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楚汉艺术中写意元素的探索

摘 要：楚汉艺术中的审美主张和艺术表现形式体现了写意性的特点。在物象造型、意境表现、线条使用及构图上虽显稚拙，但古朴生动、大胆自然。沉稳大气的时代风尚使得写意性元素充分具备，而宿迁和徐州周边地区出土的大量艺术作品也充分证明了楚汉写意风格的日趋完备。

关键词：楚汉艺术；写意；夸张；审美

1 楚汉艺术中写意元素的产生与发展

汉代秦而立，依然承袭前代的很多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这其中犹以“汉承楚制”最为突出。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楚汉浪漫主义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统，它是主宰两汉艺术的美学思潮。”楚汉崇仰厚葬，多爱把自己所崇拜与喜爱之物在墓中雕塑成形，镌刻成画。厚葬成为联系家族及巩固家族的纽带与力量，人的理性和想象力在这里得到了平衡，人的情感与寄托在这里得到了尊重甚至是实现。这种厚葬的习俗虽劳民伤财，有诸多弊端，但却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人们自我意识觉醒，精神自由发展的重要阶段。人们把现实生活和诸多神话传说编织在一起，构成了艺术表现的基本主题。而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的沃土，老子、庄子等楚国大哲学家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汉代的艺术观念与表现形式。西汉淮南刘安提出“画者，谨毛而失貌”，班固也曾言“汉兴……雕而为朴”，代表了艺术家对绘画等艺术门类的思考与追求。正是在这种哲学精神及浪漫主义思潮的指引下，楚汉时期的艺术在表现手法上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正如毕继民在《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物画》一书中所说“后世中国画家提出的‘似与不似之间’之说，与前哲庄子的‘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有着内在的文化联系和相同的思维。”而“似与不似之间”正是民族艺术写意性特征的具体表现。所以“庄学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发展史中生生不息，其哲学精神也构成了艺术创作的内在文化取向之一，并由此而演化出中国传统绘画的诸多可遵循的规律。”比起注重以画写形之绘画来，庄子显然更重视和提倡以画抒情，以画写神之绘画品格。在先哲们艺术思想的影响下，在楚风汉韵的氛围中，写意元素在艺术作品中已慢慢萌芽并逐渐壮大，成为了之后人们在艺术创作上的一条规律及审美追求，延绵千百年而独立于世，灿然可观。

宿迁、徐州及其周边地区是项羽、刘邦、韩信等人的家乡。其交通便利，经济富庶，文化发达，此后既是帝王之乡又是王侯子孙和豪族世家的聚集之地。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有著名的汉代墓葬有泗水王陵，泗洪重岗西汉墓，泗洪曹庙东汉墓以及宿城区凤凰墩。其中泗水国经历五代六王，而今泗水王陵位于宿迁市泗阳县三庄乡夫庙村的北部，大青墩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徐州发现楚王，彭城王墓葬九处，其他各类墓葬数百座。比较大型的墓葬有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拉犁山汉墓，北洞山楚王墓，土山彭城王墓等。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的面世充分的证明了宿迁与徐州都是汉代文物的集中出土地，其出土大量的经典艺术品所呈现出的写意性元素极具代表性和独特性。

2 楚汉艺术中写意元素的体现

楚汉尚处于早期绘画的发展阶段，但其对于物象神情姿态、绘画情节场面的把握却可以虚实有度、主次分明。虽技法尚显古拙，但审美之风已然成形。形式上继承了战国五代的古朴画风，又开启了魏晋风度的先河。正如《楚辞》中描绘的充满着艺术想象的空间，其纹样、造型、色彩、构图等方面形成了独特面貌，楚汉艺术的神韵、气质和精神性都充分体现了其写意性的本质与特征。

