人人格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及加害人过失重大的，应支付抚慰金。这是首次在法典中提出对人格权的全面保护。

（二）一般人格权的产生和发展

《瑞士民法典》尽管对自然人的人格权进行概括保护，但却未抽象出一般人格权的观点，一般人格权的确立与完善是在二战后的德国完成的。二战以前，《德国民法典》通过对列举具体人格利益来保护人格权，但此种保护方式固有的不周延性无法应对随着社会生活日益丰富而愈发凸显的人格利益保护需求。二战以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以“读者来信案”这一司法判例提出了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在该案中，法院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中规定的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发展等基本权利引入民法，“并将之等同于第823条第1款所指的‘其他权利”’，从而确立了一般人格权概念进而弥补德国侵权法将侵权行为的客体限定为类型化权利的弊端。随后的“骑士案”、“录音案”、“索拉雅”案等司法判例逐步发展了一般人格权制度，使之成为德国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制度。

综上，一般人格权制度在德国产生并发展，随着一般人格权的产生，现代法上的人格权制度正式建立。但迄今为止，德国并未通过立法规定一般人格权，该概念与制度仍然仅存在于其司法实践中。

三、一般人格权的性质

在一般人格权的理论演进过程中，无论是域外学者还是我国学者对一般人格权都缺乏统一的界定，一般人格权内涵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学界对于一般人格权的性质有着诸多争议。本文将围绕着一般人格权的权利属性、权利层阶等问题对相关学说进行梳理。

（一）一般人格权的权利属性之辩

有学者认为一般人格权并非一项权利，主张一般人格权是一种人格关系、是一种法益说或者是人格权法律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1.人格关系说

《瑞士债务法》第49条第1项规定，行为人因过失侵害他人人格关系因承担赔偿责任，德国学者冯・卡尔莫勒等据此主张一般人格权的性质是一般的人格关系。我国台湾学者施启杨也认为一般人格权的性质与其他权利不同，其体现的是一种人格关系。举例而言，“婚外情”难以确定具体侵犯何种权利，毋宁将通奸视为对“婚姻关系”的破坏，侵害了配偶双方的人格关系。

但若将一般人格权视为一般的人格关系，对于人格关系的界定难以把握，也不利于人格权法律保护体系的建构。并且我国现有民法上对此种人格关系的保护不足，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其保护范围包括权利和利益。那么，按照一般人格关系的说法，一般人格权无法归入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畴。

2.法益说

德国学者迪特尔・施瓦布认为，一般人格权保护的利益相对于其他利益，其受保护的范围较广，任何因故意或过失对其保护的利益造成的损害均为违法。国内学者李岩、熊僭龙持类似观点，认为一般人格权虽然被称为权利，但实际上是法益在立法上的特殊表达方式。

但如果将一般人格权归结为法益，与人格权、具体人格权的保护对象：人格利益如何区分，这在司法实践中无疑是一个难题。如果无法细致的区分，将法益与利益混同在一起，无异于否弃了一般人格权。并且也难以界定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的关系，所以将一般人格权定性为法益难以自圆其说。

3.基本原则说

也有学者认为一般人格权是人格权法体系中的一项原则，如同契约自由之于《合同法》，所有权绝对之于《物权法》，过错责任原则之于《侵权责任法》。在该学说下，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之间关系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那样，抽象与具体、特殊与一般等，而是一般人格权更多地渗透在一个具体人格权里面，共同构成了整个人格权体系。但若将一般人格权视为原则，其含义不清，一个名词不能构成一项原则，尚需要再定义，且与我国的民法传统不符。

综上，一般人格权应作为一项权利。但从上文的理论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出，一般人格权并不是从民法典体系内部产生的，因此对一般人格权性质的定位应进一步明确一般人格权是一项“宪法上的权利”还是“民法上的权利”。

