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长治农村调查(二)

蹲点魏家庄

在小宋大队调查结束后，田家英还来到潞城县的魏家庄大队进行深入调研。

调查组把群众集中到大队部，对究竟是以大队核算好还是以小队核算好征求意见。社员们也说不到一处，吵吵嚷嚷谁也不服谁。有的说小队核算好；有的认为：“还是大队核算好。”还有的则主张把全村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给社员家作为口粮地，各种各的；一部分作为任务地，大家伙种，打下粮食出征购。大多数社员同意小队核算，一位老社员说:“现在的干劲，只能抵上1959年，还不如1956年、1957年那两年。”调查组问他：“怎样才能赶上那两年呢？”他答：“大队划小，小队分配。多劳多吃兑了现，肯定能赶上。”

魏家庄大队的基本核算单位应不应该下放？田家英听取了地方官的意见。

马如龙是当时潞城县委第一书记，这个人会写会说，敢做敢当，在晋东南地区很有名气。他是壶关县石坡村人，1958年任晋东南地委书记办公室主任时，趁下乡的机会回了一趟老家，看到村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很差，乡亲们又黑又瘦，饿得连举锄的力气都没有了，就说：“办不好就别办了，人都快饿死了，还吃那个食堂干什么？”他一句话就解散了石坡村的公共食堂。看到老县长说话了，壶关县一多半村的公共食堂就停办了，让社员回家小锅小灶自己做着吃。当时对办公共食堂提出的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八字方针，全国也一片“公共食堂好”的叫好声。看到马如龙解散了壶关的食堂，地委好多人就指责他。马如龙辩解：“说的是自愿参加，壶关的好多食堂是强迫参加，不是真正自愿参加。”地委常务副书记就抓住这句话，说马如龙在话前加了“不是真正”四个字，是篡改语录。到了1959年冬，中央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反击右倾歪风邪气”的运动，马如龙理所当然地也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销地委书记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下放到高平县米山公社当了个小主任。为救民饥渴而不惜断送个人的大好前程，壶关人民没有忘记马如龙。直到今天，他的名字还在太行山区传颂，连小孩子都知道有个马如龙。老百姓说：“咱心里头有数，他是救命恩人。要不是他解散了村里的食堂，好多人就饿死了。”

撤职降级并没有动摇马如龙的信念，他对当时一些极左做法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大炼钢铁太过分了，把老百姓家做饭的铁锅都拿去砸了，这真是胡闹啊！他还认为解放后从高级社到，社员们越过越穷，还不如单干时，农业社优越性不大。他甚至认为小队核算这条路也不好走，社员们在“集体地里养精神，自留地里打冲锋”，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地里打不出粮食，最后受骂的是干部，最终受害的是社员，不如包产到户省事。马如龙的一些看法和田家英不谋而合。11月20日上午，马如龙向田家英汇报工作，田家英饶有兴味地听着，边听边插话。

马如龙说：“浙江反映，有些地方没有干部去，生产搞得倒好些。我们搞些调查研究、提些政策、推广些经验就行了，不是去代替人家，你要代替人家一千人也不够。现在我们的机构是空前的，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没有这样。”

还说：“核算单位下放，河北比较坚决，这几年吃亏吃的大，因而是有道理的。李井泉同志讲，四川规模比较小，这几年他们占了便宜。生产大队不可太大，生产小队不可太小，大队大了就没有用处，太小了，干部就占那么多，也有问题。如果把核算单位下放，太小了不好。要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这个形势考虑进去。生产队下边不窝工，调得开，不要再搞‘三包一奖’，再搞就等于互助组的联合。”

又说：“这次分地和过去完全不一样，过去是分地主的土地，好就好，坏就坏，初级社也好，高级社也好，也关系不大，那是往一块合。现在是往出分，性质完全不一样，我们没经验，我们只有合的经验。工作要做得细一点，中央要求用5个月，就是从今年11月到明年3月，试点当然要早一点，供各地参考，但要细一点。下放核算单位，我是积极拥护，双手赞成。但工作量很大。县委各部门的人都要动起来，研究怎样做工作。明年至少上半年，县委要紧张工作，训练大队小队干部。我认为这件工作不简单。工作并不那么好做，要教育，不要代替。包也包不了，要加强思想性，加强研究。明年上半年，县委要为这个事情艰苦奋斗。”

