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6 05:24:18
回龙观村旧村改造计划一案，最终落网8人，涉案4件，涉案人员中除普通村民外，还涉及回龙观地区负责旧村改造项目的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回龙观村党支部书记、拆迁指挥人员及专业评估人员
从北京城北的德胜门出发，沿着八达岭高速公路走上16公里，便可见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村。因明代皇帝谒陵后回京途中会在这里的道观小歇一会，此处得名“回龙观”，直至清朝，始成村，回龙观为村名。把视角从历史的旧梦中拉回，现代的回龙观村早已旧村改造变为与京畿其他小区并无二致的住宅居民区。
2009年4月，回龙观村旧村改造被纳入市政府1000亿土地储备项目。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回龙观村便完成了拆迁工作。经过两年建设，回龙观村回迁安置房项目现已经基本完工，其他市政建设也正在进行中。但隐藏在拆迁工作环节中的一连串案件，却慢慢浮出水面。
拆迁队长张桂亮
事情要从旧村改造项目伊始讲起。2009年4月，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回龙观村旧村改造土地储备一级开发项目正式由北京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昌平区分中心联合开发。
项目由两中心共同作为项目的法律主体实施开发，所有手续均以两中心名义办理，包括项目立项、规划意见书、征地、拆迁等土地一级开发所有相关手续，同时负责先期筹措土地一级开发资金。不过，具体实施工作由回龙观镇政府负责，如制定征地拆迁及回迁安置计划、签订征地拆迁协议，组织项目前期及大市政建设工作等。同时，镇政府还负责建立项目资金监管账户及日常资金拨付，并接受审计机构、银行等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
为此，2009年5月，回龙观镇政府成立了回龙观镇回龙观村旧村改造领导小组，其中，镇党委书记为组长，镇长为常务副组长，回龙观地区办事处副主任兼回龙观镇政府驻回龙观村工作组组长吴军（化名）和回龙观村村支部书记高长贵均为小组成员。与此同时，高长贵又代表回龙观村支部委员会向昌平区回龙观镇党委和回龙观镇政府分别签订了《国土资源保护管理责任书》和《违法占地整治责任书》，两份责任书明确了回龙观村党支部书记为本村国土资源保护和管理工作的主要责任人，村委会主任为直接责任人。
2009年6月2日，回龙观村的拆迁公告发出。经招投标，回龙观镇政府确定北京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龙公司）为项目实施单位。作为项目实施单位，新龙公司负责具体实施土地一级开发工作，配合镇政府制定征地拆迁计划、组织项目前期以及大市政建设工作。
除此之外，新龙公司还要与回龙观村洽商征地补偿事宜，并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拆迁需要的具体拆迁评估、拆迁服务及市政方案设计、施工等专业机构也由新龙公司招标确定。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新龙公司书面委托张桂亮为拆迁现场总指挥，全面负责拆迁工作。“新龙公司是回龙观村的乡镇政府扶持企业。2002年左右，张桂亮曾任新龙公司副总经理。”回龙观村村民告诉《方圆》记者。
后张桂亮从新龙公司卸任，并于2008年1月在回龙观村注册成立了自己的物业公司――北京鑫沐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2009年5月，在旧村改造的同时，回龙观村与张桂亮的物业公司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委托该物业公司对回龙观村内的违法占用土地及建设等行为，依法提供巡视、报告等服务，由物业公司负责制止违法建设行为。
