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川永安桥碑简考

时间:2022-08-26 02:16:46

[摘要]永安桥石碑位于定西市渭源县会川镇毕家庵村,永安桥建于漫坝河上。2012年11月笔者对永安桥石碑碑文进行了抄录,顺便还考查了赵氏家族遗留下来的一些较为珍贵的文物。永安桥碑碑文反映出赵氏家族与永安桥修建的过程、永安桥的交通地位和作用、清代洮河流域自然灾害等内容。经调查发现,此碑至今无人作出详细的考证,而且遗存下来的永安桥石碑的保存状况堪忧,背面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部分碑面完全消失,无从考证。

[关键词]会川永安桥碑;地方文化;文物保护;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K87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8-0013-10

日前,获知定西市渭源县会川镇毕家庵村保存着一块清代所立的重要石碑,遂前往寻访和考查。本次考查过程中,得到当地赵欣①老师的鼎力协助,为笔者提供了相关文献资料。

该石碑即《建修永安桥碑记》现介绍如下,并对碑文作初步考释,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永安桥石碑简介

永安桥碑发现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会川镇毕家庵村村民赵积壁宅院旁,南距会川镇约1500米,东距212国道②约500米,西距漫坝河③约200米(见图1)。地理坐标范围:东经103.99°、北纬35.12°,平均海拔约为2240米,地势总体南高北低。漫坝河两岸为河谷小平原,宽约8公里,地势平坦开阔。永安桥碑所处会川镇位于渭源县西南部,东接祁家庙乡和杨庄乡,西依田佳河乡,以牧儿山梁为界,北接上湾乡。南北长35公里,东西宽5公里,总面积71平方公里,212甘川国道和316福兰公路交汇贯通,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和商埠重镇,经济较发达。会川镇人民政府驻西关行政村,距县城35公里,距省城兰州140公里。会川原名官堡镇,民国二十三年(1944)农历三月正式置县,是以境内南北二川交汇于此而得名。1949年8月17日,成立了会川县人民政府。1958年4月渭、会两县合并后,复称官堡镇。9月建立会川。12月撤销渭源县时划归临洮县。1961年恢复渭源县建制后为会川区工委,将杨庄、沈家滩两个公社合并于会川公社。1972年会川与杨庄再次分设。会川公社于1983年改为会川镇。辖东关、西关、新城、南沟、上集、大庄、醋那、本庙、梁家坡、王家嘴、李家崖、常家湾、河里庄、沈家滩、罗家磨15个行政村和1个居委会,155个合作社,99个自然村,共5470户26598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178人,回族9人,藏族9人。处于祁连山余脉、黄土高原、秦岭余脉的交汇处。

会川镇地处甘川公路沿线半山半川二阴地区。地势南高北低,最高海拔(露骨山)3941米,最低(梁家坡公路桥)海拔2160米。土壤肥沃,植被良好。平均气温5.7℃,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零下12℃,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15℃。年平均降水量556.4毫米,无霜期131天。大小南川河流经河谷川区,光热资源丰富,水肥条件较好,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温带季风半湿润气候带。会川镇土壤肥沃,土层深厚,适宜马铃薯、虫草鸡和各种花卉中药材的生长。在镇南20公里的太白山一峰独耸,海拔3300米,高峻雄险,风景奇丽,素有“小华山”之称,是渭水源部级森林公园景区之一。

永安石桥架设在会川镇的漫坝河道上,距尖山峡口约5000米(见图2、图3)。1971年5月,在原桥址上改建成水泥桥,改名为花桥(原永安桥)。桥长47.2米,3孔跨径10米。④永安桥碑篆刻于大清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榴月中浣,即公历1892年6月(农历5月)。相传永安桥碑原立于漫坝河的永安桥头旁。“”期间,此碑被砸移于会川镇电影院门前做桥板,后被赵家后人搬回。现筑于赵氏第四代子孙赵积壁(赵欣的四爷)宅院围墙东南角,碑面自北朝南。该石碑为青石质,现存石碑无首、无座。整座石碑地表以上高约125厘米,宽约70厘米,厚约16厘米。阴线篆刻楷体,碑面篆刻字体较为清晰,尚可识别,但碑面刻画处较多,有几处字迹已无法识别。除最上端残留“皇极”二字尚可辨认外,其他均已被水泥涂抹。“皇极”二字周边相间缠绕着残余瑞兽纹路(按古人惯常的做法,此碑兽纹估计应为龙纹)。整座石碑,残余碑文由上到下数第22个字以下均埋在土里,挖开约15厘米的土层后,露出约5个字,其中最后一个(即由上到下数第27个字)字大约有一半被筑在宅基的水泥里,仔细观测后字迹尚能辨认出来。被水泥浇注以下的字(即第27个字以下的字)暂时无法考证,甚为可惜。

