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宗教情结及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摘要：宗教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圣经”，是俄罗斯文学艺术的重要精神氛围，也是文学艺术创造作的题材来源。了解反映宗教意识的作品，也许是深入了解俄罗斯人、理解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关键词：俄罗斯；民族性格；宗教情结

中图分类号：G1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9)03―0047―03

作家梁晓声曾说：“俄罗斯的文化品质造就了俄罗斯人的性格。”在俄罗斯这片国土上，诞生了众多的艺术大师。无论欣赏哪一部作品，总会让我们陶醉在一种“小人物”的生活历程中，切实感受他的悲喜忧惧。于是偌大的俄罗斯民族显得那么忧伤，处处充满不和谐的音符，在重重矛盾交织的情绪中，掷地有声地向我们传递着生活的本来面貌。

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相当矛盾、复杂，这与其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较大关系，也与俄罗斯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俄罗斯的地理位置相当独特，它横跨欧亚大陆：欧洲的俄罗斯和亚洲的俄罗斯，使得它既面向欧洲，也面向亚洲。俄罗斯的国徽是双头鹰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俄罗斯既与东方文化，也与西方文化有着密切的接触。俄罗斯民族第一次接受外族文化的影响恐怕就是基督教的引入。

罗斯人起初接受斯堪的纳维亚的多神教诸神，开始了对自然、祖先、土地、部落等神灵和守护神的崇拜。多神教及由对它们的信仰而产生的神话，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古代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使其早期的文学作品多半有宗教色彩。

公元988年，罗斯人在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号令下，接受了来自拜占庭的基督教――东正教，从而使俄罗斯人的信仰中同时存在两种“基因”。基辅大公为了国家利益而引进的东正教，培养出了俄罗斯人自我牺牲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和超民族主义精神。

东正教向东北罗斯的推进，为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下半叶，蒙古人对罗斯人进行了长达240年之久的统治。蒙古人的和文化、习俗等对罗斯人影响深远，而且还促使罗斯人逐渐接受了蒙古人的金帐汗国的统治方式，国家治理逐渐转变为由一个大公或君主说了算的专制统治。从此，俄罗斯人从东方人那里学会了温顺。

18世纪之前俄罗斯的历史几乎是灰色的：与蒙古人的斗争，“感受”莫斯科公国的集权统治、混乱、教会分裂等。所以，中世纪的俄罗斯几乎没有可以傲人的科学、技术、文学、建筑、音乐、绘画等成就。

但宗教是古罗斯艺术家们进行经常不懈的艺术探索的一种动力。古罗斯艺术品大多是用于宗教祭祀并为宗教需要服务的，古罗斯文学艺术具有浓厚的宗教性。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古罗斯文化的一个主要性质之一就是其宗教性。东正教的祭祀活动主要在教堂里进行。古罗斯的文学也只限于诵经或记录圣徒们的日常起居。之后的俄罗斯历史中虽然宗教的色彩逐渐淡化，但宗教对俄罗斯人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

说到俄罗斯人的性格，首先映入脑海的是坚韧、忧郁和优雅。笔者发现这些性格特征似乎都能找到宗教渊源。

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数百年来血与火的考验，铸就了俄罗斯人坚韧顽强的性格。几乎每个俄罗斯人都热爱自己的历史，并热爱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珍贵足印的人。纪念碑、名人故居、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随处可见。

因为怀揣过去，使得世代的俄罗斯人都有担当“救世主”的使命感。从最具代表性的彼得大帝开始，当年为了打开通向欧洲的出海口，与瑞典人斗争了20年，建立了圣彼得堡。

一度占领莫斯科的拿破仑，也以失败告终。二战期间，苏联无论是在列宁格勒被围的900个日日夜夜里，还是在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俄罗斯人不屈不挠、顽强战斗的精神都让世界惊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这个民族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他们有迎风而上的气概。

这种坚韧的民族性格来源于宗教中的“弥赛亚(救世主)”精神。

在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俄国早期革命家的意识中，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福音，一种拯救一切人的普遍信息”。列宁认为，苏维埃真理不可能仅在一个国家获得成功，因为就其救世性质而言，它应改变整个世界。

这种“弥赛亚”精神在普京的治国中也有应用。普京的俄罗斯新思想中重要一点就是重塑大国形象，他正是用“弥赛亚”思想唤起俄罗斯民族凝聚力的。

喜欢俄罗斯文学艺术的人多半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俄罗斯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中，有一种厚重感、悲剧感，还笼罩着挥之不去的忧郁色彩。可以说，忧郁是所有俄罗斯艺术大师的全部风格和品格。被称为“平民中的贵族”的手风琴，常常演绎着空旷的广场、静止的建筑、偶尔涟漪的湖水、静谧的林荫小道，充满哀伤的白桦林……或者也伴随着街头的流浪艺人，间有几只善意的鸽子落在他的肩头，与他共诉诗意的情怀。这种情怀也来源于东正教的隐忍、受苦等教义。下面，我们在文学作品中举几个突出的例子，以期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果戈里在他的《与友人通信选集》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俄罗斯民族是笃信宗教的民族。这一点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反映。