2.1 对物象神情姿态的描摹与夸张

从宿迁及徐州周边出土的文物来看，楚汉时期的物象造型生动传神，浑朴自然。其中最具写意意味的是动物与人物的形象特征。楚庄王曾以凤鸟自喻，而汉代已经把龙鳞凤翼作为皇权形象，所以凤鸟的地位倍受尊崇，龙凤题材是祥瑞、威严、吉庆的象征。由于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想，现实与虚拟世界相互交织，所以动物与人物的造型大量出现在墓葬之中。宿迁泗水王陵出土的王室用品《s形白玉佩》，透雕连体螭龙凤鸟纹。凤鸟的形态夸张，线条流畅，在玉佩两边呈飞翔之态，中间围绕成圆，方便佩戴，既美观又实用。凤鸟身躯优美，羽翼翻转，造型富于想象，细部刻有云纹装饰，整体流畅柔韧。《龙形玉}》在龙的塑造上更为大气自然，整个玉}像一轮弯月，龙头昂首向上，好似要冲向空中，头部造型虽然简练，但龙的神态与皇家的威严感表现充分。这两件宿迁出土的玉器，是其概括夸张物象特征的典型代表。徐州地区也出土了大量的凤鸟、龙纹造型的物品，其中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S形龙玉佩》最具典型意义。此玉佩以透雕、浮雕的手法雕刻出一条S形玉龙，玉龙腹部前挺，尾部上卷，呈水平状，与锋利龙爪呼应，在S形的动态之中又取得了平衡，使得龙的形象既充满动态又庄严稳重。双目炯炯，鼻阔齿露，毛发翻卷飞舞，身体饰乳丁状涡纹，通体充满写意的元素。不仅想象中的龙凤神兽表现手法写意概括，现实中的动物类题材形象也简洁明了。泗洪县出土的多个石握猪，徐州出土的猪形玉握，玉熊形镇，石羊等，各个造型古朴简单，猪的造型突出鼻子和耳朵，前腿细短，与身子的浑然整体形成鲜明的对比，几条浅刻线条，区别开臀部与大腿。玉熊呈趴卧姿态，同样浅刻出四肢和紫毛，突出眼睛和鼻子，浑圆可爱，憨态可掬。简括造型配合玉石材质，给人以明快温润形简意足之感。宿迁大青墩出土的车马造型，徐州小龟山出土的陶马，凤凰山汉墓出土的陶车马俑阵，其中马匹的塑造匀称健硕，腿部稳健挺拔，头部昂扬，马的造型极具特色，浑圆的身躯、臀部曲线优美饱满，刚劲有力的腿部肌肉线条，全神贯注微微张开的鼻孔，上扬的马首，炯炯有神的坚定目光，显得自信豪迈。符合当时汉代人爱好驱车疾驰的特点，马的造型和石握猪的气质截然不同。车马、武士俑、侍从俑等组成了出行的队伍，浩浩荡荡，威武庄严。其中木俑、陶俑虽两种材质，但造型的特点和艺术处理手法近似，物象鲜活生动，大胆夸张，彰显出写意元素的巨大魅力与感染力。

不仅金器、玉器、陶器等物象造型凸显写意性，两地出土的汉画像石在写意元素的艺术特征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泗洪重岗西汉墓，曹庙东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画像石艺术品，有记录墓室主人奢华生活的《庖厨图》《宴饮图》《杂技图》等，有描绘想象世界羽化成仙的《瑞禽图》《日鸟图》等，出土的动物纹样，多从大处定局，不拘泥细节微小，突出夸张的形体姿态，例如《杂技图》中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四人分两组，一组人物表现“空竹戏”一组表现“倒立”，双人造型相互呼应，仅四肢概括夸张的动作就可以表现出人物生动活泼的动态。又如徐州铜山利国镇汉墓出土的《建鼓图》，同样也是杂技乐舞，画面中心是一面大鼓，左右二人持锤敲鼓，边敲边舞，上部有四人持杆倒立，身体弯曲，腰部紧束，衣袖裤脚飘扬，面部刻画简练概括，虽然人物悬挂于高空，也没有紧张压抑的感觉，相反充满欢乐轻松的气氛。其在雕刻上不求浮华，唯古趣盎然，经宣纸拓出后，更能突出物象基本特征与动态，神韵气质跃然纸上，虽外形粗放，但能够主次分明，姿态夸张，这种以轻形重神，舍形取意的物象造型体现了写意性的本质要求与审美追求。