二、碑文迻录及有关资料

(一)《建修永安桥碑记》⑤碑文辨识迻录

石碑碑文共存343个字,其中碑文题目9个字。现将《建修永安桥碑记》碑文辨识迻录标注如下(录文中,字加“〔〕”者为猜补文字。所有标点为笔者所加,加“/”者表示一行结束,进入到下一行。加“”者表示字迹模糊不易辨认或遭毁坏。加“×”者表示此处无字,为空格):

[前缺]⑥皇极

建修永安桥碑记/⑦窃闻阴骘⑧文云:修千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来往之桥,足见修路造[后缺]〔桥阴骘〕/⑨事也。查洮阳(乃)⑩为陇右之名区,官堡尤属渭州之雄镇。浮桥古建永(宁),11[后缺]〔继〕/12有永济,东由关陇,西接河湟,南通蜀汉,北达金汤,洵左右通行之衢(道),13[后缺]〔惟〕/14峡口两河横波,每逢暴发,谁普慈舟?(航)。15如遇寒凝,众皆裸渡,目睹情伤。[后缺]/16前人恒患河水,欲利康庄,惜其有志未逮。兹有善士赵公应昌,愧平生[后缺]/17承×县令之鸿慈,倡捐督修,会同乐助,即于双扉开合之交,两岸接连[后缺]〔之处,(觅)〕/18集鸠工,试裁燕剪,新修永安桥二洞,以利通行,洵阴鸷人也。自光绪庚[后缺]〔寅〕/19兴与作(动)20众,趋从鳌背,津梁21功凭二子之负。虹腰砥砫,成赖五丁之鞭,旁22[后缺]〔修神庙〕,/23力挽狂澜,上盖桥亭,久蔽阴雨,越三年而功竣。利万古之衢亨夫!而(后)24[后缺]〔履道坦〕/25坦,来往悠悠,溺阻无虞,冰凝何畏,遐迩咸与蒙庥26阴鸷,因而无量,是27[后缺]/28倾心者也,所有功程资费,另匾告明,谨将义举勒石垂名,永彰不朽。29[后缺]/30例授修职郎31侯铨,直隶州32州判33恩贡生刘椿年34谨撰35[后缺]/36大清光绪拾有捌年37岁次壬辰榴月38中浣39。/40

(二)赵氏后人誊迻的永安桥碑文

考察期间,赵应昌第六世孙赵欣老师为笔者提供了他们先前誊迻的《建修永安桥碑记》。现将上述资料摘录如下(加“ ”者表示赵氏后人誊迻稿与笔者辨识迻录不同之处):

建修永安桥碑记

窃闻阴骘文云:修千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来往之桥。足见修路造桥阴骘41事也。查洮阳(乃)42为陇石之名区,管堡尤属渭川之雄镇。浮桥古建永宁43,继44有永济,东由关陇,西接河湟,南通蜀汉,北达金汤。询左右通行之衢道,惟45尖山峡口。两河洪坡,每逢暴发,谁普慈航?46如遇寒凝,众皆裸渡,目睹情伤。前人恒患河水,欲利康庄,惜其有志未逮。兹有善士赵公应昌,愧平生47,承县令之鸿慈,倡捐督修,会同乐助,即于双扉开合之交,两岸接连之处,(觅)48集鸠工,试裁燕剪,新修永安桥二洞,以利通行,洵阴骘人也。自光绪庚寅,兴作动众,趋从鳌背津梁,功凭二子之负,虹腰砥柱,承赖五丁之鞭,旁(修神庙)49,力挽狂澜,上盖桥亭,以蔽阴雨,越三年而功竣,利万古之衢亨夫!而后履道坦50坦,来往悠悠,溺阻无虞,冰凝河(何)51畏?遐迩咸与蒙庥,阴骘因而无量,是倾心者也,所有工程资费,另匾告明。谨将义举,勒石垂名,永彰不朽。