“回龙观村之所以委托物业公司管理村里的用地情况,是因为该村的用地情况很不规范。”案件承办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金明霞解释说,用地不规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与该村这两年村委会的混乱现状有关。
“在拆迁启动前，回龙观村村委会不稳定，前届村委会领导班子跟村民矛盾很大，村民曾向镇里要求罢免村干部，曾一度出现没有村支部书记的状况。为此，回龙观镇政府还专门成立驻村工作组，由吴军任组长，负责全村事务并组建村两委班子。直至2009年6月，高长贵才被任命为回龙观村党支部书记。”
抢建是第一步棋
其实，新龙公司将“拆迁队长”这一职务交给张桂亮，还是因为他多年来“混”在回龙观村，对村里的用地等情况十分了解。在拆迁过程中，他曾经对村民说：“反正我身体有病，活不长，也不怕你闹，看谁闹得过谁。”张桂亮的这种拆迁方式加上其人本身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让他主导的拆迁过程较为顺利。但这也为张桂亮日后的犯罪行为提供了职务之便。
“2009年5月中旬，张桂亮跟我聊天时，说回龙观村马上要拆迁，如果我能找到地盖点房子，他保证我能顺利建房，还帮我赚钱。” 梁志强说，他是回龙观镇沙河村的一名无业人员，也是张桂亮诈骗拆迁款过程中的一枚重要棋子。
张桂亮的双重身份，无疑能为梁志强抢建房屋提供便利条件。所以，当张桂亮承诺梁志强能够顺利建房并以此赚钱时，梁志强对张桂亮的话深信不疑。随即，他便接受了张桂亮的提议，并当即承诺张桂亮，拆迁后他收回建房及租金成本后，将与张桂亮按三七比例分配拆迁补偿款。
在村里寻摸一番后，梁志强盯上了村民王保国的煤场。梁志强找到王保国与其商量，提出租用王的土地盖房，并承诺王保国，如果日后拆迁，除去他盖房的成本和租用土地的租金，剩余补偿款两人二八比例分成。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协议。
随后，梁志强开始抢建盖楼。建房期间，当地于2009年6月2日了回龙观村旧村改造住宅和商业拆迁公告，将东至八达岭高速路，西至轻轨13号线，南至回龙观村界，北至轻轨13号线，划入了拆迁范围，并禁止再建设房屋。
梁志强盖房的地方在被划定的拆迁范围内，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建房的脚步。公告没几天，便有回龙观村村民陆续向党支部书记高长贵反映，称有人在村西北角抢盖楼房。
高长贵接到村民的举报后，并没有去建房地点查看情况，仅通过电话口头向回龙观地区办事处副主任兼回龙观镇政府驻回龙观村工作组组长吴军作了汇报。吴军听了情况后，随即指示高长贵找拆迁现场总指挥张桂亮处理。
于是，高长贵找到张桂亮，让他负责处理抢建事件。当时张桂亮跟高长贵说：“这事你别管了，我会处理的。”之后，高长贵再没有过问关于抢建的问题。
短短两个月时间内，梁志强租来的土地上便矗立起了2栋2层高的楼房。
漂白“冒牌”痕迹
楼房虽然盖起来了，但这仅仅是个开始。一方面，梁志强的楼房属于抢建，不被法律所认可，也就无从谈起补偿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使通过张桂亮个人的影响力，梁志强抢建房屋的事实能被掩盖，梁志强也还面临另一个难题。
原来，梁志强当初租用王保国的土地时，两人之间只是签订了一份简单的租赁协议，这在法律上是不符合规定的。
在我国，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租用集体土地，与村委会之间签订租赁协议，即成为一包承租人。在本案中，拥有煤场土地使用权的王保国便是一包承租人。而根据集体土地管理的相关规定，作为一包承租人的王保国在转租土地时应经过回龙观村村委会的同意，并由回龙观村村委会报经镇政府审核同意。
实际上，梁志强与王保国之间并没有依法履行以上规定程序。如此以来，从法律意义上讲，王保国仍旧是梁志强房屋所在土地的承租人，而梁志强虽然是实际承租人（土地实际使用人），却没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关文件证明其这一身份。
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地上物拆迁补偿款是补给实际承租人的。梁志强倘若没有“实际承租人”的身份证明，就不能获得被拆迁补偿资格。
