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侦查监督工作释法说理的思考

查监督部门行使着审查逮捕、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的职权，在对案件依法进行审查后，根据事实、证据情况对是否批准逮捕、是否立案监督以及是否发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作出决定。无论作出哪种决定，都可能引发当事人或有关部门的异议，尤其是当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或不予立案监督决定后，有些当事人会不理解或表示强烈不满，此时如不进行充分的释法说理工作，不对检察机关作出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法律、事由进行分析论证、解释说明，则会使当事人对决定不认同甚至对执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进而为涉检埋下隐患，使本应承担化解矛盾任务的执法活动反而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鉴于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相继出台了加强释法说理工作的文件，对侦查监督环节进行释法说理提出了明确要求，但由于文件规范性较强，且没有对如何当面释法说理作出可操作性的规定，因此，笔者想通过具体案例对侦监环节释法说理的工作进行探讨，希望对实践工作有借鉴意义。

一、侦查监督工作释法说理的现状

在对释法说理工作有明确的要求前，侦查监督部门对作出的决定填写格式化法律文书即可，没有针对法律结论释法说理的要求和空间，不进行主动说理，相对方不能了解检察机关所作决定的理由和根据。由于法律决策过程的不公开、不透明，使得有关部门或有些当事人产生异议，侦查机关则频繁走复议复核程序，案件当事人或家属则四处上访告状，即浪费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效率，又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随着检察工作任务和执法标准的发展，检务公开制度逐步建立，要求侦查监督工作中，对不进行释法说理容易造成相关执法单位或者诉讼参与人对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产生质疑，可能引起复议、复核、申诉、上访、缠访等情况，影响或者损害执法公信力的环节，着重做好释法说理工作。包括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或者对在罪与非罪上有较大争议且社会关注的敏感案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复议复核维持原不批准逮捕决定，向侦查机关发出立案通知、撤销案件通知、提出纠正违法意见，认为侦查机关立案、不立案、采取搜查、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以及其他侦查活动不违法向投诉人作出答复等情况。

但在侦查监督实践中，由于释法说理工作是新增环节，无经验可循，加上不同办案人员受案件掌握、法律运用、教育背景、知识结构、性格特点、理解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释法说理的整体能力和水平不高，特别是当面释法说理的能力严重不足，有些案件尽管多次对当事人进行解释，但或者由于自说自话，或者释法有余，说理不足，或者解释简单生硬，情理法不能有机结合，使得当事人仍不理解、不接受、不认同，甚至产生激烈情绪，扬言采取极端措施或频频上访告状。侦查监督工作释法说理的能力特别是对当事人说理的能力亟待提高。

二、对侦查监督工作几类主要决定的释法说理

在侦查监督的三项职权中，审查逮捕工作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办案人员对侦查机关（部门）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根据情况作出批准逮捕或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实践中，除个别案件系嫌疑人的家属对批捕决定不服外，多数系被害人家属对不（予）批捕嫌疑人的决定不服，而不（予）批准逮捕包括无逮捕必要不捕、证据不足不捕和不构成犯罪不捕，因此，对不捕案件的释法说理成为侦查监督说理的重点。

（一）对无逮捕必要不予批准逮捕决定的说理

无逮捕必要不予批准逮捕，是指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具有法定情形之一的，可以认为没有逮捕必要而不予批准逮捕。实践中，适用无逮捕必要不捕的嫌疑人多为罪行较轻，不予羁押不致危害社会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情况，对于此类案件，应重点围绕涉嫌犯罪的性质、社会危害程度、认罪悔罪表现、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免除处罚情节以及具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不羁押不至于危害社会、妨碍诉讼或者存在不适宜羁押情形等进行说理。

无逮捕必要案件需要办案人员从多角度对案件作出综合评判，以确定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具体包括主体是否属于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老年人、严重疾病患者、盲聋哑人、初犯、从犯或者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等；法定刑是否属于较轻的刑罚；情节是否具有中止、未遂、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情形；主观方面是否具有过失、受骗、被胁迫等等。