例授修职郎 侯 铨

谨撰(并)书52

直隶州州判恩贡生 刘椿年

大清光绪拾有捌年岁次壬辰榴月中浣

(三)赵氏后人提供的《重修尖山河道永安桥碑序(残稿)》

今夫永安桥之名,原有永济桥而起,实由洮阳永宁桥而成。夫岂无因?前县主黄以尖山河道每逢秋冬经行艰苦,深知悲悯。查该处里民赵氏应昌广行方便,冒以阴骘事,造桥修道,利济经行,阴骘无量,报施应即不爽,谕饬[以下文缺]……有志,不惮烦劳,遵即仔[以下文缺]……千总曹成德几费踌躇,几经[以下文缺]……系石底布置可修,即于光绪十六年[以下文缺]……遂备尝辛苦,共修桥墩三座,桥亭六[以下文缺]……暗道宽阔平坦。自光绪十六年起,于[以下文缺]……回索爷林氛复起,未及告成。前州主姚目公经过[以下文缺]……赵公应昌,赏给“情殷利济”匾额以慰[以下文缺]……光绪二十九年四月间,河水暴发,洪波逆行,神庙桥亭冲[以下文缺]……前功尽弃,抱歉难安,登时重修,但以岁值年荒[以下文缺]……年,开山取石,因岸横阔,增修石墩六座,昌[以下文缺]……助多主意,即云可畏,亦仍任怨任劳,毫无息肩[以下文缺]……浩大,兹于功竣告成,除前今两次[以下文缺]……将原委工程叙明,质诸神人共[以下文缺]……

钦加提举衔特授抚彝抚民调至渭源县正堂覃恩加一级纪大功二次 倪

钦加同知衔调署狄道州事正任徽县 张

钦加同知衔前任渭源县正堂调补武威县加五级记录二次 梅

管带河镇防军后旗步队留陕甘侭先补用参府借补镇靖堡都 府记大功一次 饶

吏部侯铨 直隶州分州 恩贡生刘椿年 谨撰并书[以下文缺]

此碑原立于尖山(山的向西方位)桥头,现已遗失。

(四)赵氏后人提供的《永安桥(简 介)》

永安桥,址在尖山,俗名叫华桥,是官堡镇(今会川镇)毕家庵乡贤赵应昌倡捐督修的。

清光绪十六年(1891)动工,十八年(1893)竣工。桥长五米许,桥面以木板打成,桥上有亭六间,桥墩三座,桥东建神庙一座。狄道州53知事54曾赏赵应昌匾额一块,上书“情殷利济”以示慰勉。当时清例授修职郎史部侯铨,直隶州州判恩贡生刘椿年二人,曾为之撰写了《建修永安桥碑记》,斯碑至今尚完好,现立于毕家庵宅旁。

光绪二十九年(1904)四月,漫坝河暴涨,神庙,桥墩悉被洪水冲走。赵应昌不顾“岁值年荒,登时重修”,因岸衡阔,桥墩由原来的三墩增为六墩,“工料比以前益坚,并排栏建坊,以壮观瞻。”

赵应昌修桥之举蜚声陇右,狄道州主,渭源县正堂倪以及前任正堂,管带河镇防军后旗部队一齐出资相助,遂使永安桥这一浩大工程如期告竣。事毕,清例授修职郎史部侯铨,直策州州判恩贡生刘椿年再次撰写了《重修尖山河道永安桥碑序》。1996年,作者曾见到过该碑序。遗憾的是,仅为一纸残稿。数年寻找一直未发现石碑。

(上文为渭源二中高级教师曹希舜撰写)

(五)赵氏后人提供的赵应昌生平及修桥经过

赵应昌,原籍山西临汾洪洞,祖官狄道,毕,定居狄道城北上寺,修祖坟城北八里铺东石碑阙处。清时多分门户,逐成望族,人称上寺赵家。

同治年间,应昌、应德兄弟二人因避回乱,背井离乡,行至杨庄,栖身斜坡(会川杨庄)两年多。因气寒地湿,不宜耕种,沿河而下,毕家庵处,打墙造房,没想到挖掘出了两桶银子,顺此成就家业。

