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丁国家”索马里还要乱多久?

“伊斯兰法院联盟”领导人被“招安”后，该组织内部的激进派别和军事部门建立了青年党。近年来，被打散的青年党调整战术，由叛乱武装彻底沦为恐怖组织。

2015年7月26日，被国际社会长期遗忘的索马里，以一次大规模恐怖袭击再次得到世人短暂的关注。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用汽车炸弹袭击了外国使馆租住的半岛皇宫酒店，复馆不满1年的中国使馆也被波及，年仅28岁的武警战士张楠不幸牺牲。

每当索马里发生惨案，都有人问：这个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何以沦为“恐怖天堂”、“海盗乐园”？索马里问题始于1991年，独裁者巴雷被后，索马里局势便每况愈下，不断沉沦，从一个维持着脆弱统一的国家陷入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最终沦为恐怖主义的渊薮。 “人造国家”的悲剧

索马里是当代民族国家构建失败的典型个案。在漫长的历史上，这片土地上先前并未出现一个统一的“天然国家”，除了零星的城邦，部族一直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模式。

索马里有萨和萨布两大族系：萨族系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由迪尔、伊萨克、哈威伊和达鲁德四大部族组成;萨布族系则由迪吉尔族和拉汉文族组成。这六大部族又分为几十个部族分支。部族分裂为索马里打上前现代国家的烙印，使其成为被原生态社会组织碎片化的“补丁国家”。索马里社会普遍存在国家认同的模糊和错位，公民对部族等次国家组织的认同取代了对国家的认同，导致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足，充满分裂和冲突的诱因。

索马里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要拜殖民主义者所赐。位于索马里西北部的索马里兰长期是英国殖民地，而索马里其他地区在二战前一直是意大利殖民地，直到1941年才被英国占领。战后，联合国决议将原意大利侵占区交于意大利托管。1960年，英属索马里兰率先宣布独立，建立索马里兰国;5天后，索马里兰与意属索马里合并，建立索马里共和国。这个带着英国烙印的“人造国家”大部分时间靠军事上台的齐亚德・巴雷的铁腕统治维系着，直到1991年初巴雷政权被，索马里作为统一民族国家的历史只有区区30年。

之后，索马里兰与索马里中部倾向于统合的邦特兰，以及所谓的“索马里西南国”均为实质独立。加上如今伊斯兰激进势力控制了索马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索马里中央政府只能在非盟帮助下，控制首都摩加迪沙所在的沿海一个狭窄区域，还有与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毗邻的边境地带，以及几条战略公路而已。2011年的东非旱灾之所以造成索马里数万人饿死，在索马里南部驱逐外国援助组织的青年党要负上很大责任，而索马里中央政府的职能缺位也难辞其咎。 青年党崛起

索马里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苏菲派一直是主流教派。伊斯兰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则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起，伊斯兰主义开始传入索马里，并与部族主义一起，成为影响索马里政治的主要因素。伊斯兰主义的超部族性质，使其成为政治动员的有效工具，为族群分裂的索马里社会提供了一种看似可能的解决方案。

随着政治伊斯兰组织陆续在索马里建立，其中最具实力的“伊斯兰联盟”在1991年参与了巴雷政权的。在战乱催化下，以“伊斯兰联盟”为代表的索马里政治伊斯兰势力不可避免地走向激进，开始接受“基地”组织的“圣战萨拉菲”极端思想。

索马里乱局一度赋予伊斯兰主义生命力和合法性。以伊斯兰教法治理混乱的社会，进而统一全国，成为索马里人自我救赎的最后一根稻草。2003年起，在摩加迪沙开始出现伊斯兰法院，恢复了部分地区的秩序，这一实践迅速被推广至其他地区。第二年，“伊斯兰法院联盟”成立，并击退美国支持的军阀联盟，迅速控制了中部和南部地区，大有统一索马里全境之势。2006年底，埃塞俄比亚在美国暗中支持下，派10万大军进入索马里，清剿“伊斯兰法院联盟”，挽救其支持的过渡政府于危亡。