为了让梁志强取得实际承租人的身份证明，张桂亮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拆迁项目启动后，张桂亮便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拆迁过程中，承租他人租赁土地的第二包（例如，该案中，王保国是第一包，梁志强是第二包）或第三包人因害怕第一包取得全部补偿款后不给第二包、第三包，因此不配合拆迁、影响工期”，建议对土地实际使用情况重新确认，直接对地上房屋的实际投资人予以补偿。
关于第二包、第三包的情形，还有一个现实背景：2005年以前，回龙观村存在着大量未经镇政府同意，村委会向村民出租集体土地进行生产经营的情况，并存在未经审批一包人转租土地的情形。2005年以后，回龙观村停止了对新租赁土地的审批，并停止原有租赁土地的续租行为，但是对于之前发生的一包和二包行为未予监管和纠正。这样，在旧村改造项目启动后，为完成项目进度，村委会就采取了对违规租赁关系予以认可的态度。
同样出于完成项目进度的考虑，经讨论后，镇政府指挥小组采纳了张桂亮的提议，并由张桂亮负责组织补签所谓“二包人”作为承租方与村委会之间的土地租赁协议，这其中就包含了实施抢建的梁志强。
最后，张桂亮将补签好的租赁协议交给回龙观村村委会。作为回龙观村党支部书记的高长贵没有进行任何核实，便代表回龙观村在这些协议上加盖了村委会公章，并在张桂亮的提示下，配合倒签了合同日期。这样一来，原本不符合拆迁补偿资格的梁志强，取得了与回龙观村村委会签订的租赁协议，得以实际承租人身份获得被拆迁补偿的资格。
“冤大头”蔡海彬
对梁志强来说，巨额的房屋补偿款已是囊中之物。接下来，只要等待专业评估人员对房屋进行测评就好了。
2009年9月，北京市华源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的专业评估员蔡海彬受公司指派，对昌平区回龙观镇回龙观村旧村改造项目提供拆迁评估。蔡海彬来到梁志强的院落处，对梁志强的这两栋楼进行现场评估，测量完面积后，填写了底表。
在他测量完梁志强的房屋后，张桂亮告诉他，回龙观村的拆迁速度太慢，市里一直在催。“又跟我说梁志强是村里的小混混，不好惹，梁志强不搬，其他村民也拆不动。”蔡海彬供述。随后，张桂亮授意蔡海彬，要让梁志强走就得多给补偿，可以通过在梁志强的拆迁面积中多加一栋楼的办法，增加拆迁面积和补偿款。
“来评估前，公司就交代了‘一切听甲方（张桂亮代表的新龙公司）的’。” 蔡海彬说，他考虑到拆迁进度不能耽误在自己这里，于是销毁了梁志强真实拆迁面积的底表，将梁志强“八”字状的两栋楼，制成了“个”字状的三栋楼。按照三栋楼的虚假面积重新制作了评估报告，并以公司两名有评估员资质的工作人员的名义，在评估报告上签字。
按照这份虚假的房屋拆迁估价报告，梁志强拆迁补偿的面积达到了2.7万平方米，虚增房屋面积1.5万余平方米，虚增房屋拆迁补偿为1798万余元，其个人领取拆迁补偿款共高达3300余万元。梁志强在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后，顺利地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了字。
整个案件过程中，蔡海彬并没有收受梁志强或者张桂亮的钱财。蔡海彬说，他参与回龙观村拆迁项目之前的很多项目，都属于商业拆迁，是甲方（房地产公司）出拆迁补偿费，只要甲方提出多补偿的要求，就可以操作。他不知道这次的项目是政府出资，更不知道听从张桂亮的要求操作后会为自己带来牢狱之灾。
价值千万的经营牌照
眼看几千万就要到手，即使是梁志强、王保国、张桂亮三人分这份巨款，每个人获得的利益也十分可观。但张桂亮一伙并没有停止继续“捞钱”的想法。
张桂亮知道，根据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4号令公布的《昌平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补助规定》中第七条规定：“利用宅基地内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持有工商营业执照，因拆迁造成损失的，应给予被拆迁人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补助费按每平方米300元到1000元的标准给予被拆迁人一次性补助。”
