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扫盲标兵”

1950年10月，我从四川蓬溪县警卫营八连调到西南军区公安后勤部给范惠部长当警卫员。他中等个儿，慈眉善目，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衣着朴素，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他十分亲切地问：“我请你到我家里来帮帮忙行不行啊？”

我恭恭敬敬地回答：“我怕做不好工作，请首长多批评。”

他说：“我那里要说事情多，有时真多，但有时，也没有多少事情。”

我忙说：“首长，我一定好好工作。”

刚到首长家工作时，只是搞卫生，帮助整理书籍、报纸、文件、内参，做些家务杂事。为他做好保卫工作。

首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关心，哪家有了灾难，总是从自己的津贴中拿钱资助。有一次，我家遭水灾，洪水把一亩稻谷冲走了，我准备把不多的积蓄都寄回去。这消息不知是谁告诉了首长，他特意叫管理科长从他的津贴中拿出40元钱给我，让我寄回家。家里不但渡过了灾荒，还用剩余的钱买了一头耕牛。

我很感激地对他说：“首长，感谢你对我的关怀。”

他说：“你不用感谢我，你有困难，我们应该帮助你，这些钱是人民给我的，你应该感谢人民。我们是战友，你在这里工作，有困难，我们大家应该互相帮助。”

1952年，我随部队参加大西南剿匪战斗，一边支援地方，一边开展扫盲运动。

当时，部队推行“速成识字法”，一共2300个字，要求14天学会。我出身农村贫苦家庭，深知没文化的苦，于是不分昼夜地刻苦学习，提前两天完成了任务，被后勤部评为“扫盲标兵”。为了巩固学习成果，要求每个战士从写信、记事入手，每天练习写一篇作文，还将好作文逐级上报，给予讲评、发表等鼓励。

初秋的一天，我完成了第一篇作文，只有300多字，写了3件事。第二天清晨，就高兴地交给了首长。下班后，首长把作业交给我，只见上面批了5个字：“没写好，重写。”我又写了大半夜，连标点符号在内不到500字，满以为可以了，可首长指着作文进一步开导：“一篇文章最好写一件事，写深写透就行了，你能写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不要轻易放弃。”这下，我豁然开窍，一夜时间就写成了《转椅的控诉》。首长把这篇上千字的作文逐字逐句地看了又看，最后改了几个错别字，又叫我重抄一遍，然后报到西南军区公安政治部文化科，稿子投到《人民战士》报。1953年2月14日，《转椅的控诉》发表了。西南军区公安司令部授予我“学文化模范”的光荣称号。

不久，我进了部队办的速成中学，学习《为人民服务》、《白求恩》、《愚公移山》、《可爱的中国》等文章。两年学习期满，我被调到中国人民汽车第十九团七连任文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7月，复员返乡，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镇综治办主任直至退休。

往事悠悠，人生匆匆。转眼52年过去了，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从一个不懂事的穷苦孩子，成长为人民的公仆。

我想起一首诗中写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难忘首长对我的关爱和培养，犹如点点春雨滋润着我的心灵，让我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