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伊斯兰组织凡受到镇压，便产生内部分化，温和派失势，激进派崛起。“伊斯兰法院联盟”也不例外，在被埃塞俄比亚军队击垮后，该组织的领导人谢赫谢里夫・谢赫・艾哈迈德被“招安”，出任索马里过渡政府总统;该组织的激进派别和军事部门，则宣布建立索马里伊斯兰青年运动（又称“青年党”），投入武装斗争。

青年党继承了“伊斯兰联盟”的意识形态，信奉瓦哈比―萨拉菲主义，实施最严苛的伊斯兰刑罚，旨在建立伊斯兰酋长国。同时，受到周边国家，特别是也门的“基地”半岛分支的影响，青年党迅速“基地”化。该组织以残暴和恐怖手法，攻下索马里南部地区，并占领摩加迪沙大部分街区，其势力范围一度超过“伊斯兰法院联盟”曾控制的领土。直至2011年，以埃塞俄比亚为主的非盟维和部队增兵索马里后，该组织扩张势头才被压制，势力范围大大缩小。然而，军事失利使其更加极端，彻底演变为“基地”式的圣战萨拉菲极端组织。

近年来，被打散的青年党调整战术，由叛乱武装彻底沦为恐怖组织。在国内，它退守村镇和边远地区，变游击战为恐怖袭击，目标多为临时政府、非盟维和部队和国际人道救援机构;同时，它还与海盗团伙勾结，获取大笔资金。在地区层面，它向肯尼亚等周边国家渗透，越境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如今年4月血洗肯尼亚莫伊大学），以此向参与维和行动的国家施压，并企图挑起周边国家索马里族与主体民族的矛盾。在国际层面，它投靠“基地”组织，谋求资金、武器和培训，还在全球范围内征募成员，吸引众多外国“圣战者”加入。 国际社会曾“帮倒忙”

索马里乱局是全球治理失灵的典型案例。1991年以来，国际社会曾多次尝试解决索马里冲突。联合国曾向索马里派驻维和部队，非洲联盟、东非国家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区域组织，也多次尝试调解索马里冲突，但均以失败告终。

国际干预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联合国对索马里危机反应迟钝，导致危机管理效率低下。区域组织的局限性也减弱了危机管理的效果，索马里和平进程主要由伊加特主导，但伊加特主持下成立的两届过渡政府均无法控制索马里全境。地区国家则各有盘算，多达10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卷入索马里冲突，却没有哪个国家真心实意地斡旋。有些国家认为索马里乱局符合它们的利益，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甚至在索马里打起人战争。

其实，放在索马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背景中看，“伊斯兰法院联盟”超越部族分歧，打击军阀势力，恢复社会秩序，展现了国家重新统一的前景。在当时而言，它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然而，埃塞俄比亚和美国的武力干涉，不仅使索马里重陷内战泥潭，还激发了索马里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刺激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长，改变了索马里局势发展的轨迹，使其由一场有望结束的战争，陷入另一场更加复杂的冲突。 “索马里青年党”用汽车炸弹袭击了外国使馆租住的半岛皇宫酒店。

大国干预的错位和缺位也加剧了索马里危机，美国等大国没有在索马里和平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起到负面作用。美国对索马里的政策经历了最初的积极干涉，到维和行动失败后的完全超脱，再到“9・11”事件后矫枉过正，不惜扶持军阀势力，遏制政治伊斯兰。在打击青年党问题上，国际社会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导致反恐行动时松时紧，投入严重不足。即使在海盗活动猖獗的几年间，各国也只是在海上护航自保，并未拿出彻底解决索马里问题的方案。

在过去的1/4世纪里，索马里在内战和恐怖的泥沼中不断沉沦，给地区和国际安全带来巨大挑战。此次恐怖袭击再次提醒世人，国际社会必须找到解决方案，不能任由乱局持续。虽然事件不断，但当前索马里乱中有治，政治解决显现曙光，需要国际社会提供政治、经济和反恐等方面的全方位支持。索马里是全球治理的试金石，国际社会必须拿出决心和诚意，不要让索马里继续“失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