[案例一] 井某等6人涉嫌非法拘禁一案，该案中，被害人张某以介绍演出为名从井某处拿走240万元，之后既不履行合同也不还钱，且长期躲避井某，井某无奈，托人将张某约出吃饭商谈还钱事宜，张某酒醉，井某等人将张某带至宾馆，待张某酒醒后让张还钱，后又将张某转移至另一宾馆，让张打电话筹钱，期间，井某等人未对张某采取言语威胁或暴力措施。后因张某家人报警，井某等人被抓获。

在对案件进行审查后，我们认为，综合考虑案件事出有因、情节较轻、手段不恶劣、后果不严重、嫌疑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小等因素，对井某等人没有逮捕必要，并制作了详细的释法说理文书如下：

1.从案件情节来看，本案系嫌疑人为索债而非法拘禁他人。在本案中，被害人有诈骗嫌疑人240万元人民币的嫌疑，并为躲避嫌疑人索债而更换手机号码、办公地点，致嫌疑人无法找到其讨回巨款，且嫌疑人已采取向成都公安局经侦队报案的公力救济方式，但未能立案，无奈之下采取了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方式向被害人索债，其行为按照法律规定已涉嫌非法拘禁罪，但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与典型的非法拘禁行为不同。

2.本案嫌疑人在非法拘禁过程中没有对被害人进行殴打、侮辱等暴力行为，在拘禁期间允许被害人对外打电话筹钱，双方的沟通多以商谈的方式进行，且嫌疑人并未将被害人置于恶劣的环境中进行拘禁，而是联系酒店进行，保证被害人的食宿，陪被害人聊天，彭某等人还做工作希望被害人尽快筹钱、还钱，上述情节虽不影响非法拘禁罪的性质认定，但均能反映出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

3.各嫌疑人均为初犯，无前科劣迹，有悔罪表现，人身危险性小，不存在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将其羁押在看守所，可能会在看守所接受犯罪嫌疑人之间不良的交叉“感染”，反而不利于对其教育改造。如果适用无逮捕必要不批捕，既可以使之免受“染缸效应”之害，也可以体现出执法、司法机关严格、公正适用法律，有利于其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和自身发展，此契合恢复性司法之意。

4.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只能是“不得已”而适用，要综合考虑案件的情节、危害后果等多种因素，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不大、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犯罪，应当适用合适的强制措施，不能只从侦查方便角度出发一味偏食“逮捕”强制措施，此不符合严格执法的要求。

5.在经济危机的特殊背景下，从维护社会经济主体的正常经营、避免更大损失、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在保证诉讼的情况下，可以适用较为轻缓的强制措施，以便于嫌疑人有机会维护公司的正常经营运转，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及社会效益。

上述针对该案嫌疑人无逮捕必要的说理，获得了侦查机关及公诉部门的认同，最终各嫌疑人均获得了轻缓的判决。

由于无逮捕必要不予批捕是在嫌疑人构罪的基础上作出的司法裁决，被害人家属对不捕决定往往会不理解，产生构成犯罪为何不捕的疑问。因此，笔者认为在对被害人家属进行答复时应对逮捕的性质、作用作出说明，告知其逮捕只是一种强制措施，目的是保障诉讼，不是对嫌疑人惩罚的手段，无逮捕必要不捕不是对案件的最终处理，不代表对嫌疑人不追究刑事责任，虽然可以不适用逮捕措施，但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并没有被免除，公安机关仍要通过法定程序移送，法院仍然要定罪判刑。笔者认为，在对案件情节分析说明的基础上，对逮捕强制措施的说明非常关键，可以帮助被害人家属对专业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解，消除心中的顾虑和疑问，增强执法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二）对证据不足不予批准逮捕决定的说理

