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走扶贫“新三座大山”

新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与以往有所不同，农民的诉求也有所不同。处在社会末端、处在孤立无援的边缘、处在独自却不能独立的生产环节、处在空有政策不见落实的现状下，让贫困中的农民徘徊在无法也无力摆脱贫困桎梏的境地中。

一、体制内行政体系扶贫的弊端大于扶贫成效

体制内扶贫由上至下，由官员至官员，由政策至政策，最后一道扶贫措施就是行政官员一拍脑门，上项目，发牛羊，发种子，发种苗，随后就是官员高升，项目轮回置换――牛羊被宰吃肉，树木砍伐烧柴……贫困户还是贫困户，扶贫不脱贫周而复始。

有些扶贫资金是僧多粥少，雁过拔毛，到了贫困户那里也不知道发给他们的这点物，这点钱是干什么用的，贫困农户也是多一分不多，多一物不嫌，不问来源不问出处，能解今天之困就万分欣慰了。可贫困家庭与贫困群体哪里知道，国家的扶贫资金不是这么使用的，更不是这一点点钱与物。这是最大弊端，也是造成国家扶贫资金跑、冒、滴、漏的主要原因。

二、扶贫要先准确地找到贫困成因才能“医治”到根本

一是贫困家庭的贫困成因若不深入了解与调研，是很难找准。同一个村，同门兄弟（分家后的亲兄弟）都贫困，却导致贫困的成因有着极大的不同；二是就算找到了贫困成因依然会给出错误的脱困方式方法，这是因为疏忽了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家庭成员的结构，他们家庭成员文化结构以及劳动力现状等等诸多因素。

什么叫扶贫攻坚？要攻克艰难，就得先找准贫困成因，再依据方方面面的因素制定出适合这个家庭、这个村落、这个片区的科学的脱贫、发展项目。有许多贫困家庭，你给任何一个项目都无法改变他们贫困现状，这就要我们继续找条件、找方法，或者这样的家庭就只能帮助他们全家办低保；或许帮助他们家解决一个较为稳定的就业就能让他们慢慢摆脱生活的困境，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把扶贫做到实处，才能让贫困人口逐步走出困境，否则就是年年扶贫年年贫。

三、乡村干部行政方式的扶贫是隔靴搔痒

乡村干部制约贫困农民摆脱贫困、影响扶贫资金的使用的因素很大，因为许多乡村干部长期对贫困农民的贫困习以为常，不觉得是问题。自身行政工作职责，让他们对贫困问题拿不出什么合理的科学的对策，可上级硬是要赶鸭子上架让他们做扶贫，最后给出的扶贫措施既不科学也不切合实际。可真正能解决贫困问题的专业人士又集中在大城市，在偏远地区足迹少得可怜，偶尔“献身”也是走马观花，不能切实有效地给出科学、合理的脱贫致富方案，这就极大地影响了扶贫成效。

四、国家扶贫资金要高效使用必须采取购买第三方服务的形式

要化解扶贫之困，国家要采取向第三方购买服务（扶贫项目、脱贫措施等服务）。这样做有几大好处，一是可以阻断国家扶贫资金层层被截留的问题；二是扶贫方案（脱贫措施与发展项目）才能命中贫困靶心；三是才能起到“扶一辐三”（扶持一户，辐射、带动三户，逐步扩大带动全村或者整个区域的效应，如山东寿光三元朱村的大棚蔬菜）的收效。

国家购买第三方服务，其实还有另一大利好，这就是激活涉农科研机构积极参与“三农”发展的一项最为有效的策略。还有就是向非政府组织购买扶贫服务，这样会更加有效的使用扶贫资金。政府部门只组织验收、评估（成效）小组验收，验收评估达标后再全额支付经费。

五、目前出现在农村的新“三座大山”又让脱贫后农民一夜返贫

一、大病。尽管农民已经有了合作医疗，但是由于农民先期支付治疗费和报销方式、报销比例等因素，让农民大病后一夜全家债台高筑，一夜就变得一贫如洗。

二、大学。大学学费年年攀升，种地的农民年收入多年不变，盈余勉强维持生计，当子女考上大学后，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又把许多农民家庭从温饱线上打回到赤贫。

三、大龄（包括失去劳动能力的高龄老人）。如今许多农村适婚年龄的男性村民的婚姻，就是钱财的大比拼，动辄十多万二十几万，有的甚至达四五十万。这让许多农民不得不回到“解放前”。此外，农村老人养老越来越困扰许多农民子女，原本指望儿女们大学毕业工作后就可以解除家庭的困境，谁知就业难，就业后面临在城市的住房，男孩子接着谈婚论嫁……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农民父母没有半点喘息的时候，也让这些农民父母无力回天，就只剩与贫困作伴。

新“三座大山”，是我这些年在帮扶过程中，所走过的十多个省，上万个村社，与数万农民接触、交流后总结归纳而成。我给定名为“新三座大山”的原因是，依靠一家一户农民是无力搬动，也无法摆脱的。每一项都是无法回避，只有面对，但却又无能为力，多数只有苦撑、苦熬和哭泣……只有眼睁睁再次陷入贫困生活的境地。

这新的“三座大山”也是当下让农民返贫的三大主因，也是扶贫中遇到最为棘手的问题，单单依靠扶贫是很难化解这三大问题。这就还需要国家各项政策的落实与进一步修订。

综上所述，当前扶贫不但需要国家扶贫政策的调整，还需要扶贫方式的创新。还有，地方政府涉农官员真作为的问题，只要这些干部把百分之一的心思与精力用在这些贫困家庭上，这些贫困问题也基本就不成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