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眼黄花话重阳

秋风劲，黄。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农历每年九月初九日为“重阳”节。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与钟繇书》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可知俗重“重阳”的原因在于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阳相重，故名重阳。

重阳节大概萌芽于汉代。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载：戚夫人侍儿贾佩兰称说，她在汉宫内时，“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酒，令人长寿。”可见重阳节渊源有自，其俗甚古。魏晋南北朝时，歌咏“重九”的诗篇甚多。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序就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梁庾肩吾《侍宴九日诗》：“献寿重阳节，回銮上苑中。”重阳节已正式成为三秋节令。

魏晋以来，重阳节习俗，主要有登高、插茱萸、赏菊、食糕等项民俗活动。

一、登高

重阳登高，出自一则神奇的传说。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注引南朝梁人吴均《续齐谐记》云：“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南当有大灾戹（è，灾难），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荆楚岁时记》的注家之一，隋朝杜公瞻说：“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续齐谐记》的这则传说，实际解释了重阳节登高、佩茱萸、饮酒三项民俗活动的来源。此处，先讨论重阳登高一项。费长房，东汉汝南人，曾为市掾，从壶公学道不成，持符而归。相传其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又善变化捉妖，一日之间，人见其在千里之外者数处；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二《方术列传下·费长房传》。附会在费长房名下的这则传说，说明东汉后已有重九登高免灾之俗。重九，今人看来谐“久久”之音，是个吉祥日子。为什么古人认为重九有灾戹呢？原来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一三五七九为阳，二四六八为阴；九为阳数之极，也称作老阳。由一数至九，就到了尽头而又得回归一，所以清人俞樾《茶香室续钞》卷七“逢九为灾年”条说：“九为老阳，阳极必变。”而“九”在卦卜数术中，是代表由盈而亏，由盛转衰的不吉数字。清人董含《蓴乡赘笔》：“今人逢九，云是年必多灾殃。”而九九更是大大不吉，必定有灾戹降临，这就是《续齐谐记》这则传说的思想背景。

为什么登高可以避灾戹呢？《礼记·月令》说，仲夏五月“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即，是月乃阳气极盛，阴气欲起，阴阳相争，生死判分之时。因此，“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因为高为阳，低为阴；明为阳，暗为阴。居高明，升山陵，处台榭， “顺阳气在上也”（郑玄注），则收祓禳、净化、避灾的功效。

其实，今天从科学角度分析，九月秋高气爽，登高远眺，也是一项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户外运动，自然可以祛病免灾。

魏晋南北朝重九登高既有登山，又有登台榭、高馆。如东晋孟嘉登龙山，南朝宋武帝刘裕游项羽戏马台，南齐高祖九月九日登商颷馆。

隋朝以来登高一般只在高处即可，登山之举越来越少。《荆楚岁时记》注引隋杜公瞻曰：“近代皆宴设于台榭。”《东京梦华录》记北宋开封重阳节，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聚。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京师谓重阳为九月九。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士提壶携榼（kē，古时盛酒的器皿），出郭登高。南则在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城等处，远者西山八刹等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清顾禄撰《清嘉录》记苏州重阳节，“登高，旧俗在吴山治平寺中，牵牛赌彩，为摊钱之戏。今吴山顶机王殿，犹有鼓乐酬神喧阗日夕者。或借登高之名，遨游虎阜，箫鼓画船，更深乃返。”傅崇榘编《成都通览》记清末成都人“九月初九日，重阳登高，到望江楼或城内之鼓楼蒸酒” 。但是居住在平原地区的人们无处登高，只有携酒平原快饮。清嘉庆二十年刻本《温江县志》就记载：“九月九日为‘重阳节’。邑无高山大阜可供登眺，豪兴者第携酒平原快饮而已。”

二、插茱萸

茱萸主要有二种：一种是芸香科的食茱萸，其中一类产于吴地（今江浙一带）的食茱萸，质量最好，因而名叫吴茱萸；另一种是山茱萸科的山茱萸。食茱萸果实为裂果，红色，味辛香，供食用，又名“欓子”，种子黑色。山茱萸，核果红色，甘酸，果肉供药用，不供食用。

古代民俗相传，茱萸不但具治寒驱毒的药效，而且有增年益寿、辟邪去灾的功能。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卷四《种茱萸》引《淮南万毕术》曰：“井上宜种茱萸；茱萸叶落水井中，饮此水者，无瘟病。”又曰：“悬茱萸子于屋内，鬼畏不入也。”引《杂五行书》曰：“舍东种白杨、茱萸三根，增年益寿，除患害也。”

晋周处《风土记》曰：“俗尚九月九日，谓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成熟，气烈色赤，争折其房以插头，云辟除恶气而御初寒。”重阳成熟的茱萸具有如此神奇的驱邪效用，人们自然会对它另眼相看，将茱萸称作“辟邪翁”。

