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代远的教子之道

老一辈革命家滕代远（1904―1974），曾因与一起领导平江起义而闻名中外。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过多年的铁道部部长，为新中国的铁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滕代远有5个儿子，长子久翔、二子久光、三子久明、四子久耕、五子久昕，除长子外其他4个儿子先后参军。本文所介绍的，就是他鲜为人知、耐人寻味的教子之道。

一

1950年秋的一天，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到铁道部门口要进去找人，被门卫拦住了。门卫见他一身土里土气的山乡装束，就盘问道：“你是哪里来的？找谁？”年轻人被问得低下了头，怯怯地回答：“我找父亲。”“你父亲是谁？”“滕代远。”

原来，这个大老远跑来的年轻人就是滕代远在老家务农的长子滕久翔，他听说父亲在北京当上了铁道部部长，就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探望。几经周折，久翔终于见到日夜思念的父亲。久翔是滕代远离开家乡考入常德师范的前一年出生的。参加革命后，滕代远一直没有机会回老家看望亲人，如今见到阔别20余年、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心里自然是分外高兴。

在儿子暂住北京半个月的日子里，滕代远在工作之余抽空陪伴儿子游览了北海、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父子俩相处得十分愉快。浓浓的亲情、首都秀丽迷人的风光以及优美舒适的环境，使得久翔萌生了一个念头。

一天，久翔央求向滕代远说：“爸，你现在是铁道部的部长，给我在北京找个工作吧？这样，咱父子俩也好经常见面。”

滕代远沉思片刻后，亲切地对儿子说：“按父子情分，我应该在北京为你找个事做。但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没有以职权谋私利的权力。再说，你在老家上有祖母，下又有爱人和孩子，你不能把这副担子交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啊！你应该回去。”起初，遭到父亲婉言拒绝的久翔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转念一想，觉得父亲的一番话还是有深刻道理的。最后，他接受了父亲的意见，心满意足地准备回家去。

临行前，滕代远还反复叮嘱儿子：“家里有什么困难，要自己想办法克服，不要打我的牌子给国家添麻烦。”久翔记住了父亲的教导，不住地点头允诺，铭记在心。

二

1943年11月，滕代远的二儿子久光出生了。结婚多年喜得贵子，夫妇俩都格外兴奋。然而，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是战争最紧张最艰苦的时期，日本侵略军不断对根据地进行大肆“扫荡”和“蚕食”，残酷的斗争使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只好把久光寄养在老乡家里。

新中国成立后，久光被接回北京，进了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在学校里，久光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很少与外界接触，使得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有点忘乎所以了。滕代远认为这样下去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于是就把孩子转到一所普通学校。但久光淘气贪玩、不好好学习的毛病仍没有改掉。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滕代远夫妇决定把久光送到秘书的老家，一个山区农村去锻炼。他对秘书说：“这孩子自从跟我们进了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像生活在蜜罐里，不知农民的辛劳，不了解庄稼是怎么样长出来的。这样下去，容易变成资产阶级的纨绔子弟，我看还是让他到老解放区，找个庄稼汉当老师，学学种地，吃点苦才好。”

就这样，久光被送到河北唐县的一个山区农村。一下子离开了北京城，来到这么艰苦的农村，久光开始很不理解父母的一番苦心。滕代远就经常抽时间给孩子写信，鼓励他努力学习、参加劳动。后来由于上学不方便，滕代远又让久光带上户口到黑龙江省依兰县姥姥家，一边上学一边参加农业劳动。期间，滕代远仍然时常抽时间给儿子写信，关心儿子的学习劳动，以期健康成长。

离开了父母，久光逐渐增强了独立性，并有了可喜的变化。北方的高粱米把他养得非常结实，劳动的汗水改变了他贪玩的恶习，学习成绩也渐渐好起来。

3年之后，久光被父亲接回北京。1962年夏秋之间，台湾当局叫嚣。久光激于保卫祖国的义愤，自愿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报名参军，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滕代远格外高兴，表示热情支持，他觉得自己几年来在久光身上倾注那么多的和教育没有白费，他语重心长地对久光说：“你这样做是对的，人民共和国需要你们捍卫。人民是个大熔炉，希望你在熔炉里锻炼成才。”