赵应昌非常感谢上天的眷顾和赐予,顿时升起了善心,看到尖山峡口两河波涛汹涌的河水,每次遇到河水暴涨或遇到严寒结冰时,人们裸渡此河,非常艰难的在河中行走,发善修桥,内倾家力,外纳乐助,桥三墩两孔,修建了三年而才成,取名为永安桥(意为永远安宁、平安,永不再祸害两岸黎明百姓)。甘肃省直隶州政府因此赏予匾额以表彰赵家,“情殷利济”(时公元一八九三年也)。一九零四年四月,天降暴雨,波涛汹涌,桥墩因此而发生位移,桥濒临垮塌的危险,抱歉难安,不顾荒年,重修永安桥。时官倡多捐,开山规石,石中凿孔,砌墩时,孔孔相对,内铸铁水,墩成一体。墩由原三增为六,孔由原二成于五,上盖桥亭,边修护栏,往来行人,乘凉避雨,经数十载,完好如初。后修国道,改建为水泥桥,今尖山桥也。

赵应昌、赵应德兄弟二人,仅昌膝下,唯有一子,取名震芳。秉其父风,西修家庙,内开私塾,凡亲朋四邻,若有子女愿读书识字者,皆纳之。远则管吃管住,近则乐供午食,不取分文,实义学也。然震不幸早逝,年仅三十有几。

其妻吴氏,处事待人,大度善行,方圆数十里,口碑颇佳,人称赵老太太。举数事述之:有一陇南骆驼客,过会川捎话说,他乡有户人家生一子,自称会川毕家庵赵振芳,其家人叫来认领。众子议接,太太力阻曰:“生他家,已他人,接来当先人供,还是做小孩养?”众子服止。

家有水磨数盘,太太约家人,从春种至秋熟,凡来磨面者,不收磨稞,饭食相助。

民国十八年,陇中饥荒,太太曰:不能独善其身,尽散家中粮,给四邻亲朋。

官堡街开当铺五间,时军阀分制,甘肃以砂元为货币。军阀战败,沙元尽费,众人皆砂元赎之,众子不欲,太太力主赎去,至此家境虽衰,然善心欲坚。后熔砂元铸火盆,以补家用。凡有上门乞食者,必问家中是否有老小,有者多予之。

凡此耕种,数不胜举。

至今,四方老人说起,仍赞口不绝。建国后(1949),以开明人士待之,1950年无病善终,享年七十有二,善因所报也。

(上文为赵应昌第六世孙赵欣提供)

三、石碑有关问题的讨论及碑文考释

通过走访调查,并将相关几种碑文进行仔细对比,可确认碑文情况基本一致。笔者现场对《建修永安桥碑记》碑文辨识迻录与赵欣老师所提供的《建修永安桥碑记》誊迻碑文有十三处不同(具体不同及详解见尾注41至52),相关碑文具体详细考释请见尾注。通过碑文记载,可以了解到当年情况:如碑文所载“……(此地)为陇右之名区,官堡尤属渭州之雄镇。东由关陇,西接河湟,南通蜀汉,北达金汤,洵左右通行之衢……修千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来往之桥……利万古之衢亨夫”,便可知此地区在清代是陇右的交通要道、雄关重镇,而永安桥在当地交通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非同小可。赵应昌看到尖山峡口的河水波涛汹涌,每次遇到河水暴涨或严寒结冰时,人们裸渡此河,非常艰险,顿时升起修桥的善心,内倾家力,外纳乐助。桥三墩两孔,修建三年才成,取名为永安桥,意为永远安宁、平安,永不再祸害两岸黎民百姓。甘肃省狄道直隶州政府因此赏予“情殷利济”匾额以表彰赵家善举(时公元1893年)。1904年天降暴雨,波涛汹涌,桥墩发生位移,桥濒临垮塌的危险,赵氏遂不顾荒年,重修永安桥。倡导募捐,开山规石,石中凿孔,将桥墩加固,并由原来的三墩增加到六墩,由两洞变为五洞。据《赵应昌的生平及修桥经过》所述,重修永安桥时,还进行了碑文所没有记载或无法考证的内容,如“砌墩时孔孔相对,内铸铁水,墩成一体。并且上盖桥亭,边修护栏,往来行人,乘凉避雨,经历数十年,桥还完好如初”。后来因修国道,改建为水泥桥,就是今天的花桥。