2.2 对场景、情节的概括与意境表达

楚汉时期，各类纹饰从青铜器、陶器上走下来，转移到了对生命形态、生活场景、故事情节的叙述中来。主题与纹样穿插，现实与想象交织，表现了人们的生命状态与精神内涵。题材选择上丰富多彩，神话幻想，贵族生活以及对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皆有表现。祭祀、宴请、出行、狩猎、农耕、百戏、庖厨等活动，展现出一个生动鲜活而丰富多彩的世界。汉画像石作为这一艺术特色的代表，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的高超技艺与审美追求，其中蕴含的写意元素对后世的艺术创作有很大启发。例如泗洪东汉墓出土的《曾母投杼图》又名《纺织图》，共分上下四格，第二幅画是故事的高潮，曾母由于三次听人谗言，误会曾子在外杀人，故投下梭子，训斥曾子，曾母穿斜襟短袖上衣，高梳发髻，一手扶着纺织机，一手投梭，双目圆睁，口中似念念有词，曾子跪地拱手，听从母亲训斥，神态谦卑、恭敬。虽被母亲误会，却仍恪尽孝道，不敢争辩。这幅画正表现了曾母投杼的那一瞬间，人物刻画个性鲜明，展现主要情节，运用夸张的手法，取最精彩的情节进行展现，这幅图中的汉代织机，是迄今发现的八幅汉代织机中最古老而清晰的，也正是由于故事情节的需要，梭的出现才能被确定到东汉末年。

徐州出土的《邀看比武图》也是分成四格，其情节的刻画同样简洁有力，第一幅是四人邀请，第二幅是四人同行，第三幅刻二人比武，第四幅刻拱手送客，表现主题拥有了叙述性和情节性。特别是第三幅，比武的场面紧张激烈，左右二人各持兵器，一人长枪握于胸前，抬脚向前刺去，一人执于肩部，反手阻挡，二人势均力敌，紧张激烈，周围没有多余的物象，但其中的起承转合淋漓尽致，充分体现了比武高潮的瞬间，人物刻画大气豪放，不拘小节，不是面面俱到，谨毛失貌。

宿迁出土的《凤鸟叨鱼图》和《飞鸟抓鱼图》画像石，同样表现了飞鸟与鱼的题材，但情节设置略有不同。前者一只凤鸟用尖尖的嘴巴叼住鱼，一只用锋利的爪子抓住鱼。一只凤鸟脖子回转，微微向下，鱼儿朝右上方挣扎逃出，无奈凤鸟还是稳稳地用爪子抓住地面，不为所动。另一幅凤鸟昂首向上呈飞翔姿态，羽翼丰满，颈部夸张，尖利的爪子抓着一条肥硕的大鱼，凤鸟嘴巴张开似在鸣叫，充满动感，体现出这一时刻的紧张感。两幅图都表现大胆，动静结合，情节精彩，引人入胜。

画像石中善于表现主要情节与重要场面的作品很多，构思巧妙，概括夸张，极具审美价值。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其他形质的艺术品都具有相同的特质。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金带扣有两对，其图像大致相同，描绘着二熊与马搏斗的情景，一熊爬在马背上撕咬，一熊咬着马的颈部，而马似仍在垂死挣扎，欲起，前腿屈跪，后半身扭转向上，后腿分别被熊按着，咬着。马的颈、胸、腿与臂部部分刻螺旋似凹纹，整幅画面，曲线翻转流利，繁多复杂，动态强烈，情节紧张，表现出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