在重阳节这天，人们用茱萸来驱邪求吉，常有插茱萸、佩茱萸、看茱萸、嗅茱萸、饮茱萸酒等习俗。

插茱萸，即将茱萸插在鬓发上。清康熙时人陈淏子辑《花镜》卷三《花木类考·茱萸》称：“九月九日，折茱萸戴首，可辟恶气，除鬼魅。”这应是很古老的信仰民俗。唐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李白《宣城九日》诗：“九日茱萸熟，插鬓伤早白。”宋苏辙《九日三首》：“茱萸谩辟恶，麯蘖助和脾。” 宋朱熹《水调歌头》：“尘世难逢一笑，况有紫萸黄菊，堪插满头归。”宋无名氏《失调名》：“手撚茱萸簪髻，一枝聊记重阳。”宋元以后，插茱萸的习俗逐渐稀少。

佩茱萸，即用红色的布囊盛茱萸的茎、叶或籽，系在手臂上。《西京杂记》说贾佩兰于九月九日佩茱萸。《续齐谐记》载“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宋严有翼《艺苑雌黄》：“九月九日作绛囊，佩茱萸。或谓其事始于桓景。”桓景见前引《续齐谐记》。佩茱萸之俗，可能始于六朝时期。唐孙棨撰《北里志》云：“九月九日，为丝茱萸囊，戴之。”唐宋诗词中也有佩戴茱萸的佳句，如孟浩然《九日得新字》：“茱萸正可佩，折取寄情亲。”宋郭子正《失调名》词：“清晓开庭，茱萸初佩。”宋张仲殊《失调名》词：“戏马风流，佩茱萸时节。”佩戴茱萸也传至后世，如清道光九年刻本《新津县志》：“九月九日登高，佩茱萸囊，饮黄花酒。”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犍为县志》：“九月‘重阳’，饮黄花酒，佩茱萸以登高。”

看茱萸、嗅茱萸，即观赏茱萸。杜甫曾于九月九日寓蓝田崔氏庄，与故人同饮，醉玩茱萸，不能释手。有诗曰：“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宋无名氏《失调名》词：“插黄花、对尊前，且看茱萸好。”苏轼《明日重九》诗：“人间此会论今古，细看茱萸感叹长。” 宋詹克爱《失调名》词：“后会不知谁健，茱萸莫厌重看。”唐末五代《提要录》云：“九月九日，摘茱萸闻嗅，通关辟恶。”所以，重阳节人们也常嗅茱萸，以防疫避邪。宋代苏轼《醉蓬莱》词云：“此会应须烂醉，仍把紫菊茱萸，细看重嗅。” 黄庭坚《失调名》词：“直须把、茱萸遍插，看满座、细嗅清香。”看苏、黄二公重嗅、细嗅茱萸的神态，真是陶醉其中啊！

饮茱萸酒。从唐代开始，以茱萸泛酒而饮之风兴起。孙思邈《千金月令》说重阳日饮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唐权德舆《九日北楼宴集》诗：“风吟蟋蟀寒偏急，酒泛茱萸晚易醺。”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提要录》云：“北人九月九日以茱萸研酒，洒门户间辟恶，亦有入盐少许而饮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一九粒，以酒咽者，大能辟恶。” 宋王诜《失调名·九日》词：“带了黄花，强饮茱萸酒。”黄庭坚《清平乐》：“萸粉菊英浮盌醑。报答风光有处。”《梦粱录》卷五《九月重九》：“今世人以、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消阳九之厄。”重阳节饮茱萸的习俗一至延续至明、清。清同治六年刻本四川《巴县志》：“九月九日为重阳节，佩绛囊，簪菊登高，饮茱萸酒。”同治十三年刻本《彰明县志》：“九月九日，饮茱萸、菊酒，提榼登高。”光绪元年刊《重修长寿县志》：“九月九日登高，食重阳糕，饮茱萸酒。”至民国年间，四川方志中记载重阳节俗，就只见饮酒，而无饮茱萸酒了。

三、赏菊

是中国十大名花（兰花，梅花，牡丹，荷花，，月季，桂花，杜鹃花，水仙花和茶花）之一，在中国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有一定的食用价值，《楚辞》多次提到食，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九章·惜诵》）。《神农本草经》卷一说：“鞠华（），味苦平。主（治）：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一名节华。生川泽，及田野。”因在九月开放，因此九月又被称为“菊月”。独立寒秋的，在古人眼里有着不寻常的文化意义。被称为长寿花、延龄客，既赏心悦目，又能治病疗疾，于是赏菊、采菊、食菊、佩菊、饮酒，成为重阳节人们喜爱的活动。坡诗云：“开时即重阳”。不仅是九月的标志，也是重阳节的象征，重阳节又称为节。

