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北京纽约高物价比才是负责任

幸福的关键在于比较。我们没办法和欧洲比社会福利，但可以与其比国债安全；我们没办法和非洲比自然环境，但可以和他们比经济增长；我们没办法和美国比人均收入，但可以和他们比物价水平。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一条中美物价对比的网贴，似乎对此提出了挑战。

这条据说被广为转载的网贴提到：在中国，吃一次肯德基30元，下馆子最少100元，买条Levi's牛仔裤400元，买辆车最少30000元（夏利）；在美国，吃一次肯德基4美元，下馆子40美元，买条Levi's牛仔裤40美元，买辆车最多30000美元（宝马）。

曾几何时，人们心目中的幸福生活是“在美国赚钱，在中国消费”，但如果上述网贴的物价对比当真，那我们岂不与幸福背道而驰，成了“在中国赚钱，在美国消费”？

当然，小小的网贴并不能说明什么，但它背后，却是一份关于北京和纽约物价比较的调查报告。一个月前，美国美世咨询公司公布了2011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从衣食住行、家庭用品、娱乐教育等各方面，对全球214个城市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北京生活成本排名已高过纽约，位于全球第20位。

北京、纽约的物价高低之争，颇为热闹，就连《人民日报》也在前几天发表了《北京物价真比纽约高吗？》一文，对两国物价进行分析。文章的作者认为，和纽约相比，北京的国外品牌特别是高档消费品确实贵得离谱，但公共交通和涉及人工、知识产权的商品和服务，纽约却贵很多。同时，文章指出，不能把两地之间的物价做简单对比，而要看到两国税制不同造成的差距。

谈到税制，两国之间的差异的确很大，而且这种差异对物价也产生了实质的影响。

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40%来自所得税。以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为例，当年其财政收入共2.57万亿美元，其中个人所得税1.16万亿美元（占比45%），社会保障税8700亿美元（占比34%），公司所得税3700亿（占比14%），而其他税种共计1650亿美元（占比7%，其中包括对汽油、香烟和酒精饮料征收的消费税，也包括不动产税和关税之类的小税种）。

有人常说，美国商品价格是不含税的，消费者购买商品时需要额外支付商品标价3%~9%的消费税。消费税主要是由美国州（地方）政府收取，全年地方政府的消费税总额约为400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2万亿美元）的20%。

可以看出，美国联邦和地方财政收入中，消费税合计不到5000亿美元，占全部财政收入的10%；地方政府每年收取的所得税约2800亿美元，加上联邦政府收取的1.53万亿美元，合计约1.8万亿美元，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0%。

中国政府则主要对消费环节征税。同样是2007年，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中税收总额为4.56万亿元，其中增值税、消费税总额为1.82万亿元，约占税收总额的40%，而个人和公司所得税占比仅为26%。在过去两年中，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占全国税收的比重，也保持这种水平。

同样是40%的税源，美国政府取自公司和个人所得，中国取自商品流通环节。如果把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各比喻成一个人的话，美国人是把钱赚进口袋，再分出一部分给政府，消费时就不用交税或只交很少的税；中国人却相反，每进行一次消费就要交钱给政府，而最终所得形成的财富却不交多少税。

这便是很多中国商品不比美国便宜的原因（加关税的进口商品就更是了）。除了税率，还有垄断成本、流通成本、人工成本等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到商品的价格，所以，中美商品价格的比较，有高有低，无法一概而论。但是，垄断程度越高、税务部门盯得越紧的商品，其价格就越容易比美国高。

那些低价的商品和服务也有规律，比如北京便宜的交通费和人工服务费。前者是由于北京市政府给予了大量的财政补贴，其本质上是一个赔钱的买卖，无法真实反映价格因素，反而带来糟糕的服务；后者是由于人工成本便宜，劳动者赚钱太少，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消费税和增值税附着在商品之上，成为打入价格中的楔子。这种方式给税务局带来方便，但消费者却要为此承担额外的高价，经济学研究表明，对一种物品征税会使该物品的市场规模缩小，现行的税制是对所有商品征税，结果是导致内需总量缩小，这是经济结构向“拉动内需”转型的障碍。

税收是人们为文明社会付出的必要代价，不管什么税制，最终还是从老百姓口袋里拿钱。以所得税、财产税为主的“直接税”，是根据财富分配的结果向人们要钱；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主的“间接税”，是通过对商品的加价向人们要钱；但前者比后者更有利于均衡财富、刺激消费。

所以，如果能以“直接税”代替“间接税”、以“所得税、财产税”替代“增值税和消费税”，那么，物价可降、内需可增、贫富悬殊可缓解，当前社会的诸多矛盾都可迎刃而解。因此，当权者应该正视高物价的现实，进而大胆寻求改革之道，这比一味强调“公交价格纽约是北京10倍”，要负责任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