三

1964年夏，滕代远的三儿子久明高中毕业，正埋头苦读，准备参加高考。

一天傍晚，滕代远夫妇谈论起家里的事，对久明学习肯用功、进步快的情况感到十分欣慰。秘书见状插话说：“久明对我谈过，他想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怕万一考不好，不被录取，想请您给学院刘院长（滕代远的老部下）写封信。”

滕代远听后，断然回答说：“读书，上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靠父母的地位和私人关系。大学能考上更好，考不上也没有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多得很，做工、种田、当兵都可以。”滕代远又对妻子林一说：“要给孩子讲清不能写信的道理，靠私情，拉关系，不是我们党的作风。”

后来，久明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在久明准备上大学的前几天，滕代远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一再嘱咐：“这是我们对你的希望，你是咱家第一个进大学的，一定要好好学习。”他还抄录了1961年7月送儿子上大学时写的《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姗》这首长诗中一些句子以勉励儿子，可谓用心良苦：“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勿学纨绔儿，变成聋。少年当切戒，阿飞克里空。身体要健壮，品德重谦让。工作与学习，善始而善终。人民培养汝，报答主事功。祖国如有难，汝当作前锋。”

久明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后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滕代远的病情已较为严重，可5个孩子都不在身边，好心的同志常劝他把孩子调回一个，久明也写信表示希望回到父亲身边，好照顾家里。但滕代远没有这样做。他给久明写信说：

我身体不好，有组织上照顾就足够了，党和国家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你大学毕业后，哪里最需要，你就到哪里去工作，一切听从组织上的分配。

后来，久明被分配到离北京千里之遥的一个部队工作。一次，久明利用出差机会回家看望。当他和父亲谈到部队生活时，滕代远问：“你现在在部队做什么工作？”“当参谋”，久明得意地回答。他自认为刚分到部队就调到机关工作，说明自己进步挺快，原以为父亲会为此高兴而表扬他。哪知滕代远却严肃地批评说：“你这个大学生，连兵都没当过，能当好参谋吗？我看你应当先到连队去当兵。”听了父亲的意见，久明回部队马上给组织上写了报告，申请到基层连队工作。此后，他不以大学生身份为骄，更不以高干子弟自居，虚心向同志们学习，刻苦锻炼，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好评。后来，他当上连长，在边境作战中还荣立了三等功。

四

“”爆发后，全国上下正常的工作学习秩序都被打乱，学校停了课。滕代远的四儿子久耕在父亲的支持下，打起背包先后来到白洋淀和狼牙山，住进了农民家里，从事生产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直到1967年底他才回到北京，接着又报名参军。

1968年初，久耕离家那天，滕代远一遍遍地检查孩子的行装，还送给久耕一套《雷锋日记》和《选集》四卷合订本，他语重心长地叮嘱儿子：“到了部队一定要努力学习著作，不要忘记革命前辈创业的艰难，向工农出身的战士学习，做雷锋式的好战士。”

于是，久耕带着建设祖国边疆的激情与豪迈，带着对军旅生活的向往，高高兴兴地告别了父母，开始了新的生活。

隆隆的列车向前奔驰，熟悉的北京城渐行渐远。车过内蒙古自治区，窗外的世界变得萧条单调起来，扑入眼帘的尽是一片无垠的沙漠。列车穿过河西走廊时，窗外更是荒无人烟。久耕的情绪逐渐低落下来。后来，他给家里写信汇报自己在部队工作学习的情况，在信中他表达了一肚子的埋怨。

滕代远很快给久耕回了一封回信。从这封写给儿子的亲笔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老革命家的殷殷父子情和拳拳报国心。

耕儿：

你的来信收到，我们很高兴。古人说，“金张掖，银酒泉”，形容它出产大米，很富足。我于一九五四年为修建兰新铁路事，路过张掖。想迄今铁路通车了，各种建设必定增多了，人民生活较前更好了。就是靠近沙漠地区，气候变化不定，棉衣不能离身，望注意，不要感冒、生病。当兵首先要服从命令，守纪律，兵爱兵，兵爱官，官爱兵，兵爱人民群众，读的书，听的话，按的指示办事，做的好战士。尤其要好好准备吃大苦，耐大劳，夜间演习，紧急集合，长途行军，（要有）马上参加战斗，同敌人拼刺刀，英勇的（地）杀敌人的思想(准备），养成战斗作风。向贫下中农出身的战士学习，交知心朋友。把我布衬领送你。二条。望你写一信给你那个同学，拿去小明的书（第四本）赶快退回我。愿你锻炼成钢，身体健康！