重阳赏菊，宋代记载尤多。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卷八《重阳》：“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金铃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酒家皆以缚成洞户。”吴自牧著《梦粱录》卷五《九月重九附》：“年例，禁中与贵家皆此日赏菊，士庶之家，亦市一二株玩赏。其菊有七八十种，且香而耐久，择其尤者言之，白黄色蕊若莲房者，名曰‘万龄菊’；粉红色者名曰‘桃花菊’；白而檀心者名曰‘木香菊’；纯白且大者名曰‘喜容菊’；黄色而圆名曰‘金铃菊’；白而大心黄者名曰‘金盏银台菊’：数本最为可爱。”周密著《武林旧事》卷三《重九》：“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瑞殿分列万菊，灿然眩眼，且点菊灯，略如元夕。内人乐部，亦有随花赏，如前赏花例。盖赏灯之宴，权舆于此，自是日盛矣。”

宋代以后，人们依然传承着重阳赏菊的习俗。从元曲家卢挚《沉醉东风·重九》中“题红叶清流御沟，赏黄花人醉歌楼”（任中敏编《元曲三百首》）的佳句，可以想象元代重阳节士大夫“赏黄花人醉歌楼”的情景。

明刘若愚《明宫史》记明朝皇宫中过重阳节，说：“御前进安。自初一日起，吃花糕。宫眷内臣自初四日换穿罗重阳景补子蟒衣。九日‘重阳节’，驾幸万寿山或兔儿山、旋磨台登高。吃迎霜麻辣兔、酒。”

清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记：过去北京俗称为“九花”（以九月可开），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置于广厦之中，高低错落，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另有四面堆积成塔形者，曰九花塔。《清嘉录》讲苏州人喜欢瓶插供欣赏，还将千百盆堆叠成“山”。

除了赏菊之外，还有簪菊的习俗。唐末《辇下岁时记》载：“九日，宫掖间争插，民俗尤甚。”杜牧诗云：“尘世难逢开口笑，须插满头归。”又云：“九日黄花插满头”。宋晏几道词云：“兰佩紫，菊簪黄。” 司马光《九日赠梅圣俞瑟姬歌》云：“不肯那钱买珠翠，任教堆插阶前菊。”坡《次韵苏伯固主簿重九》诗云：“髻重不嫌黄菊满，手香新喜绿橙搓。”簪菊之俗一直传至明清。

重阳饮酒也是传统的风俗。酒的酿制法，各个时代略有差异。《西京杂记》说：“饮酒，令人长寿，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酒。”宋王怀隐等撰《太平圣惠方》云：“治头风，用九月九日暴乾，取家糯米一斗蒸熟，用五两末，常酝法，多用细面麴炒熟，即压之去滓。每煖一小盏服之。”九月九日所酿的酒在古代被视为延年益寿的长命酒。晋陶潜《九日作并序》：“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唐郭元振《子夜四时歌六首·秋歌二首》之二说：“辟恶茱萸囊，延年酒。”

清代以来，四川人过重阳节，除饮酒之外，还流行家家酿造“重阳酒”的习俗。如：同治十二年刻本《重修成都县志》：“九月九日，人家酿酒，谓之‘重阳酒’。”道光六年刻本《綦江县志》：“九月九日为‘重阳节’，间有簪菊登高，饮茱萸酒者。是日造酒，谓之‘重阳酒’，备来岁需。制咂酒者亦如之。”嘉庆二十年刻本《温江县志》：“（重阳）节前后十日，比户造酒，呼为‘重阳酒’备来年之需。”清光绪十二年刻本《增修灌县志》：“九月九日，人多酿酒，谓之‘重阳酒’，可以久留。”嘉庆二十三年刻本《邛州直隶州志》：“九月九日，少登高者。田家多于此日酿酒，谓之‘重阳酒’。”道光二十年刻本《江油县志》：“田家于是日（九月九日）酿酒，曰‘重阳酒’，隔年宴客以为美。”嘉庆十八年刻本《峨眉县志》：“九月重阳，饮黄花酒，佩茱萸以登高。家家造酒，谓之‘重阳酒’。”家家造酒，造的什么酒？嘉庆十七年刻本《南溪县志》：“九月九日为‘重阳节’。是日登高，邑人士间有行之者。各以糯米酿酒，备来岁需，谓之‘重阳酒’。”1983年铅印本《武阳镇志》载：新中国成立后，传统重阳节民俗事象中，“唯有农村蒸‘重阳酒’（醪糟）还较普遍。”可见，过去所谓家家造的“重阳酒”，就是米酒，四川人叫“蒸醪糟”。