在梁志强的房屋拆除后不几日，张桂亮便再次找到梁志强，授意梁志强找家公司的营业执照，用以伪造楼房用于经营生产的假象，以此获取停产停业综合补偿款。得知这个消息后，梁志强觉得可以将这种骗取补偿款的方法进行复制。
随即，梁志强便想到了自己的老相识贾振杰，他们二人曾于2007年在回龙观村共同出资盖了一栋回字楼（其房产证上的户名是贾振杰），用来租给来京打工人员。梁志强决定利用这栋回字楼骗取更多的停产停业综合补偿款。
于是，梁志强找到回龙观村某私营企业女老板李建春，提出借用其公司营业执照、纳税证明等材料。鉴于梁志强与李建春的弟弟关系较好，李建春不好驳其面子，就答应了梁的请求，将自己两家公司的营业执照及相关材料都交给梁志强。
根据《昌平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补助规定》第七条的规定，拆迁人获得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需要提供相应的材料：（1）被拆迁房屋具有合法的批建手续或房屋所有权证；（2）拆迁前被拆迁房屋实际用于生产经营；（3）有工商营业执照，且工商营业执照上标明的营业地点为拆迁房屋；（4）已办理税务登记证并出具纳税凭证。
梁志强将其中一个营业执照用在了与贾振杰合建的房子上，另一个则为自己新建的楼房使用。
根据要求，梁志强伪造了规定的后三款所要求的材料。如果审核材料的人没有对“被拆迁房屋具有合法的批建手续或房屋所有权证”这一要件提出异议，那么，仅通过虚构李建春公司租用梁志强楼房进行生产经营的事实，梁志强一伙将骗取停产停业综合补偿1400余万元。
事实也终如梁志强等所愿。2009年12月，镇财政科按规定找吴军签批拆迁补偿专项资金领款批条，同时附有资金审核表。吴军作为主管拆迁的主任在专项资金领款批条上签字。后经镇、区两级政府审批，回龙观镇政府向梁志强等拨付全部补偿款。
案发：两份相互矛盾的租赁协议
2010年1月，北京市审计局在对回龙观村旧村改造拆迁款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发现，回龙观村某私营企业法人代表李建春提交的停产停业证明材料中，该公司与名叫贾振杰的签订的租赁协议有问题。
这份租赁协议显示，李建春的公司于2002年4月至2010年4月租赁贾振杰房屋用于生产。但奇怪的是，贾振杰与回龙观村村委会之间的土地租赁协议显示租期为2006年1月至2008年12月。
换句话说，贾振杰的房屋是2006年之后才建立起来的，李建春的公司根本不可能从2002年开始租赁贾振杰房屋。
两份协议的相互矛盾，证明了李建春公司与贾振杰之间的承租关系可能是虚假的。审计部门继而发现，在2009年的回龙观村旧村改造拆迁项目中，李建春的公司却因此获得了800余万元停产停业综合补偿款。
对此，公安机关迅速立案侦查，沿着租赁协议这条线索开始追查，先是控制了贾振杰和李建春这两个人。
面对侦查人员，贾振杰供述，策划通过造假来骗取停产停业综合补偿款的主谋并非自己。用来造假的营业执照是梁志强从李建春手里借来的，与李建春公司的租赁协议也系梁志强伪造。于是，公安机关传唤了梁志强讯问，梁志强则供出了幕后出主意的张桂亮。
“此案最终落网8人，涉案4件，涉嫌罪名除了诈骗外，还包括、、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等。涉案人员中除普通村民外，还涉及回龙观地区负责旧村改造项目的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回龙观村党支部书记、拆迁指挥人员及专业评估人员，犯罪对象除停产停业补偿款外，还包括地上物补偿款。”2011年3月，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受理了这起昌平区回龙观土地储备开发系列案。金明霞告诉《方圆》记者，该案也是北京市土地储备开发第一案。
竹篮打水一场空
案发后，李建春一直表现得很无辜：“我自始至终并没有参与诈骗，做过的所有事情只是借出了两个公司的营业执照及相关材料。”
按照梁志强等人的设计思路，通过李建春的两个公司骗取的停产停业综合补偿款会直接发放到李建春的公司账户上。“当我知道梁志强骗了数千万时，就已经害怕了，但这时我已经骑虎难下。为了尽量撇开和梁志强的关系，我让梁志强另外开设了一个公司账户，作为补偿款的收款账户。这个账户一直在梁志强手里，也是由梁志强接收的拆迁补偿款。”李建春说。