《永安桥(简介)》中提到的“光绪二十九年(1904)四月,漫坝河暴涨,神庙、桥墩悉被洪水冲走”,又据《赵应昌的生平及修桥经过》所述“1904年4月,天降暴雨,波涛汹涌,桥墩因此而发生位移,桥濒临垮塌的危险,赵应昌不顾荒年,重修永安桥”,这些情况是否属实呢?《临洮县志·第二编自然、地理·卷五自然灾害·第一节旱灾》55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狄道大旱,民饥;在同书第二节《雹灾》56记载:光绪十九年(1893)夏六月狄道冰雹,其大如碗,伤禾甚重。歉收,民饥荒;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狄道西南两乡雨雹,禾谷打伤甚重;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狄道大雨雹杀禾;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狄道再次雨雹,禾谷打伤甚重;同书第三节《水灾》57记载:光绪十三年(1887)秋,以洮潭(临潭)大雨雹,复积雪,山洪暴发,水高数丈,洮河狂涨,狄道西瓮城垣浸没于水,沿河民田受害;光绪十二年(1886)狄道初伏降雪,树木、秋禾摧毁,洪水溢;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狄道雨雹,洪水横流,冲毁田亩,洮河水继涨;同书第六节《风、瘟疫、滑坡》58记载:光绪十九年(1893)五月,北乡皇后沟山崩,压死133人;《渭源县志》记载会川是雹灾重灾区之一59(见图4)等。由此可推断出《永安桥(简介)》中提到的“光绪二十九年(1904)四月,漫坝河暴涨,神庙、桥墩悉被洪水冲走”,以及《赵应昌的生平及修桥经过》中所述“一九零四年四月,天降暴雨,波涛汹涌,桥墩因此而发生位移,桥濒临垮塌的危险”和“赵应昌不顾荒年,重修永安桥”等情况是属实的。

图4 《渭源县志》中渭源县冰雹路径示意图

《修建永安桥碑记》提到“新修永安桥二洞”、“上盖桥亭,以蔽阴雨”和《永安桥(简介)》中提到的“桥长5米许,桥面以木板打成,桥上有亭六间,桥墩三座,桥东建神庙一座”;以及《赵应昌的生平及修桥经过》所述“桥三墩两孔”等材料可推断出,此桥初建为石质桥,三座桥墩,两个桥拱,且桥上修有桥亭遮风避雨,桥旁(东面)修有神庙,这是符合古人修桥习惯的。此类型桥依照法国摄影师雅克·巴科大约在1880年拍摄的我国南方较为典型的云南某地方大桥的照片(见图5)和我国北方较为典型的渭源县灞陵桥60照片(见图6),我可大概绘制出原永安石桥第一次建成时的原貌想象图(见图7)。

图6 渭源县灞陵桥

图7 笔者依石碑残文绘制的永安桥复貌想象图

四、关于赵家祖屋及遗留其他文物的考查

此行我们还考察了在毕家庵村赵应昌第六世孙赵猛院内的赵家祖屋,此房坐北朝南(见图8)。据赵家后人说,这座院落由赵应昌、赵应德兄弟二人修建。当初的数十间祖屋大多损毁,目前仅存一间上房,无人居住。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该房是典型的清晚期风格的雕梁画栋,显示出当年赵氏祖屋的辉煌,虽经一百多年的风雨历程,仍岿然屹立。其间架结构稳固,设计精湛,檐板、柱顶石雕刻精致。图9为现残存赵氏祖屋屋檐上木雕镂空花纹,左边为锦鸡纹,右边为牡丹花纹。图10为赵氏祖屋柱顶石,分为上下两块,上面一块为“鼓状”,下面浮雕有精美生动的芙蓉花纹和牡丹纹,代表富贵、高贵的意思。从这些实物和装饰可以看出,赵氏先祖赵应昌家庭的殷实与富足,是当时当地较为有身份地位的家族。

图9 现残存赵氏祖屋屋檐近

图10 赵氏祖屋柱顶石近景

赵氏祖屋还遗存石供桌一个,现存赵应昌第五世孙赵其荣家院内。石桌以前是用来祭天的供桌,由质材坚硬的巨大汉白玉石料雕刻而成,上面平整,四周刻有各不相同、寓意深刻的精美花纹图案,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如:

图11 赵氏祖屋用于祭祀石桌“龙凤呈祥”

图11,此面雕刻着龙(在右边)和凤凰(在左边)的龙凤吉祥纹。

图12 赵氏祖屋用于祭祀石桌“五老观图”

图12,为传统吉祥纹饰《五老观图》。雕刻着五个老人一起观看一幅画的场面。图中的画轴里,有一个含有太极的图案,所以此纹饰也称为“五老观太极图”,61左右两侧还摆放着插有牡丹花的花瓶和花盆。与此相关的民间传说是:上古时代,尧帝在黄河边设坛拜神。一日,尧帝率领舜等人登首山,观河渚,视察神坛。忽然他们看到有五位皓首童颜的老者,正在山上的树林中观看一张河图。众人十分好奇,便驻足观看。老者们边观图边说道:“这张河图会告诉未来的帝王如何顺应天时、如何思考、如何谋略,将使未来帝王受命于天的祥瑞征兆。”顷刻间,一匹龙马口衔一张白玉赤字的河图,从河中跃然而出。龙马高声鸣叫道:“重瞳子舜能看懂此图。”与此同时,河边的五位老者都化为流星,飞上天空,进入了昂宿星座。而龙马留下河图后,重新隐身于河中。尧、舜等五人上前详细地观看龙马留下的河图,舜立刻看出图上所画的竟是神秘的星象图以及有关天地人的事理。尧帝大喜,向群臣道:“今朝天降祥瑞,龙马显灵,天地献秘,这是舜得天命的征兆,是上天在召唤舜接我的班呢!”于是,他就将王位禅让给了舜。从此,舜和大臣们经常在首山的树林中观看河图,商讨管理部落联盟的良策,那幅河图逐渐演变成了先天八卦图。人们将此故事看成是贤明的君王受命于天的祥瑞象征,此题材的绘画常出现在一些古代器物和民间年画中,寓意为贤人受命于天,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在石供桌上雕刻“五老观图”,估计是指赵氏先祖修及重修永安桥是承受天意。

图13,雕刻的是一只仙鹤站立在一棵高大而古老的松树之下,鹤的对面有一只娇小玲珑的梅花鹿,正俯首行走欲止的神态,它们相对而视,似笑语,似对话,和谐安祥,图案寓意着人间一派吉祥美好景象的 “松龄鹤寿”、“松鹤长春”或“松鹤延年”。作者匠心独运,采用立体雕刻技法,形象生动,活灵活现,为石雕之佳品。

图14,此面雕刻着一只獾昂头向天观喜鹊,喜鹊站立梅花枝头俯视獾,獾望天、喜鹊看地,故曰欢天喜地,表示喜悦心情。大獾旁边还有一只小獾,伏在窝里,是“父子獾”或“母子獾”,寓意为父子或母子团圆、家庭和睦、合家欢乐的意思。而喜鹊和獾在一起,又意为“欢天喜地”。 而鹊登梅枝报喜图,以“梅”谐同“眉”,又叫作《喜上眉梢》。民间就有“喜鹊登枝祝福”的说法。“喜鹊登梅”图隐含男欢女爱、生殖繁衍之意。赵国华先生在《生殖崇拜文化论》中:“……中国传统的花鸟画,象征女阴的花,象征男根的鸟,后来作为吉祥物组合在一起,成为花鸟图的源头。”“喜鹊登梅”图是求子嗣兴旺的生殖崇拜图。

五、考查后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对《修永安桥碑记》的思考

第一,永安桥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以纠正当今史料的错误和补充其史料的不足。如在《渭源县志》中《渭源县交通、旅游、文物图》上永安桥处标记为“永济桥”,此处是明显的失误。又如“冰凝何畏”中的“何”,现场考证确为“何”字(见图15)。但在赵氏后人提供的《建修永安桥碑记》中为“冰凝河(何)畏”,与现场考察的碑文不一致,明显有误,可能是赵氏后人疏漏造成的。再如《渭源县志》第773页的“清末时期岁贡生(表)”中有刘椿年名字,而在《渭源县志》及《狄道州志》中历任州判记载中却无刘椿年的名字;在现场考察的《建修永安桥碑记》中,此碑文是由“直隶州州判恩贡生刘椿年谨撰”。因此,在历任州判记载中应有刘椿年的名字。

