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忠戮》的悲剧意蕴

苏州派的主将李玉生活于明清交替的动荡时代有感于时代的风云变幻与震荡冲击，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多部历史剧，它们或直陈亡明史实，或托意历史故事，借以指斥天启朝的腐败，悲悼朱明败亡，歌颂舍身国难的英雄，抒写亡国之痛。翻看李玉的历史剧，就会被这股强烈的悲剧意蕴所感染。郑振铎先生对他的历史剧评价很高，他尤为激赏《千忠戮》，说：“玄玉的《千忠会》，才是真实的以万斛之泪写的，非身丁亡国之痛而才如玄玉者谁能做此!”(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69页)笔者欲从性格悲剧、悲剧气氛两方面对《干忠戮》的悲剧意蕴作简要的分析。

一、坚守忠义的性格悲剧

鲁迅先生曾说：“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因此塑造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理想人格，讴歌人的伦理美，积淀成为了中国文学中源远流长的艺术传统。《干忠戮》描写了一批忠臣节士，“忠”是他们性格的闪光点，但同时又是把他们推向死亡的催化剂。

方孝孺忠介耿直，一生都以忠义为准则。朱棣答应了姚广孝不杀方孝孺的请求，因为“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明史・列传第二十九》第4017页)，攻下南京后，他立即召见方孝孺，而孝孺却穿孝服、执杖上殿堂，且哭且骂，厉声指责朱棣的篡位夺权。他与朱棣针锋相对，字字如刺，针针见血。当朱棣令他起草禅位、登极诏书时，方孝孺坚决不从：

俺不是李家儿惯修降表，俺不是侍多君冯道羞包。俺不是射君钩管仲与齐伯，俺不是魏征易主佐唐朝。俺只是学龙逢黄泉含笑。纵有三台高爵，九锡荣褒，王封带砺，恩荫儿曹，也搏不得彤管一挥毫。凭着你千言万语，俺甘受着万剐千刀。(《李玉戏曲集》李玉著，陈古虞陈多马圣贵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36页，以下引文均据此本)

这些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的话表明了他的忠直耿介，可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而朱棣则不顾千古骂名将这个“读书种子”杀了，并灭其十族。方孝孺的悲剧是其忠介性情所致，他守住了内心的忠义，舍弃了宝贵的生命。

吴成学、牛景先对建文帝忠心耿耿，为保全建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双忠》一出中，二人削发为僧，扮成一僧一道模样，寻访建文帝。当张玉带兵追上的时候，他们为成就大义保全建文，便扮作建文帝和程济，痛斥“燕藩不道”，大骂张玉“助虐施”，最后双双自刎。作者借程济之口说出了对双忠的感慨与评价：“看血流衰草、血流衰草，骸骨暴荒郊。忠肝义胆，铁铮铮骂贼笑口刀。”程济舍弃骨肉，不避艰险，伴随建文帝流亡数十年而无怨无悔。当建文帝被叛臣严震直捕入囚车时，他不愿苟且偷生，冒死相劝，使严幡然醒悟，羞愧难当自杀而死。

朱光潜先生曾说：“悲剧之产生主要正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时的无能为力。”(《悲剧心理学》，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08页)《干忠戮》的冲突也正在于此，若朱棣没有叛逆僭越，这场悲剧或许不会上演，文人也会按儒家正统做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一旦这种关系逆反，他们便会“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所以方孝孺、吴成学、牛景先他们“做到了忠君爱国、舍生取义。他们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义无反顾地采取种种激烈的行为同奸权邪佞直接交锋，殊死斗争，决不苟且偷安，绝不心慈手软，而总是自觉主动地‘烈烈轰轰做一场’。”(《明清文人传奇》，郭英德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3页)他们对道义的坚守与奸人对道义的践踏形成尖锐对立、势难共存，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悲剧主人公超越了自己的生命，不再为生存而生存，而是为道义的延续而存在，达到人身毁灭道义相存结果，这是性格上的悲剧。方孝孺的被杀，吴成学、牛景先的惨死，史仲彬的被屠，都是性格悲剧的展示，悲剧冲突在这里外化为刚毅的性格与现实环境的激烈交锋，现实环境的强大使得英雄的陨落成为既定的事实，悲而怆的行动使读者的心灵得到了净化与提升。

二、凄惨壮烈的悲剧气氛

《干忠戮》通过营造一个又一个悲剧气氛来张扬它的悲剧精神。这些悲剧以设置凄、怨、悲、壮，通过强烈的矛盾和情感冲突产生动人的力量，使我们不禁陷入了对人生、命运的哲理思考，体会到永久的悲苦意味。

1　对命运骤变的无法把握

李玉是不仕清的明朝遗民，时事的风云变化使他满腔的悲愤只能利用戏剧的方式表达出来，因而这部《千忠戮》融合着作者的个人感情和对时事的思考，意在“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

《千忠戮》透露出对命运的质疑与无可奈何的认可，剧中的建文帝已不只是失位君主的形象，而是沦亡故国的象征，他的流离、痛苦与悲哀含蓄的表达出明朝遗民深沉强烈的亡国之痛。这与南明覆灭之后大批遗民的思想感情是十分合拍的。《惨睹》一出，建文帝那脍炙人口的“八阳”，不是建文帝在唱，而是李玉在长歌当哭，字字带血，声声含泪，感天地而泣鬼神：

[倾杯玉芙蓉][生唱]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风凄雨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几句唱词包含了建文帝多少的慨叹与悲苦!从一个锦衣玉食的皇帝到一个被逼逃亡的僧人，命运在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即便一个皇帝也无法改变。抛开历史，一个皇帝在乱世中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那么同样是在乱世中忍饥挨饿、生命朝不保夕的平民便如一芥在中漂流的小船，其去向更无从所知，此刻建文帝的唱词又何尝不是众多人的悲歌呢?

2　悲凉环境的营造

郭英德先生说：“戏曲文学意境实质上是舞台形象自身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自觉的追求情景交融，是文人传奇作家的普遍创作倾向。清黄图口说：“情生于景，景生于情；情景相生，自成声律。”(《看山阁集闲笔・文学部。词曲》)情与景是分不开的，情的生发往往有环境作为映衬，而不同环境的形成，又往往伴随着情感的变化。《千忠戮》中这样的描写很多，如第十二出《庙遇》：

萧然四壁窗棂澈，冷风凄楚，雪花飞叠。古寺人声灭，空谷猿啼咽。

凄风冷雪的千山雪景，重燃起建文帝心中的亡国之痛：汹涌澎湃的忧国之情，同时也流溢于这狂风凛冽、炊烟绝少的暮雪冰封惨景。从凄惨的雪景联想到身世的遭遇，继而想到前途的渺茫和家国的忧患。这些景色的描写伴随着建文帝的心理变化及感受，真所谓“景随情至，情为景生，吐人所不能吐之情，描人所不能描之景。”(《看山阁集闲笔・文学部・词曲》)

《千忠戮》的结局不免陷入大团圆的俗套，但丝毫不能掩盖它的悲剧气氛，从朱棣的起兵靖难到忠良的相继被害，再到建文帝的被迫流亡，它的悲剧气氛越来越浓厚，到《双忠》达到了最高潮，既反映了正直文人对忠义的道德信守，又反映了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千忠戮》通篇整体意境既悲且壮，既透彻地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和反抗精神，又展现出无穷的悲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