事成之后，梁志强给了李建春20万元的好处费。后李建春又以公司增资为名，向梁志强借了500万元，案发前，已还了300万元。
在这场诈骗中，梁志强一伙共获得补偿款5600多万元，这其中包括了通过抢建“人”字楼骗取的拆迁补偿款3300余万元及其停产停业补偿款1400余万元、通过回字楼骗取的停产停业综合补偿款800余万元。
2011年7月29日，梁志强与张桂亮、李建春、贾振杰等人因诈骗罪被检察机关，王保国涉嫌伪证亦被。
案发一开始，王保国一直坚持梁志强在从自己那租来的地上盖了三栋楼，而不是两栋。直到侦查机关调来了回龙观村拆迁前的卫星照片，照片显示，在梁志强盖房处，确实只有两栋楼。在铁的证据面前，王保国把什么都招了。
梁志强是在得知李建春已经供认借营业执照给自己后，才开始认罪，并交代盖房、指使评估员虚增面积、借营业执照的事情皆是张桂亮的主意。蔡海彬也供述，他跟梁志强没有交往，测量当天张桂亮在现场，并指使他为梁志强楼房虚增面积。
张桂亮则在案件进入侦查环节时，就因肺癌晚期加之二次复发而保外就医，一直在肿瘤医院接受治疗。据医院介绍，张桂亮从被送进医院，每个月差不多15天都在接受化疗，“不好说，恐怕活不长了”。
张桂亮被抓捕归案后，对所有的罪行一概不承认，对于从梁志强处分得的300万元钱，他称这是从梁志强处借来的。关于授意蔡海彬虚增面积一事，张桂亮更是声称与自己无关，并否认到过梁志强房屋评估现场。
同时，得知张桂亮病入膏肓，梁志强前后的供述也发生逆转变化。“出于义气，也考虑到自己是这起诈骗案的最大获利者，他开始将所有问题揽在自己身上，称所做的一切跟张桂亮没有关系。张桂亮不承认罪行，而我们又没有证据指向梁志强盖房受张桂亮指使，最终，我们只能根据蔡海彬的指控，认定张桂亮指使蔡海彬伪造文件的问题。”金明霞告诉《方圆》记者。
2011年9月19日，蔡海彬因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3万元。鉴于高长贵认罪态度良好，且最终大部分被骗款已经挽回，2011年12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罪从轻判处高长贵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今年3月13日，梁志强等诈骗回龙观旧村改造拆迁补偿款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这场审判来得有点迟，开庭当天，一直被保外就医的张桂亮身体仍旧虚弱，回答问题时的声音即使站在旁边的人也难以分辨。
另一涉案人员李建春，本是拥有两家注册公司的女老板，经过八个月的等待，50岁刚过已是满头白发，看上去苍老憔悴。倒是30多岁的梁志强在整个庭审过程中表现自在，总是一副松松垮垮的模样，几次被身边的法警提醒注意仪表。截止发稿前，该案尚未宣判。
实际承租人
承租人，又称“承租方”，在租赁合同中，享有租赁财产使用权，并按约向对方支付租金的当事人；承租人可直称为“租赁人”，比如有一物业主将其所有的某一些特定范围，如摊位、店面、商业场所或居住所进行对外出租，那和该物业所有者进行协议签约、租赁该场所或居所的另一方就是“承租人”。
承租人在租赁期内将租入资产出租给第三方，第三方即为实际承租人。
承租人是法律术语，而实际承租人不是。实际承租人是对租入资产实际使用人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举例来说，村民甲将从村委会租来的土地转租给村民乙，乙又将土地转租给丙，那么，丙就是甲租入土地的实际使用人，即实际承租人。
实际承租人通常情况下也指实际投入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
六个部门也没阻止抢建
3月9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金明霞接受了《方圆》记者采访，就她所承办的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土地储备开发系列案系列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主要特点等内容进行解答。
《方圆》：你为什么称这个案子为北京市储备土地开发第一案？
金明霞：之所以称之为“北京市储备土地开发第一案”，是从整个涉及的罪名来看的。因为这一系列案囊括的罪名比较多，涉嫌罪名包括、、诈骗、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而以前我办理的案件中，罪名比较单一。