（二）一般人格权的权利位阶

1.个人基本权利说

该学说认为一般人格权为个人的基本权利。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胡伯曼（Hubmann）认为，一般人格权不同于人格权本身或各项具体人格权。他认为一般人格权包括发展和保护个人人格的权利以及捍卫个人独立性的权利。这三种权利分别受公法、私法等法律的保护并共同组成了一般人格权。卡尔摩斯认为，一般人格权是从宪法中解释出来的应为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

2.宪法性权利说

有的学者把一般人格权是属于宪法上的权利，其主要目的可能在于强调人格权属于基本权利，具有不可剥夺性。规定于民法可能会使其因民法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宪法因其基本大法地位可能有效防止这一点。但此问题是可以在民法内部予以解决，在宪法中的人格权是一种基本权利，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则是将宪法上应予保护的权利转化为民事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一般人格权是宪法价值民法化的工具，是一项民法上的权利。

（三）作为民法上权利的一般人格权的性质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一般人格权是一项民法上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对于一般人格权的性质有以下学说。

1.渊源权说

该学说认为一般人格权是各种具体人格权的起源。德国学者艾纳瑟鲁斯认为，一般人格权先于具体人格权而产生，由其蕴藏的价值引导出各项具体人格权，而通过对一般人格权内涵的深入剖析还能产生某些新的具体人格权，并以此持续扩充具体人格权的保护范围。

2.概括性权利说

此学说认为一般人格权是一种具有概括性的权利。德国著名民法学家、法哲学家卡尔・拉伦茨认为，一般人格权能够保护现在和将来的所有人格利益。一般人格权作为概括性的权利，保护范围非常广泛，在内容上难以一一列举、也无法予以明确。法官的任务则是以社会价值观念为判断标准将一般人格权予以具体化并明确其保护边界。我国学者王利明、魏振瀛等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一般人格权具有概括和决定具体人格权的功能。

3.补充权利说

该学说侧重于一般人格权的功能，主张其是为弥补具体人格权保护的不足而产生的。一般人格权具有独立的调整范围，对具体人格权没有规定的一般人格利益进行概括、补充。这就意味着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的关系仅仅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一般人格权相当于人格利益保护的兜底条款，保护具体人格权所没有保护的人格利益。在具体的案件中，当法律对该人格利益有明文规定时，适用该具体人格权的规定；当法律未明确规定时，适用一般人格权对具体人格权进行补充。

4.框架权说（一般条款说）

该学说是在德国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认为一般人格权是框架性权利，其内容囊括了一切人格利益。框架权在性质上是一种权利，但却不具备绝对权的效果。德国法上之所以设计这一特殊的概念，是因为德国侵权行为法把侵权客体限定在列举的类型化权利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格利益无法纳入德国法设定的侵权行为客体中。为了保护法律未规定的人格利益，德国通过司法判例确定了一般人格权，并赋予它框架权的属性。一方面一般人格权具有权利之名，因此可以纳入侵权行为客体中的“其他权利”中。另一方面，一般人格权与其他具体人格权有着极大区别。首先，一般人格权的内容和客体具有不确定性，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其次，一般人格权也不具有绝对权的效力，并不能原则上排除他人的一切侵害，需要法官的利益衡量。因此，作为框架权的一般人格权不是权利，因其不具备明确的权利客体，其内容具有不确定性，实质上是为弥补具体人格权封闭性的不足而出现的一般法律条款。

因此，一般人格权实质上相当于保护人格利益的一般条款，其作用在于使具体人格权之外的其他人格利益具有请求权基础。至于如何保护一般人格权却并非由立法规定，而是由法官在个案中具体裁量。因此，将一般人格权定位为框架权是将人格权保护的立法规范模式和司法裁量模式结合起来，这在我国当前法官精英化的趋势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而且也可以很好地理清与具体人格权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可以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

综上所述，一般人格权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对其定义难以作出明确界定，但却不影响我们对其的进一步认识。一般人格权根源于宪法，却是一项民法上的权利。其本质就是框架权，即一般条款，一般人格权将具体人格权包含在内，具体人格权仅仅是一般人格权的一个片段或者特别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