第二,赵氏先辈那种自发出资捐款修桥“好施乐善” 的美德值得肯定和弘扬。“每逢暴发,谁普慈舟?(航)。如遇寒凝,众皆裸渡,目睹情伤。[后缺]/前人恒患河水,欲利康庄,惜其有志未逮。兹有善士赵公应昌,愧平生[后缺]/承×县令之鸿慈,倡捐督修,会同乐助,即于双扉开合之交”。由此可以看出赵氏兄弟关心乡亲疾苦,个人出资捐款,“修千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来往之桥”,“利万古之衢亨夫”,“阴骘无量”。在当今社会,学习弘扬赵氏先祖“好施乐善”的崇高美德,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三,当时社会还是比较重视倡导清廉和鼓励并推动民间慈善事业的,注重对慈善义举的褒奖。这在晚清之风横行的时代具有积极意义。如《碑记》中“所有工程资费,另匾告明”即是。乡间士绅的慈善义举作为道德教化的典范,有利于社会风气的转化。如《碑记》中“谨将义举,勒石垂名,永彰不朽”。

第四,反映出晚清政府公益事业的落后。陇西狄道(今临洮),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国西部历史文化名城,丝绸之路重镇,唐蕃古道要冲。下辖官堡镇(今会川镇)又是东连关中陇西,西接河西湟水,南通四川汉中,北达金城兰州的重要交通枢纽。其北面的大南川河(亦称漫坝河)和南面的小南川河汇聚于尖山峡口,古时这里建有浮桥,名为“永宁桥”,后称“永济桥”,后或因年久失修,或毁于水患,河上已经没有渡桥。每逢夏季,两河洪水爆发,没人能过;如遇寒冬结冰,众人只能踩冰过河。如此咽喉要地,为力修桥,“兹有善士赵公应昌”,心生慈悲,由个人出资捐款才修建起桥,晚清政府腐败没落可见一斑。

第五,从这次考察不难推断出,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基本上是一种精英事业或富人的事业。无论是朝廷推动的慈善救济工作还是民间慈善活动,一般都由地方上有影响的士绅或官员主办,经费来源主要是少数富人的捐献,平民百姓参与很少。这说明那时候“慈善”大多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豪族、绅士的个人的自发的义举行为。

第六,通过对此碑文的考释及查访,了解到会川镇及临洮地区天气变化无常,自然灾害频繁,尤以雨雹灾、水灾、旱灾最甚,给当地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沉痛的灾难。我们民族是多灾多难的民族,但中华民族也是百折不挠的民族,我们先祖不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重建美好家园,从“两河洪坡”难过河到克服困难修建桥,再到桥因灾害损毁,再克服种种困难下大气力修桥的过程,不就是在克服艰难困苦以造福当地百姓而不断取得新进展的过程么,中华民族不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曲折中,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团结奋斗而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吗?我们应该学习和发扬光大这种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取得进步的民族精神,特别是在当下随着改革开放实践不断进入深水区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严峻复杂形势下,意义更为深远。

(二)几点建议

文物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留,是人类劳动智慧的结晶,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研价值。做好文物的挖掘、抢救和保护工作,应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普通公民也应该承担起保护文物的责任。

第一,精心保护《建修永安桥石碑记》石碑。由于永安桥石碑在“”期间遭受破坏,加之当地群众缺乏文物保护意识,长期在外,经风剥雨蚀,现已损害非常严重,因此,建议当地政府加紧对永安桥石碑进行抢修和保护。可以将石碑迁入当地博物馆,或在现址修建遮风挡雨的设施,以防止石碑被风化或人为破坏而使本已很不清晰的字迹更加模糊。

第二,目前,甘肃境内迄今留存的清代建筑已很稀见,一是建议在赵氏祖屋的基础上改建为民俗博物馆。由当地政府动员赵氏有关后人搬离赵氏祖屋原址,由政府出资修复加固赵氏现有祖屋。若条件许可,还可复建其他损毁的祖屋。赵氏祖屋内布置赵氏先辈捐款修桥、好施乐善的感人事迹挂图和会川镇地形地貌(含永安桥、神庙、石碑和赵氏祖屋等)模型。二是如赵氏后人不愿搬离,可由政府出资将现有赵氏祖屋加固后,将上述挂图、模型等布置其中,由赵氏后人负责看护管理。三是将赵氏祖屋(或者为民俗博物馆)作为“好施乐善典范”教育基地和旅游观光景点,以带动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这在甘肃打造和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在经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花桥旁复建一座“永安桥”和神庙,复制一块《建修永安桥石碑记》石碑,以纪念、弘扬赵氏先祖的美德,促进社会和谐文化建设。