父字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

新中国成立初期，滕代远被任命为铁道部长，亲自主持修建了兰新铁路，到过张掖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所以，十几年后，他想着铁路通车后西北人民的生活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信中“气候变化不定，棉衣不能离身”、“把我布衬领送你”等句，足见他对儿子的关爱细致、周到，殷殷父爱跃然纸上。他不仅在生活上对儿子关心备至，思想上对儿子的要求丝毫也没有放松，要求儿子“吃大苦，耐大劳，养成战斗作风”。他认为只有让儿子“锻炼成钢，身体健康”，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

父亲的信像春风化雨，及时滋润了儿子的心田。久耕理解了父亲的心思，坚定了在部队勤奋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在分配岗位时，大部分战士分到技术部门，而他却主动要求到炊事班工作。无论酷暑还是寒冬，脏活累活他争着干，处处吃苦在前，戈壁滩上留下了他辛勤的汗水和坚实的脚印，群众都称他是“活雷锋”。

滕代远时刻关注着儿子的成长，他把自己参加党代会的纪念册寄给久耕，在扉页上写上了对孩子的希望：“耕儿，愿你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在父亲的关怀与鼓励下，久耕进步很快。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提了干。滕代远又在家信中告诫他，提干是组织上给你更新的任务，你应该比以前做得更好，当好普通一兵。

后来，久耕又被调到陕西某基地工作。1970年盛夏，久耕不幸脑颅骨严重损伤，昏迷不醒。知道消息后，因病卧床的滕代远很是着急。在妻子的建议下，他派警卫秘书到基地看望久耕。当警卫秘书要启程的时候，滕代远拄着拐杖送他到门口，并严肃地嘱咐：“你到了部队，一定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我的意见是两条：一是如果孩子能抢救的话，要尽力抢救，因为孩子还年轻，还能为党和国家做工作；二是如果确实没有希望了，我们不能提出任何要求，一切按照部队上的规定办。”后来，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久耕幸运地脱险复苏，又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锻炼，逐渐恢复了记忆。

因为工作需要，久耕的工作换了好几个地方，但是，不管到哪里，他都牢记父亲的教诲，工作更加努力，先后被国防科工委党委和海军评为“雷锋式的好干部”。久耕从部队转业后，到广东粤海石化储运公司任职，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五

小儿子久昕1952年生于北京。可是，当孩子刚满16岁的时候，滕代远就积极支持孩子到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不久，学校发来登记表，久昕填完后请父亲审阅。滕代远戴上眼镜拿起毛笔在家长意见栏内写下“完全同意，坚决支持”八个字。他对妻子林一说：“孩子现在离开我们是早了点，但我们不能因为舍不得，永远把孩子拴在自己身边。孩子响应号召，去建设边疆，我们应该支持。当年我们离开家庭参加革命，也是这个年龄。”

久昕临行前，滕代远拿出一条已经褪了色的军用毛毯，对儿子说：“这条军毯，我和你妈用了快30年，你这次离家，把它带上吧。”说着，滕代远亲自动手把毯子放到了久昕的行李里面。

久昕被父亲的关爱感动了。他懂得这不仅是为了御寒，而是父亲在告诫自己不要忘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久昕用平时积攒下的零花钱买了许多信封和邮票，用胶水先将邮票粘到信封上。当父亲提出疑问时，久昕不好意思地说：“头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条件又艰苦，要是想家了写信时方便些。”

父亲听后爽朗地笑了，语重心长地嘱咐：“到了边疆要团结当地人民群众，多向少数民族同志学习。”

久昕在边疆期间，滕代远夫妇经常去信，勉励久昕在草原上扎根，好好经受锻炼。滕代远在信中常常谆谆教育说：“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干部子弟，要在艰苦朴素上成为标兵。”久昕也经常给家里写信，汇报工作生活和思想状况，父母看后非常高兴。

1970年，久昕光荣参军，成为一名铁道兵战士。一次，他回北京出差，一些在京工作的老同学听说久昕回来了，跑来叙旧，还在一块吃了顿饭。临返部队前，久昕也回请了他们。吃饭的开销比较大，久昕却认为事情办得很周到，有一次在信中无意中将此事告诉了父亲，滕代远知道后非常生气，马上提笔写信批评：