马如龙汇报完，田家英很满意，当即问地委第一书记赵军：“像马如龙这样的县委书记，晋东南有几个？”他很欣赏马如龙敢说真话、为民请命的工作作风。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是官方的一种说法，晋东南的老百姓形象地把它叫做“下放到脚下”。脚是一个人的最底部，生产队也是国家机器中的最底层。老百姓的意思是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就相当于下放到一个人的脚下，再不能往下放了。“下放到脚下”这句话，是1961冬至1962年春晋东南的老百姓在地里、在炕头上、在饭场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长治县的小宋大队和潞城县的魏家庄大队都是山西省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田家英认为，小宋大队就宜于实行大队核算，而魏家庄大队不宜大队核算，更宜小队核算。与此同时，潞城县委派出的工作组也得出结论：魏家庄大队应该实行小队核算。到底什么样的村子应该大队核算，什么样的村子应该小队核算，由赵军任组长的晋东南地委核算单位下放工作组配合中央调查组，通过深入的摸底、研究，总结出实行大队核算的村子的五条标准：1. 生产队之间的经济联系非常密切，合而有利，分则不利。2. 群众自愿。3. 规模不大，一般地是不超过200户的一个小自然村。4. 干部领导强，管得好。5. 生产搞得不错。

1961年11月23日，魏家庄公社召开关于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小队的调查和试点汇报会，田家英也在会上讲了话。

2009年冬，笔者电话采访马如龙。那年他已87岁了，寓居太原。老人声音洪亮，身体还算硬朗。提起50年前田家英的长治之行，老人家唏嘘不已。他说那时候田家英就很有名气，大家都知道他是大知识分子。可没想到他是那样的虚心，那样的有礼节。11月20日上午，当他汇报完后，田家英站起来握着他的手说：“好！谢谢你，向你们学了不少知识。”23日在魏家庄大队试点汇报会上讲话时，田家英说的第一句话是“提出几个问题和大家交谈一下”。一个从身边下来的人，能和最底层的干部平等地交流，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架子，这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事，这是由自身的学识和修养决定的。

赵军晚年在回忆录中说，有一天他去魏家庄看田家英，田家英正在屋子里写毛笔字。中央调查组在晋东南住了一个月的时间，田家英是个有情义的人。两个月后，当赵军带领晋东南地区16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和长治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去北京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时，田家英还让秘书去会场上找他们，并用他的车把晋东南的同志们接到中南海的家里，他的夫人董边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田家英还抽出时间来，领着晋东南的同志们在中南海里转了一圈，参观了国家领导人的住处。20世纪80年代田家英的秘书来太原，还和赵军联系，赵军去宾馆看望了他。

问民老西沟

山西省晋东南平顺县西沟大队，早在1955年就是表彰的“勤俭办社，建设山区”的典范。这个村的李顺达、申纪兰是饮誉全国的劳动模范。一天上午，赵军陪同田家英来西沟调研。杨树培当时是平顺县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常年蹲点在西沟帮助工作，他就把西沟的情况向田家英作了汇报。田家英问：“这两年西沟饿死人了没有？”杨树培答：“西沟是山区，喂的羊多。没有粮食吃了，大队就杀羊，社员们每天能喝上一碗羊汤，没有饿死人。”田家英一行四五人又来到老西沟的三岔口，站在高高的山脊上放眼望去，满目皆绿，一片苍翠，一棵棵碗口粗的松树、柏树、苹果树在初冬的寒风里摇摆。在三岔口李顺达家曾住过的老院子里，正碰上宋金山从屋子里走出来。宋金山是老党员，也是从河南林县逃荒过来的。李顺达一家从三岔口搬到沙底栈后，这院子就卖给宋金山了。院子里有几块石头，田家英就和宋金山坐在石头上，问家里人都吃得饱吃不饱？问农村好不好？还问今年的收成行不行？李顺达、申纪兰都是老实人，不会说什么，一路上只是跟在后头走。田家英和宋金山说话时，他俩就站在旁边憨憨地笑。

一行人又返回到沙底栈李顺达家，李家临街的门楼上挂着一块匾，上书“劳动起家”四个字。这是解放初期平顺县县长任映仑题赠李顺达的。田家英抬起头来看了好半天，说：“这像个老秀才写的字。”李顺达的邻院是张买兴家，买兴的父母在院里坐着，田家英就走过去问好。买兴的老父亲那时年事已高，什么也听不见了。只有老母亲边听边点头。