证据不足不予批准逮捕，是指对报捕证据不能证实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涉嫌犯罪、需要补充侦查的案件所作出的不捕决定。此类案件占据了不捕决定的较大比重。证据不足的案件并非没有证据，而是现有证据情况不确实，不充分，不能达到《刑事诉讼法》第79条所规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逮捕证据条件，或者因证据欠缺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而使证据的证明力受到影响，暂不能采用，或者在案证据仅能证明案件事实的某一点（环节），不能证明主要犯罪事实，证据之间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实践中，因证据不足不捕的案件也容易引起案件被害人或家属的质疑，因为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员，他们很少有人明了逮捕证明标准或证据三性、证据能力的概念要求，他们心中有根据自己的理解判断认定的犯罪事实，认为嫌疑人与案件有关且有一定证据就是构成犯罪，就应该逮捕，或者认为嫌疑人自己都承认了，为什么检察机关不采信，这种对法律专业知识和程序的不了解导致对司法裁决的不接受，也容易引起被害人及家属涉检。因此，对证据不足决定不捕的说理，应重点围绕逮捕的条件、证明标准、犯罪构成要件以及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

[案例二] 李某故意杀人一案，据李某供述，其与妻子范某关系不和，后在一次争执中将范某杀害，肢解尸体予以抛弃。经审查后，我们认为该案证据除李某本人供述外，无其他证据印证，特别是缺少关键证据被害人尸体，李某供述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没有证据印证，不能排除范某生存的合理怀疑，证据之间无法形成链条，不符合逮捕条件，故以证据不足对李某作出撤销逮捕决定。该案撤销逮捕后，范某家属不理解，不接受，认为有供述，能够认定李某有罪，对撤捕决定产生质疑，并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

该案的释法说理过程较为艰难，因为李某本人始终做有罪供述，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嫌疑人自己都承认了，为什么案件定不了。范某家属也是抓住有罪供述这一点，认为案件有证据，撤捕错误。经过研究，我们的说理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几点进行：

首先，对范某家属的焦急心情表示理解同情，安抚其对抗情绪；

其次，结合案件事实证据对《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进行解释，对《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的逮捕条件进行说明，使其了解法律的具体规定，明示我们办案的法律依据，打消其疑虑；

第三，将我们针对该案所做的各项工作予以说明，表明我们对此案的重视程度和为推进案件诉讼进程所做的不懈努力，使其内心对我们产生认同感；

第四，对逮捕只是保障诉讼的一种强制措施，逮捕、撤捕均不是对案件的终局裁判进行说明，使其明了强制措施不是对嫌疑人的惩罚，逮捕撤销了但案件没有撤，侦查工作还会继续；

最后，对下一步的工作进行说明，表明我们将继续关注该案，督促侦查机关收集完善证据，一旦出现新证据，将重新启动诉讼进程。

经过上述法、理、情的解释说明，范某家属对我们办案的客观公正性以及为此案付出的努力有了清晰的认识，虽然仍对撤捕决定不满意，但完全消除了对抗情绪和疑虑，甚至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感谢，也未再四处告状上访。

（三）对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决定的说理

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是指对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或者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嫌疑人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决定。实践中，该类不捕决定主要集中在“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中。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是指行为人虽然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行为，但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大，尚未达到刑法所规定的应予以刑罚处罚的程度，在法律上不认为是犯罪。笔者认为，对该类案件的不捕说理，应主要围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根据案件具体情节，重点可围绕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行为主体方面，如嫌疑人为偶犯、初犯、老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犯罪人品行一贯良好等；二是行为人心态方面，如系过失犯罪，基于义愤犯罪，犯罪目的、动机特殊，反映主观恶性程度轻，认罪态度好等；三是行为方面，如有坦白、自首情节，犯罪的起因、时间、地点、手段反映社会危害程度轻的；四是行为客体方面，如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或后果较轻，积极退赃，主动赔偿，被害人对犯罪的发生有一定责任等。

[案例三] 王某、宁某涉嫌故意伤害一案，被害人臧某伙同陈某到其出租的餐厅查点物品时，因发现有东西丢失，与餐厅人员王某、宁某发生口角，臧某持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先后威胁王某、宁某，王某找机会打倒臧某夺下枪，踢臧某两脚，期间宁某持刀砍伤臧某。经临时伤检，臧某所受损伤不低于轻伤。