第四,文物遗迹、遗物是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应大力发展相关文物古迹旅游。

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基础上也开始寻求精神陶冶,探古求新,以增长知识、愉悦心情,人们希望对自己的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历史有所了解,更愿意感同身受,去感悟触摸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由于探古求知是人们共同的心理需要,而文物古迹可满足这一需求,为旅游业的开展提供了基础,文物古迹作为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充分利用它,大力发展文物古迹旅游,推动旅游事业的发展。

同时,发展旅游可以部分解决文物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甘肃省文物古迹众多,而政府财力有限,特别对于甘肃省来说,每年用于文物保护的费用相对众多的文物来说是十分有限的,许多文物因无经费维修与保护而遭毁灭。因此发展旅游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文物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

总之,加强文物保护,应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以增强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唤醒全社会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与支持。旅游的发展,可以使大量的文物古迹直接生动鲜活地呈现给旅游者,不仅使人们获取了丰富的知识,受到了教育,弘扬了民族文化,提升人了们的文化素质,而且文物的社会效益还可使人们懂得文物的重要价值,认识到文物对社会的重要意义,增强保护文物意识, 使全社会都重视文物保护工作。

另一方面,文物事业和旅游事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在合理保护文物的基础上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为了使文物这项旅游资源能够长期的为当地服务,必须重视对文物的保护。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文物被破坏后, 很难恢复原样,不但降低甚至毁灭文物的价值,而且还会削弱了对游客的吸引力, 最后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到文物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所以,在合理保护文物的基础上促进旅游业的发展,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全面有效保护文物是十分有必要的。

首先,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本地区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之中,保持文物保护与发展旅游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文物保护方案及发展旅游产业的规划。同时,政府应加强监管力度,促使旅游区内文物保护工作能够与旅游产业发展和谐统一。

其次,建立、健全旅游产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机制。文物与旅游部门要及时协调配合,形成有利于旅游事业发展与合理保护文物的和谐发展良好格局。

第三,要严格控制游客流量及超负荷地接待,以免文物受损。根据文物损坏情况,限制旅游人数,在旅游景点设置专门的提示标语,以增强游人保护文物意识,并安排专门人员看护,一旦发现破坏行为,必须予以严惩。

总之,发展旅游业与文物保护,两者既矛盾又统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发展旅游产业和文物保护必须统一起来,不可偏废。在保证做好科学、合理的保护文物工作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旅游业,促使旅游业与文物保护共同和谐发展。

发展文物古迹旅游有助于当地“扶贫”事业的发展,促进当地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对的提高。

李师并成62曾指出,旅游开发是一种崭新的集约型开发型的扶贫方式。甘肃省实施旅游扶贫开发的有利条件较多,可行性强,应积极组织,大力发展。

甘肃省是我国西部不发达的省份之一,省内贫困面较大,脱贫致富的任务艰巨。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旅游业,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实现了脱贫的目标。旅游扶贫所带来的“开发一方景区,繁荣一方经济,致富一方百姓,丰富一方生活”的显著变化,充分显示了其他扶贫手段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地区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所谓旅游扶贫开发是指在旅游资源丰富或比较丰富的贫困地区,通过对旅游资源保护性的开发利用,大力发展旅游业,并以此带动和促进本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大大增强其自我发展的能力,以此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这种扶贫开发方式不同于“民政扶贫”和“贷款扶贫”,它是一种崭新的集约型开发型的扶贫方式,既能给贫困地区“输血”,更能给贫困地区“造血”,并兼有经济和文化(科技、文艺、卫生、体育)的综合性,具有“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的综合优势。63

笔者认为,文物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笔不可或缺的珍贵遗产,每一件文物都凝聚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精髓,也是人类最为宝贵璀璨的文化财富。加强文物保护,对于研究历史,发掘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彰显民族精神、教育后人等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后记:本篇报告的整理与写作得到赵应昌第六世孙赵欣老师的帮助和李并成老师的悉心指导与关怀。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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