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主人公们在作品开始的时候都处于精神惶惑之中，而在作品结局中他们总会顿悟真理：为上帝活着，为善良活着，这就是生命的价值。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苏联文学中也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其一是“造神说”。“造神说”是产生于本世纪初的无产阶级阵营内部的一种宗教理论学说。这种学说的出发点是，利用和激发人们心中业已存在的宗教情绪，使它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其理论依据是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阐述的思想：“造神说”不是上帝创造了人，相反倒是人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了神。“造神说”的倡导者卢那察尔斯基指出：“我想，从宗教一哲学的观点来看，马克思非常卓越地继承了把人类学提高到神学的事业，既是说，他使人的自我意识成为人的宗教。”就这样，卢那察尔斯基庄严宣布，建立了第五宗教，即社会主义的、没有上帝的、崇拜自己的力量的宗教。高尔基的《忏悔》几乎就是对“造神说”理论的艺术图解。其二是基督与革命。1905年革命之后，俄国的一代知识分子自觉地把宗教与革命相联系，将宗教世俗化，将革命宗教化。卢那察尔斯基制造的“第五宗教”颇具有鼓动性，影响了当时的许多诗人作家。叶赛宁和勃洛克就在其中。

在俄罗斯的艺术作品中，我们也能找到好多例子：

伊万诺夫的《基督显形人间》是宗教题材的名作。亚历山大‘伊万诺夫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一个画家世家，从小沉溺于阅读《圣经》，废寝忘食，乐此不疲。作为救世主的基督的形象，始终萦回于他心中，成了他创作的主要题材。

在当代俄罗斯宗教题材绘画作品中，在世界最有影响的是伊万・克拉姆斯科伊的《基督在旷野》。伊万・克拉姆斯科伊出生于城市的贫民家庭，经过刻苦学习，最终成为世界著名画家，他创作了俄罗斯名人的肖像画廊。19世纪，俄罗斯绘画有两个主题，其一是“个性思想”，其二是“弥赛亚思想”。如果说克拉姆斯科伊的肖像画体现了前一个思想的话，那么他的《基督在旷野》则体现了后一种思想。他继承了伊万诺夫的人道主义传统，在道德哲学的大背景下对宗教情结作了全新的阐释。

俄罗斯的建筑更是从古到今大都有宗教的影子。教堂不仅仅是一种俄罗斯的建筑艺术，它内部的圣像画、壁画、门厅和门口的雕塑、唱诗班的合唱音乐等都带有宗教色彩。莫斯科的地铁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它一直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地铁，享有“地下的艺术殿堂”的美称。地铁站的建筑造型各异、华丽典雅。每个车站都由国内著名建筑设计师设计，广泛采用大理石、马赛克、花岗石、陶瓷和五彩玻璃，装饰出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大型壁画及各种浮雕、雕刻，再配以各种别致的灯饰，美轮美奂，仿佛置身于教堂之中。

对文学和艺术的崇尚造就出俄罗斯人优雅的品质，这并不是单纯的学习一项技能，而是一个人文化素养的体现。在政治风云激荡的年代，只有她的艺术王国可以找到自救的出路，同时抚慰这个饱经痛楚的民族。在看到她浩瀚的艺术宝藏的时候，我们有时也会忘记这份痛楚。在托尔斯泰的深刻、普希金的浪漫、果戈里的幽默的共同作用下，俄罗斯民族性格既富有尖锐的矛盾，又充满着魅力。

俄罗斯人极其重视从幼年开始对一个人优雅气质的培养。从小学开始，儿童就可以在少年宫接受各种艺术熏陶，在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等艺术场所，到处可以看到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欣赏画作或造型艺术。而名人的故居，也有许多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前来参观。能够如此容易地接近这些因为大师而永恒的居所，感触大师的气息，对他们的成长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俄罗斯人认为，阅读艺术作品和到剧院看演出都是积极的、质量更高的文化生活，这能使生活更美好。也许俄罗斯人深知，缺乏文学和传统文化的国度，会在国民的心田里生长出西伯利亚一样的空旷、荒芜和孤独来。

俄罗斯人这种优雅的气质也是有宗教渊源的。基督教号召信徒们崇尚美，即使贫穷也不会低下高贵的头颅，也要精神富足，因为始终有上帝在。举止优雅，行为得体，很像“没落的贵族”，俄罗斯人正世代沿袭实践着这一教义。

另外，宗教情结已经渗入俄罗斯人的骨子里，无论年龄、身份和职业。政治家利用宗教情结拉得选票，争取民众支持。普京当初就在公众场合传递出信息说他是一名基督徒。东正教会以及东正教的上层人物与俄罗斯的政界、军界从来都有密切的联系。在现在的日常生活中，东正教也渗透到俄罗斯人的各个方面：小孩出生之后，父母会把新生婴儿送到教堂去接受洗礼；长大了，要接受成人洗礼；结婚时，有宗教结婚仪式；病了，东正教也会提供帮助，进行祷告，保佑病人早日痊愈；到走完人生路时，东正教还要为教徒举行宗教葬礼。对信教的人来说，东正教一生都伴随着他。

正如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所说：“用理性不能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无法衡量它。”但我们从俄罗斯的宗教渊源探究一下，就不难解释俄罗斯民族的性格了，了解他们的宗教情结有助于解读俄罗斯的文学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