四、吃重阳糕

重阳节吃糕的习俗在汉代即已出现，当时称为“饵”，《西京杂记》最早提到九月九日食蓬饵。隋著作郎杜台卿撰《玉烛宝典》：“九日食饵者，其时黍稌（tú，稻子）并收，以黏米加（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周礼·笾人》曰：“羞笾之实，糗饵粉餈。”注云：“糗饵者，秬（jù，黑黍）米屑蒸之，加以枣豆之味，即今饵也。《方言》谓之糕，或谓之餈。”

《唐六典》膳部有节日食料，注云：“九月九日以麻葛为糕。”宋庞元英著《文昌杂录》云：“唐时岁时节物，九月九日则有茱萸酒、糕。”

在宋人描述都市生活和民间习俗的几部常见书籍中都有重阳吃糕的记载。《东京梦华录》载，都人于重九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遗送，上插剪彩小旗，掺饤果实，如石榴子、栗子黄、银杏、松子肉之类。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 。《梦粱录》载，重九之日，“都人店肆，以糖面蒸糕，上以猪羊肉鸭子为丝簇饤，插小彩旗，名曰‘重阳糕’。禁中閤分及贵家相为馈送。蜜煎局以五色米粉塐（塑）成狮蛮，以小彩旗簇之，下以熟栗子肉杵为细末，入麝香糖蜜和之，捏为饼糕小段，或如五色弹儿，皆入韵果糖霜，名之‘狮蛮栗糕’，供衬进酒，以应节序” 。《武林旧事》则谓，重九之日，南宋都城临安居民“各以菊糕为馈，以糖肉秫面杂糅为之，上缕肉丝鸭饼，缀以榴颗，标以彩旗。又作蛮王狮子于上，又糜栗为屑，合以蜂蜜，印花脱饼，以为果饵。又以苏子微渍梅卤，杂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颗，名曰‘春兰秋菊’” 。崔正言《和居人九日》诗：“老头未易见清香，折取萧萧满把黄。归去醵钱烦里社，买糕沽酒作重阳。”宋代“买糕沽酒作重阳”已成里社百姓约定的民俗。

重阳糕在明清以后又多称为“花糕”。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九月九日》云：“面饼种枣栗，其面星星然，曰花糕。糕肆标纸彩旗，曰花糕旗。父母家必迎女来食花糕，或不得迎，母则诟，女则怨诧，小妹则泣望其姊姨，亦曰女儿节。”重阳花糕成为都市、乡村的重阳节应节食品。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云：“京师重阳节花糕极胜。有油糖果炉作者，有发面累果蒸成者，有江米黄米捣成者，皆剪五色彩旗以为标帜。市人争买，供家堂，馈亲友。小儿辈又以酸枣捣糕，火炙脆枣，糖拌果干，线穿山楂，绕街卖之。有女之家，馈遗酒礼，归宁父母，又为女儿节云。”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当时的“花糕有二种：其一以糖面为之，中夹细果，两层三层不同，乃花糕之美者；其一蒸饼之上星星然缀以枣栗，乃糕之次者也。每届重阳，市肆间预为制造以供用” 。

清顾禄《清嘉录》卷九《九月·重阳糕夜作》记苏州食重阳糕后，织工夜作的情景：“居人食米粉五色糕，名重阳糕。自是以后，百工入夜操作，谓之做夜作。蔡云《吴歈》云：‘蒸出枣糕满店香，依然风雨古重阳。织工一饮登高酒，篝火鸣机夜作忙。’”

四川清代、民国地方志中也不乏九月九日“蒸糕，谓之重阳糕”、“食重阳糕”、“啖花糕”的记载。

饵，作为九月九日节令食品最初出现在《西京杂记》中，仅是祭祀食品，别无巫术功能。宋代，由于食重阳糕已成里社约定的民俗，民间取汉语 “糕”的谐音“高”，赋予“重阳糕”吉祥的象征意义。北宋吕原明《岁时杂记》记载，宋代民俗，“九月九日天欲明时，以片糕搭小儿头上，乳保（乳母）祝祷云：‘百事皆高’” 。

糕不仅谐音“高”，而且重阳糕上的诸种饰物也都有着各自的寓意。《岁时杂记》：“民间九日作糕，每糕上置小鹿子数枚，号曰食禄糕。”糕上置小鹿，称为食禄糕。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皇朝岁时杂记》：“二社（春社、秋社）、重阳尚食糕。而重阳为盛。大率以枣为之。或加以栗，亦有用肉者。有面糕黄，米糕，或为花糕。”糕上的枣、栗、狮子之类饰品，都是中国传统的祈福象征物。

江玉祥：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

作者 馆员、四川省民俗学会会长（执行）

张茜：四川旅游学院川菜发展研究中心（成都）

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