案件经过审查，检察机关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不批准逮捕王某，但臧某的家属认为，王某有伤害行为，且系主犯，不应释放，向检察机关申诉。对该案的释法说理，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1）要讲明故意伤害罪的法律规定和犯罪构成要件；（2）要说明逮捕的条件，以及“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含义及表现；（3）要结合案件，讲明王某系在被臧某枪指头部后产生抢枪的念头，其行为是普通人的正常反映，虽在夺枪后踢了臧某两脚，也是出于气愤，并非想伤害臧某身体，主观恶性不大；（4）从行为方式手段讲，王某徒手与臧某抢枪，未持任何器械，将枪抢下后随即将弹夹取下，虽踢了臧某两脚出气，但没有进一步的伤害行为，避免损害的目的明确，且行为持续时间短，行为性质显著轻微；（5）从行为客体讲，该案中臧某非法枪指他人过错在先，对犯罪的发生应承担起因责任，虽然王某与臧某厮打抢枪并踢臧两脚，但经鉴定，臧身上的伤主要为锐器伤，应系宁某造成，王某徒手与臧某厮打并脚踢未对臧某的身体造成实质性伤害或影响，其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不大。

三、释法说理应注意的问题

侦查监督工作之所以增加了释法说理程序，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与社会和谐稳定息息相关。正是由于我们作出的司法裁决与相对方当事人的心理预期背道而驰，才会引起申诉上访案件。为避免申诉案件的不断发生，应该在作出司法裁决的同时主动释法说理，将司法裁决所依据的法律、事实、理由充分说明，使相对方当事人获得必要的法律知识和司法信息，打消疑虑，防患于未然。尽管理论上能够明确释法说理的内容，但笔者深感，要做好该项工作特别是当面说理工作并非易事，它需要说理者具备深厚的法律功底，丰富的实战经验、高超的沟通技巧、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现场掌控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如缺乏上述能力，只是生硬的解释法条，不仅起不到解疑释惑的效果，还会激化当事人的对抗心理和不信任感，增加不和谐因素。因此，笔者认为，在释法说理工作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在当面说理时，要允许当事人说情绪话，抱怨话，待其情绪宣泄后再加以控制，情绪稳定后再开始安慰。从当事人的实际出发，通过寻找共同的话题逐步建立共同的立场，为当事人最终接受司法裁决奠定基础。对于情绪激烈的当事人，要有体贴关心的话语，以抚平其心境，平静其情绪，为进一步的说理工作奠定基础。

第二，要在遵守保密规定的前提下，将可以公开的案件情况向当事人通报，保障其知情权，使其获得必要的法律知识和司法信息，并给其发表意见的机会，使其感到被尊重，减少不必要的质疑，争取其对司法活动的认同。

第三，要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解释说明工作，避免自说自话，就法条解释法条，就案件解释案件。要分析对方的心理，准确抓住其诉求，用对方能听懂接受的语言开展说理工作，在维护自身的同时，要有替对方着想的体现。

第四，要坚决维护司法裁决的正确性。态度要温和，但语气要坚定，以不卑不亢的态度面对当事人，阐述司法裁决的依据理由。绝不能为了迎合对方而失去原则底线，亦不能透露检察机关内部对案件的争议分歧。对于无理的要求，要委婉地予以拒绝，对于不属于我们管辖的事项，要指明方向路径。

第五，要真正做到法、理、情的有机交融。对没有经验可循的侦查监督工作释法说理而言，经常是释法易而说理难，难以从情理上打动说服申诉人，笔者在此想借一个小例子，使大家对以情理打动人有直观的认识。

[案例四] 在江苏宿迁市公安局沭阳县某派出所管辖范围内，二十几个卖蜂蜜蛋糕的新疆人与当地群众因为买卖问题发生争执，双方摩拳擦掌，冲突一触即发。及时赶到现场的派出所指导员分别说了这样的话，他对当地人说：“你们一个个还像话么，人家新疆朋友背井离乡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做点小生意，容易么？我们难道不该以礼相待么？更何况少数民族有自己的交易习惯，我们怎么就不能多一些理解和尊重呢？”之后，他又对新疆朋友讲：“做生意讨价还价是人之常情，对待自己的民族兄弟可不能狠宰啊！要知道，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呀。”几句话，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最终双方化愤怒为微笑，化争执为友善。

该案例中指导员化解矛盾的方式和技巧，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种看得见的方式，还需要我们侦监人用心去研究，用心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