干部子弟应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吃苦耐劳的习惯。这不是一般生活作风问题，而是思想觉悟问题、甚至是政治水平高低的问题。……

不就是吃一顿饭嘛，何必这样！久昕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父母除了写信帮助久昕提高认识外，还告诉几位哥哥，同时也写信告诉部队的领导，大家一起来帮助久昕认识讲排场、摆阔气的问题。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久昕认真反思自己的言行，对这件事有了初步认识，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寄给被疏散到外地的父母。父母看后都很高兴，母亲来信说：“……你爸爸阅后在信上批了一个很大的‘好’字，希望你以更大的进步迎接19岁的生日。”

1973年6月，因北京修建地下铁道，久昕所在部队整编后，将久昕从湖北郧阳调回北京。部队首长知道滕代远身体不好，身边没有一个孩子，久昕又是他最小的儿子，特意给他几天假回家看看。滕代远见到久昕特别高兴，拉着手问长问短。久昕望着父亲清瘦的面庞、满头的白发，心情很不平静。滕代远问他什么时候去新单位报到？他说：“部队首长给了几天假，在家休息两天就去报到。”滕代远不同意，说：“可不能伸手向组织要照顾，也不要什么假，一天也不要，半天都不要！你要听我的话。”

这年9月，久昕回到离北京市区约30公里的地方参加教导队的集训。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久昕请假回到家里看望父母。见到双亲后有说不完的话，时间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间就到了星期日的下午，但他必须在晚上点名之前归队，否则就违犯了军纪。久昕心里非常着急，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瞒着父亲向秘书说明情况紧急，提出想用父亲的专用小车送他回去。

滕代远发现自己的车不在车库，就问：“汽车去哪里了？”司机连忙说：“油不多了，去加点油。”由于这是因私事用车，久昕只好偷偷在大门外上车。

谁知这件事情还是被滕代远知道了，他批评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在久昕下一次回家时，滕代远把久昕单独叫到一边，口气相当严厉地说：“你胆子真不小，竟敢坐我的车！”又说，“干部子弟不允许有优越感，你把我的话全忘了吗？”久昕知道自己错了，紧张得手心直出冷汗，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躲一下才好，连忙向父亲承认了错误。“你给我听清楚，以后不许坐我的车！”父亲以这句话结束了批评。

滕代远总是这样严格要求子女，以后几个孩子探亲回家，都是挤坐公共汽车，再没有因私事坐过父亲的小车。

1974年9月，久昕回家探亲。吃早饭时，他兴致勃勃地坐到餐桌旁，想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然而滕代远夹给他的却是一个小窝头，他感到有些扫兴。心想，在连队就经常吃窝头，好不容易回趟家，总该改善一下，怎么还吃窝头。他向父亲摇摇头，母亲也在一边劝他不要吃了。可是父亲不答应，坚持让他吃。没有办法，他只好勉强咽了下去。饭后，久昕陪父亲去公园散步，不一会儿就谈到早饭的事上。父亲意味深长地说：“现在的条件好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许多人的衣食住行都与从前大不一样了。但是，怎么能忘记过去呢？在抗日战争中，太行山根据地的军民连树皮都扒下来吃。你们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可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父亲的教导深深地印在久昕的脑海中。

1974年11月30日下午，病重住院的滕代远在弥留之际，与前来看望他的一位老同志兴奋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茶几上的白纸写满了铅笔字，有人名还有地名，久昕在一旁听着也入了神。晚上，林一来到医院。滕代远的情绪仍然很激动，可惜的是，家人却无法听懂他的意思。后来他拿起铅笔，在纸上反复写着什么，可究竟是什么字，家人也看不懂。林一安慰他不要着急，慢慢写。滕代远好像听懂了意思，不再着急了。铅笔下显出的字终于让家人看清楚了一些，原来是“服务”两个字。

久昕一下子明白了：这正是父亲对家人的一贯要求和希望啊！久昕用双手捧起这张纸，虽然很轻，但上面的“服务”二字却重如千钧。父亲是在嘱咐家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久昕凝视着这两个字，向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轻声对他说：“我们会这样做的，你放心吧！”滕代远也点点头，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老人的眼眶湿润了，孩子的眼睛也被泪水挡住了。翌日9时15分，滕代远逝世，终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