《方圆》：这一系列案件有什么突出特点吗？
金明霞：该案的突出特点是多种原因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犯罪结果的发生。在监管层方面，如果像高长贵、吴军（化名）这样代表政府进行监管的职能部门负责人员能够仔细核查，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完全能够避免梁志强等人诈骗拆迁补偿款行为的发生。根据回龙观镇政府机关科室人员及职责一览表，有六个单位对抢建工作有监管责任。
拆迁过程中，制止抢建的工作表面上看有多部门多人员管理，实际操作中却无部门无人进行监管。各相关部门在制止违建方面如何衔接，采取何种工作机制和汇报程序等均没有明确规定。
《方圆》：也就是说职能划分不清是监管不力的根本原因。
金明霞：是的，拆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内容繁杂，从立项、审批、规划到拆除、补偿、安置，每一环节都需要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监管。但在本案的拆迁项目过程中，很多环节的责任主体和监管手段都是模糊的。这是各环节、各部门职权交叉造成的结果，出现问题后责任主体不明，不知道究竟应该由何部门进行监管和处罚。
本案中单是制止抢建一项工作就涉及到国土、城建、村委会等多部门，结果出了问题谁都不管。故建议在拆迁工作中细化、明晰各职能部门的具体职责、工作机制和汇报程序，一职责一主体，各司其职，各部门之间不但要权限独立，还要建立衔接机制，从而做到监管不疏漏。
《方圆》：在拆迁项目中，实际上的拆迁工作完全是由新龙公司来完成的？这样的安排合理吗？
金明霞：其实，回龙观村旧村改造储备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是回龙观镇政府通过招投标全权委托给新龙公司为项目实施单位，这种完全由房地产公司“操盘”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为拆迁项目带来了隐患。
因为这样操作，在实践中很难显现在土地储备项目中政府作为拆迁主体的特征，老百姓也很难认清政府拆迁的实质，误以为房地产公司就是拆迁主体、拆迁补偿款都是房地产公司拨付，容易产生房地产公司的补偿款能多骗点就多骗点的想法。即使是评估员蔡海彬，也是事发后才知道回龙观村土地拆迁补偿款的真正支付方为政府，但后悔已晚。
《方圆》：蔡海彬的问题，实际上也反映了承担评估等职责的中介组织执业不规范的问题。
金明霞：是的，承担资产评估、验资、审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人员，出具的证明文件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承担着重要的鉴证服务和监督职责。如果他们提供的证明文件内容虚假、结论不客观，就会严重扰乱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本案中蔡海彬的行为就充分暴露出目前有些中介组织人员执业相当不严谨，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而相关的行业协会亦没有有效地进行监管和抽查，使得中介组织人员在客观上沦为刑事犯罪分子的帮凶。
金明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先后在该院公诉二处、公诉一处、反贪局三个业务部门工作，2003年至今在公诉二处从事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案件的审查工作，2004年4月被任命为助理检察员，2008年被任命为主诉检察官。期间独立承办海淀区原副区长星志国、门头沟区原副区长闫永喜等官员职务犯罪案件，以及北京市首例涉案金额上亿余元的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诈骗案等特大经济犯罪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