2.3 线条流畅多变

“线”作为中国画重要的构成因素，不仅仅是作为外轮廓线和内结构线而存在，更有其超越视觉感受之外的独立的情感因素，这正是写意性的精华所在。宗白华曾说“东晋顾恺之的画全从汉画脱胎，以线流动之美组织人物衣褶，构成全幅生动画面。”楚汉时期的用线虽显稚拙，但已渐渐摆脱早期绘画的简单几何形体似的线条，慢慢转向在描摹塑造物象的同时，加入作者的主观情感因素，使得线形变化同样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例如驮篮山楚王墓出土的乐舞俑，舞动的人物弯腰屈膝呈S形，折腰甩袖，袖子的造型款张，其中没有多余线条，用圆转饱满而流畅的长线条，体现了舞动时的优美身姿与服饰的飘逸感。汉画像石中线形的表现同样也朴拙凝重，充满活力，凸显汉代的风骨与神韵。例如宿迁出土的《常青树画像石》，两棵常青树采用直线的勾勒，用线稳重，如锥画沙，表现出常青树的挺拔茂盛。中间托起的日月，笔锋浑圆，弧线圆转自然，线形，如折钗股，表现出对日月的崇拜。整幅画的用线与金石的味道比较接近，体现出汉代线形变化的丰富性，虽不及毛笔的线条那么准确，也有类似李可染的“行笔沉厚、沉点成线”的感觉。徐州铜山徐庄镇安乐村出土的《珍禽异兽、车马图》，采用阴线刻的表现手法，上刻珍禽异兽，翻卷奔腾，下刻车马出行，驱车疾驰。将众多物象化作飞动的线条，运动感和力量感充满画面，远观已觉气韵生动，意在笔先，气脉相连。近观线条或婉转流畅，或刚劲挺拔，或细密或粗放，虚实结合。这些线条的综合运用，使得整幅画面的动态表现感觉有风来习，与“吴带当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楚汉艺术中的用线日趋成熟，根据不同的物象特点和情节需要来处理线条，以线带入情感感受，以线表意，充满着活力与感染力，观者可以感受到创作者的思绪与情感，凸显了汉代的时代精神与气度风韵，体现了“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笔不周而意已周”的写意境界。

2.4 构图新颖、大胆创新

楚汉艺术中展示了大量辽阔深邃的空间意象，充满了运动和力量。通过创作者精妙的构思，运用散点透视，把不同时间和空间，但主题相同的事物布设在同一画面，主次分明，安顿有致。又如《比武图》《纺织图》等。还可以把同一个时间点上所发生的事情一一呈现出来，巧妙地通过隔物换景，补充扩展了主题。例如，《庖厨图》《乐舞图》等。构图上不是繁杂的堆砌，物象虽多又井然有序的充盈其中。这种不受时空约束的构图方法，使得空间的写意特征强烈，令观者充满想象，趣味横生。构图的形式不再是中心对称，反复连续或填充式的模式，而是大量运用了S形、重叠、交错、纠缠，上下穿插，四面延展等手段、构图形式奇异而自由。例如《行龙漫舞图》《青龙玄武图》《二龙穿璧图》等不拘一格的构图表现，在幻想虚拟及夸张变形中得以充分的体现。特别是破掉边缘线，冲出画面的构图形式，使画面更有张力和延展感，让人不由自主地把视线转向下一个故事情节，衔接自然流畅。徐州市利国镇汉墓出土的《二虎相斗图》，两只长有羽翼的老虎向前扑去，双目圆睁，前腿弯曲，抬起虎爪，似要相斗，后腿绷直，强健有力，左面一只飞虎的腿部已蹬出画外，腿部刻画生动清晰，瞬间的力量感充斥画面。铜山周庄散存的一幅《车马出行图》上，前面一人导骑，后有三辆轩车。导骑的马匹正回首向后，但腿部也已跨出了画面，与后面马匹在头部动态上有了区分，又体现出构图上的智慧，充满矛盾与张力。《祥禽瑞兽图》中更是有一只鹳鸟从图中伸出头，另一只鹳鸟嘴里衔着一条鱼，在画外呼应，构图大胆，生动有趣。

楚汉艺术的写意性有着高度的概括力，无论是物象造型的夸张变形，还是主题情节的提炼表达，都不拘泥于细微小节，从大处定局，突出意境与氛围，不求形似，离形得神。加之富于表现力的线条和大胆创新的构图，使得写意性的特点更为突出和强烈，厚重沉稳，生机盎然。楚汉艺术古朴大气的写意性时代特征和审美风尚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

作者简介：张瑞（1981―），女，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国画山水。