过晌午的时候，田家英一行人来到平顺县城。当时平顺县委书记是李琳，县长是方中谷。县委和县人委还挤在一排窑洞里。李琳跑前跑后准备午饭。田家英说：“不要麻烦了，你们晋东南的小米就很有名，咱们吃小米饭吧！”县领导认为小米饭是当地老百姓的一种家常饭，怎么能给他做这种饭呢？那就太不尊重领导了。李琳说：“这样吧！中午咱们不要吃小米饭，晚上用小米滚上和子饭喝吧！”灶上准备好了四个菜，鸡蛋算一个，豆腐算一个，最好的是个肉菜。李琳拿出一瓶汾酒，田家英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老百姓饭都吃不饱，咱们就别喝酒了。”李琳又安排灶房做了一个鸡蛋汤。田家英是个在历史、文学、书法、诗词等方面造诣很高的学者。他今天能来到偏远的平顺小县，县委书记高兴县长高兴，县机关灶上做饭的大师傅更高兴。大师傅累得满头大汗，边做边说：“我能给的秘书做上一顿饭，这辈子也就行了。”大师傅拉面是个好把式，两只手一回能拉五六斤面。田家英吃了半碗他做的拉面后，赞不绝口，说：“这面条拉得真好啊！”

吃罢饭，随行人员按每人半斤粮票五毛钱的标准结算了饭钱。李琳显得很为难，不想要这钱和粮票。随行人说：“这是我们中央办公厅的纪律，请你帮助我们遵守纪律。”这时杨树培在场，这一场景让他念叨了整整50年。直到现在，这位87岁的老人提起这件事情来还感动不已。

当天下午，田家英一行离开平顺县，回到了长治市。

据原晋东南地区办公厅秘书长刘振纲回忆，田家英还在地委二楼会议室给全体机关干部讲了怎样学习著作。田家英和长期相处，又是《选集》第一至四卷编辑出版委员会的成员，他对思想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是在一个夜里讲的，地委干部们早早吃罢夜饭坐进了会议室。那时候阶级斗争形势严峻，规定参加听讲的干部只能用心听，不准做笔记。刘振纲说田家英是即席讲话，没有稿子，也没拿一本书，站在那里就开讲了。他侃侃而谈，讲思想的理论精髓，讲《选集》的编辑过程。随口说出《选集》里的一个篇目来，就能答出这是哪年哪月哪日写的，是针对什么问题而写的，在当时起到了哪些作用，对现在有什么指导意义，讲得很生动。以至于过去好多天了，地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还在议论那晚上听讲《选集》的事。田家英渊博的学识和出众的才能留给大家的印象太深了。

11月29日，田家英在地委礼堂还给县团级以上干部作了食用小球藻的报告，号召大家咬紧牙关度灾荒。中央在1960年11月就发出过紧急指示，让各地立即开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中央还推荐了几种代用食品，如小麦根粉、橡子面粉等。田家英讲的小球藻就是把玉米皮或玉米芯磨碎，通过发酵后蒸成窝头或煮成汤喝。晋东南老百姓把这东西叫“淀粉”，蒸出的窝头叫“淀粉窝的”。淀粉窝的又黑又散，手拿起来就碎，吃到嘴里咽不下去，咽下去了拉不出来（因它的颜色和形状就像老母鸡拉下的屎一样，老百姓又都叫它“鸡屎”）。就这鸡屎一样的食品还不能敞开肚子吃，社员劳动了一天，才能分到一个。据原长治县县长刘新起回忆，田家英是在一天夜里讲食用小球藻的。大礼堂里满满坐了一屋人，听讲出来，已是深夜了。

11月底，长治调查结束后，田家英一行又去了太原晋祠，在那里分头整理这次基本核算单位调查的资料、数据。12月中旬，田家英回到北京，受中央委托，执笔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全国各地农村，绝大多数的，都宜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一点，经过调查和试点，已经完全可以肯定了”。1962年2月，中央经过充分讨论，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把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从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成了农村的根本制度。

在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大前提下，基本核算单位下放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它克服了大集体时生产队之间的相互推诿、依赖，能调动起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它又存在着本身固有的弊端，小队干部是瞧戏、赶会，还能挣“老十分”；社员是成年累月被捆绑在地里，连个喘息的工夫也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尤其是打倒“”后，由于国家对农民采取了一系列的宽松政策，生产队便失去它原有的约束力。队长站在街上喊不出人来，地里的蒿草长得比庄稼还高，农业生产完全陷入瘫痪状态。终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农业生产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一家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土地下放较之基本核算单位下放是一场更彻底的革命。从此，中国农民在生产和分配的自上获得了真正的解放。（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